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袁淦全

HCMA195/2015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及判刑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5年第195號

(原九龍城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4年第407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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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上訴人承認「管理沒有牌照的旅館」罪(第一項控罪)[1]，香淑嫻裁判官判他罰款10,000 元。另外，經審訊後他被裁定「協助及教唆違反逗留條件」罪(第二項修訂控罪)[2]成立，判入獄3 個月。他不服第二項修訂控罪的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訴。

控方案情

2.去年11 月13 日下午約1 時半，一名民政事務總署職員(控方第三證人)到達深水埗鴨寮街250-252 號1 樓，他用英語向坐在櫃位內的女子[3](以下簡稱「女傭」)訛稱租房，又要求有窗和光猛的房間。女傭帶領控方第三證人到2 樓A4 房看環境，控方第三證人滿意，女傭表示日租450 元。兩人隨即返回1 樓單位，女傭收取兩天租金900 元，又給控方第三證人發收據，收據有簽署和附有「金星賓館」蓋章[4]。女傭又給控方第三證人2 樓A4 房門匙，並收20 元按金。這時，控方第三證人見一男一女(後知是上訴人和女兒)[5]進入1 樓單位。之後，女傭與控方第三證人一起到2 樓A4 房更換床單，控方第三證人此時通知其他人員到場。

3.另一民政事務總署職員(控方第四證人)到達1 樓時，上訴人向他承認是負責人，又表示2 樓是以月租形式出租的。

辯方案情

4.上訴人供稱從沒有要求女傭招呼客人租房，也沒有教她有關手續。事發前他出外午膳，只吩咐女傭看門戶。他10 餘分鐘後返回1 樓，見女傭正與控方第三證人步往2 樓。這時，女傭交他920 元租房錢，他有點意外，隨即步入廚房放下物品。未幾，其他民政事務總署職員到場查問。

5.女傭供稱在同一大廈7 樓當家庭傭工，事發前到1 樓單位廚房替上訴人妻子煲藥，期間，上訴人出外午膳，她在客廳玩手機。控方第三證人到來，她自發介紹2 樓A4 室給該人。後來她把房租共920 元交給上訴人，又取床單到2 樓A4 室更換。她平時看見上訴人在1 樓工作，所以學會了出租房間的手續，沒有人指示她招呼客人。

6.上訴人的女兒供稱，當日她還未到1 樓已見控方第三證人與女傭離開1 樓，正步往2 樓。

裁斷理由

7.裁判官指出，控方第三、四證人供詞吻合，沒有誇大，也合邏輯。

8.裁判官指出上訴人和辯方證供不可信，扼要如下：

a  上訴人供稱，年多以來，家人與女傭常用本地話溝通，女傭聽得多見得多學會了租房的手續。不過，女傭供稱控方第三證人用本地話表示租房時，她不明白。其次，女傭用英語招呼控方第三證人，顯示她習慣用英語交談，裁判官指出上訴人與女傭所講不吻合。

b  當上訴人知道女傭替他出租房間，又交房租給他，竟若無其事不問詳情，只顧把物品拿入廚房，讓女傭與客人步往2 樓。既然上訴人知道女傭這樣做違反他的指示，裁判官認為他的反應不合理。

c  裁判官又認為上訴人有充份時間了解租房詳情，但上訴人卻供稱來不及詢問女傭，實不合理。何況，上訴人大可以叫女傭停下，問個究竟。

d  上訴人指治安不好，要求女傭看門戶，但2 樓卻沒有人看守。其次，會面紀錄中上訴人解釋曾指示女傭「頂一頂」、「睇住間賓館先」[6]，與治安不好，看門戶的講法有很大分別。裁判官認為上訴人不可靠。

e  上訴人供稱女兒本來打理1 樓賓館，當日去了考車牌。但會面紀錄中卻說女兒上班[7]，上訴人辯稱不想連累女兒，裁判官認為這解釋牽強。

f  裁判官指出在1 樓櫃檯內貼著租房價錢表[8]，沒有月租一項顯示上訴人聲稱2 樓是月租的講法不真確。

g  在2 樓A4 房，控方第四證人曾問上訴人，控方第三證人[9]在那裡幹甚麼，上訴人竟說在「睇房」。裁判官指出既然上訴人從沒有指示女傭處理租房事宜，不可能有這想法。當時，上訴人立即指示女傭去買飯，完全沒有必要，裁判官認為上訴人的行徑可疑。

h  上訴人供稱妻子體弱，女傭須經常侍候在側，但當日他妻子卻能獨自由深水埗往銅鑼灣覆診，裁判官認為上訴人證供不可信。另外，究竟妻子晚上在2樓或7樓睡覺，上訴人和女兒的證供明顯矛盾，前者說7樓，後者說2樓。

9.裁判官接受幾位控方證人是可靠證人，他們沒有誇大，證供可靠。裁判官也接受上訴人會面紀錄的招認，不接受開脫的部份。最後，裁定上訴人第二項修訂控罪成立。  

上訴理由

10.上訴人指出女傭給他租金後，他先到廚房放好手上物品再處理事情非常合理。根據證供，上訴人接過租金後只行進廚房，這時女傭已取床單和控方第三證人步往2 樓，沒有證據顯示上訴人會再回頭處理租房的事，反之，上訴人供稱是來不及詢問女傭。如果女傭是自發出租房間，上訴人斷斷不會是這反應，裁判官的質疑合理。

11.既然女傭已收租金，上訴人認為何須再問。證供顯示女傭是初次出租房間，以前從沒有人教她，上訴人又怎會假設她已做妥一切手續，例如紀錄身份證和發單據等等。上訴人的態度與此背景不吻合。

12.上訴人認為自己惹上官非，加上沒有法律知識，不想影響女兒實合情合理。裁判官只是批評上訴人的證供跟會面紀錄不符，他作供聲稱女兒當日考車牌，但會面紀錄卻說女兒上班。上訴人在法庭解釋不想連累女兒，所以會面紀錄說女兒上班。裁判官認為這解釋牽強，女兒協助母親管理1 樓合法賓館並無不妥，裁判官的批評合理。

13.裁判官指出控方第三證人與女兒素未謀面，若女兒所講是真——在梯間未到1 樓已見控方第三證人步往2 樓，控方第三證人不可能預知女兒將會進入1 樓單位，他絕不可能編造上訴人與女兒[10]進入1 樓的證供，可見女兒不可信。

14.上訴人認為賓館有男子，以為是客人是正常想法。既然上訴人從沒有指示女傭招待客人租房，又怎會認定在2 樓A4 房的控方第三證人是客人，而且正在看房間。裁判官指這想法不合理，本席同意。

15.上訴人指妻子須女傭貼身照顧，日子有功，女傭學會出租房間。證供顯示妻子其實可以獨自出外，不必女傭在旁，裁判官質疑上訴人是藉詞解釋女傭懂得租房事宜，本席認為正確。

16.上訴人指女傭不可能坐在1 樓櫃檯內招呼控方第三證人，那裡只60 厘米闊。本席看過有關相片，櫃檯內有抽屜，還有桌面放置電話、記事簿、計數機和顯示屏等雜物，明顯供人在內辦公，內面空間足夠一個人站著或坐著[11]，吻合控方第三證人所講女傭坐在櫃檯內招呼他。

17.裁判官考慮上訴人的證供後認為他不可信，所以不接受他在會面紀錄的辯解——他只吩咐女傭「有咩事等我返嚟先搞」，本席認為沒有問題。

18.上訴人指出當時女傭未吃午飯，所以叫她去買飯，由他負責回應調查，沒有不妥。女傭當時與控方第三證人一起，明顯有內情，未得調查人員同意，上訴人叫女傭去買飯實動機可疑，何況根本沒迫切要買飯，裁判官對他的批評合理。

19.基於以上分析，本席拒絕接受上訴人的理由。其實，女傭給控方證人的單據，不但有賓館印章，還有簽名，不可能是自發處理租房事宜。再者，若女傭不是在1、2 樓工作，又怎會自動取床單到2 樓A4 房更換。再加上控方第三證人的證供，本席認為證據充份，唯一合理推斷是上訴人教唆女傭招待客人租房，所以定罪穩妥，現駁回「協助及教唆違反逗留條件」罪的定罪上訴。

判刑上訴

20.上訴人指判刑太嚴厲，這類罪行是灰色地帶，不用判坐監。

21.裁判官認為上訴人的兒女已長大，可以照顧上訴人患病的妻子。裁判官又指出1 樓金星賓館由女兒代妻子管理，而上訴人經營的另一合法賓館也僱用員工管理，上訴人不應犯法。裁判官考慮過判例張琪 案和何美華 案[12]，她認為這類案件應判即時監禁，遂判上訴人入獄3 個月。

22.張琪 案的控罪與本案相同，都是「協助及教唆違反逗留條件」罪[13]，這控罪沒有量刑指引。該案上訴時，原訟法庭貝珊法官認為應採用何美華 案的判刑原則，雖然何美華 案涉「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罪[14]，貝珊法官同意該案的量刑因素也適用於「協助及教唆違反逗留條件」罪。

23.上訴庭在何美華 案強調，「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這控罪應判阻嚇性刑罰，目的是阻止外地人來港找工作，以免剝奪本地人受僱的機會，這些外地人是非法入境或違反逗留條件並不重要[15]。經審訊後被定罪，初犯者也應判監3 個月。這原則適用於短暫僱傭關係[16]，而涉案僱主知道或罔顧該人是不可合法受僱的人士。若有剝削，涉多個僱員，或重犯等加刑因素，更應大幅加刑。

24.「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罪與「協助及教唆違反逗留條件」罪有共通的量刑因素，本席同意何美華 案的判刑原則適用於本案。其實，利用家庭女傭做合約以外的工作非常普遍，很多時候女傭為保僱傭合約只會啞忍，剝削成份更明顯，應該阻嚇。

25.本席認為3 個月監禁並非過重，現駁回判刑上訴。

答辯人：由律政司檢控官陳詩欣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