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顏佩怡

HCMA 744/2015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刑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5年第744號

(原沙田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5年第15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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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上訴人被控2項「串謀欺詐」罪，在裁判官何俊堯席前承認控罪，裁判官就每項控罪判刑9個月，而2項判刑的一個月監禁則分期執行，因此總刑期為10個月監禁。上訴人就判刑提出上訴。

控方案情

2.答辯人在其書面陳詞簡略地道出有關「假結婚」安排的串謀欺詐行為：

「2. 本案涉及的串謀，是一般俗稱『假結婚』的安排。簡單而言，上訴人在與入境處職員會面時，承認兩度收取他人報酬，與控罪所指的兩名內地男子進行『假結婚』，以方便他們入境香港，隨後來港定居。

3. 就控罪一而言，上訴人在會面中承認經一名朋友的安排，於2003年與內地男子林茂龍進行『假結婚』。其後，上訴人亦向林茂龍提供了自己的身分證明文件副本，供他申請『探親簽注』。上訴人承認在時間中獲得10,000元的報酬。林茂龍最近一次於2007年8月28日以『探親簽注』入境，而有關『假結婚』已於2009年在香港解除。

4.  就控罪二而言，上訴人在會面中承認經一名朋友的安排，於2004年與內地男子王延釗進行『假結婚』。當時，上訴人為了隱瞞與林茂龍的婚姻，便在擬結婚通知書上虛假聲稱自己的婚姻狀況為未婚。其後，上訴人亦向王延釗提供自己的身分證明文件副本，供他申請『探親簽注』。上訴人承認在時間中獲得300元的報酬。王延釗最近一次於2008年4月30日以『探親簽注』入境，而有關『假結婚』已於2010年在香港解除。」

判刑上訴理由

3.上訴人在其表格102 (日期：2015年11月25日)只套用印製的字句說刑期過重。而在附件中說她被詐騙集團利用，現肚中有5個月BB。另外她有2名孩子，希望能和孩子一起。

4.今天上訴人再呈上一頁她手寫的陳述書，性質是求情多於上訴，亦附上上訴人大兒子手寫的信，信上亦畫了2名兒子的人物及熊仔的圖像。上訴人在她自己的「求情」信中說她很自責內疚，使2名小孩「失去保護和安全感，精神受創」。大兒子懂性亦安慰上訴人。上訴人曾想放棄肚中孩兒，承諾會做一個有責任心的媽媽，希望能早日一家團聚。

5.上訴人在2002年7月因一項藏毒罪而判罰$2,000。今天在本席查問下，上訴人說她的姓黃男友是孩子們的父親。出獄後上訴人會在她「奶奶」的地方居住，但上訴人和男友並沒有結婚。上訴人說她2名兒子和肚中的嬰兒都是同父的。本席亦再查問上訴人，上訴人說她的出獄日期是本年6月1日，而預產期是本年5月2日。上訴人在上星期三曾看醫生，而將會在伊利沙伯醫院產兒。

就判刑上訴的討論

6.「假結婚」這類串謀欺詐罪自然理應判處監禁刑罰，以達阻嚇之用。答辯人的書面陳詞指出上訴人求情時，說「上訴人自從受到入境處的調查後，便開始變得精神緊張，亦出現抑鬱、失眠等症狀。此外，她在聆訊當天懷有14週的身孕，但已打算在聆訊後(12月2日)進行墮胎手術。」辯方強調，上述人犯案時只有20歲左右，十分年輕，只是因為經濟困難，受人唆擺下才會一時愚昧，鑄成大錯。辯方亦指出，上訴人實際上只收取1,000元的報酬[1]。

7.本席認為原審裁判官的判刑，依乎過往案件，亦考慮上訴人的個人求情理由，因此說：

「本席考慮到案發的時間早在2003及2004年，當時上訴人仍十分年輕，而在案發後上訴人亦先後育有兩名兒子；從求情信件可見，上訴人一直以來都可說是盡心盡力去照顧他們的。因此從人道立場來考慮，本席願意進一步將兩項控罪的刑期下調之9個月監禁。兩項控罪干犯的時間相差不遠，本席只下令控罪二當中的1個月刑期與控罪一的刑期分期執行。」[2]

8.因此在法理上，本席認為上訴人並沒有任何實質的上訴理據來指出10個月的判刑是明顯過重，或裁判官在判刑時犯上原則上的錯誤。

9.但是，本席同意裁判官所說的「人道立場」，而正正是這立場，使上訴法庭需要在情、理、法的層面上作出恰當的干預。這干預不因上訴人的刑責，而是純然因為犯案者作為臨盆在即的孕婦的身份。本席認為身為母親的刑責不應禍延下一代，使無辜的小生命在其出生証書上，需要一生背負這刑事紀錄的烙印。

10.本席得知上訴人的預計出獄日期是2016年6月1日，而預產期則是2016年5月2日，因此本席以重新審理的形式處理本上訴案件，決定從輕發落，酌情把總刑期減至6個月。這理應可使上訴人在5月預產期之前出獄，而亦使上訴人有相對足夠時間調理自己，減輕壓力和惶恐。當然本席亦希望上訴人能秉持承諾，不會再以身試法，亦會「盡責做一個有責任心慨[的]好媽媽。」[3]

結論

11.基於前述人道立場，本席批准判刑上訴，把2項定罪同樣地判刑6個月，2項判刑同期執行，即總刑期為6個月。

答辯人：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倪振邦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無律師代表，親自應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