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周念慈

DCCC 749/201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5年第7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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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被告人被控一項「串謀犯勒索」罪（控罪一）和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控罪二）。他否認全部控罪。

控方案情

背景

2.寶祥大廈位於油麻地新填地街260至264號。

3.控方第一和第二證人（余偉炎先生和余偉進先生）分別是恒建建築師事務所（下稱「恒建」）的項目經理和老闆。後者是前者的兄長。余偉進先生的洋名是Ben。

4.控方第七證人（曾慶允先生）是曾穩利建築有限公司（下稱「曾穩利」）的老闆。控方第六證人（陳紹儀女士）是曾先生的私人助理。陳女士同意，有人稱呼她「曾太」。

5.事發時，恒建擔任寶祥大廈維修工程的顧問，並委任「曾穩利」為承建商。恒建負責監管「曾穩利」施工，以確保工程的質素。

控罪一

6.2015年6月1日約晚上9時，有人致電余偉炎先生的手     機[1]（來電顯示號碼是6359 1547[2]）。余先生接聽，一男聲問：「你係咪負責寶祥大廈？」余先生回答：「係，有咩嘢事？」對方表示要「攞茶錢」。余先生說：「我係顧問公司。你要茶錢嘅，按行規係同承建商攞，唔係同顧問公司攞。」對方掛了線。余先生稱，他沒有問對方「攞咩茶錢」，但理解「攞茶錢」的意思為「收陀地」。余先生即晚向兄長余偉進匯報此事；並於翌日通知「曾穩利」的職員。

7.陳紹儀女士稱，接了寶祥大廈的工程後，曾接過一個電話，對方自稱劉民，要求「攞利是」，但她拒絕了。

8.其後，控方第五證人（柯仲祥先生，又名「街市華」）應陳女士要求致電劉民，商量如何擺平這事件。

9.2015年6月4日晚上，寶祥大廈地面的大閘遭潑上黑色漆油。6月12日晚上，再遭潑上紅色漆油。

10.6月16日約下午2時，被告人到達「曾穩利」的辦事處。曾先生把10,000元現金[3]交給他，被告人亦開了收據給曾先生（見證物P7）。此時，喬裝「曾穩利」職員的警務人員（控方第四證人探員9181）立刻拘捕了被告人。

11.由余偉炎先生接到要求「攞茶錢」的來電至警方拘捕被告人，當中涉及多次不同證人與被告人的電話對話及面談；不同證人就此作出不同的描述。本席將在較後段落分析相關證言，故不在此贅。

控罪二

12.陳女士供稱，2015年6月10日，被告人致電她數次，要求她就寶祥大廈遭潑漆油的事件向警方銷案。陳女士指，被告人說：「你好去銷案，唔係我會搞你。」

辯方案情

13.被告人選擇不作供，亦沒有傳召辯方證人。這是他的權利，本席不會因此作出對他不利的推論。

證據評估及分析

14.舉證責任在控方，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每項控罪的每一元素。

15.本席細心考慮了每位證人的證供，亦觀察了他們作供時的神情舉止。本席知道，柯先生[4]、陳女士[5]、曾先生[6]均有刑事紀錄，並對自己作出適當的指引。本案的證據，主要來自陳女士、曾先生、柯先生、余偉進先生。本席發現，他們的證言出現不少自相矛盾之處。

16.首先，柯先生稱，跟他在寶祥大廈附近見面、交談的劉民和到富臨酒樓找他的「垃圾池」是同一男子。柯先生亦在庭上指出，被告人就是「垃圾池」。假如柯先生的證言屬實，控罪一便無效(invalid) 。因為一個人不可能跟自己串謀做任何事情（包括干犯刑事罪行）。當然，主控張大律師陳詞時表示，柯先生這部分的證供不準確。關於在寶祥大廈附近與柯先生交談那名男子的身分，陳女士和曾先生的證供模糊不清，完全沒有幫助。

17.第二，根據余偉進先生的證供，2015年6月15日上午，曾先生致電他，要求他協助找一名叫「阿慈」的人，看看「阿慈」能否幫忙解決寶祥大廈的事。余先生稱，他當時想起，2014年曾遇上一名叫「阿慈」的男子，便立刻翻查該名「阿慈」的電話號碼。余先生清楚表示，曾先生沒有告訴他「阿慈」的電話號碼；余先生得到「阿慈」的電話號碼，是同事用WhatsApp發給他的。可是，曾先生卻稱，他致電余先生，要求余先生聯絡「阿慈」，因為自己沒有「阿慈」的電話號碼。而曾先生曾要求余先先提供「阿慈」的電話號碼，但余先生拒絕。關於這一點，電話紀錄清楚顯示，早在6月8日，「曾穩利」的公司手機 (5992 7522) 曾致電被告人的手機（見證物P4B，第98項）。客觀證據顯示，曾先生未必說實話。

18.第三，曾先生稱，是余偉進先生告訴他，寶祥大廈收「陀地費」那人叫「阿慈」。曾先生堅稱，他首次得悉「阿慈」這名字，是余先生告訴他。不過，余先生的證供卻剛剛相反。余先生稱，曾先生致電他後，他才叫同事翻查2014年那名「阿慈」的電話。另一方面，電話紀錄清楚顯示，早在6月8日，余先生（手機號碼 6208 2491[7]）曾致電被告人的手機（見證物P4B，第106項）。對此，余先生的解釋是，自2009年3月接受最後一次化療，記憶力便開始衰退。還有，根據控方第三證人（寶祥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秘書胡先生）的證供，早在6月5日早上（即大廈首次遭潑漆油翌日），胡先生致電曾先生，曾告訴他，有一名叫「阿慈」的人「收陀地」，但曾沒有理會，故曾懷疑是「阿慈」的所為。再次顯示，曾先生未必說實話。

19.第四，余偉進先生稱，找到「阿慈」的電話號碼後，便致電「阿慈」，要求他幫忙找搞事的人談談，希望他們收手。「阿慈」則告訴余，事件與他無關，但可以盡力幫忙，視乎余開出甚麼條件。接着，余先生通知曾先生上述他與「阿慈」的對話。曾向余表示，願意支付20,000元聘請那幫人做少許地盤清潔，希望他們以後不要再搞事。然後，余先生再致電被告人，告訴他曾先生願意支付20,000元清潔費給搞事的人。可是，曾先生在庭上否認，曾經開出上述條件並委託余向「阿慈」傳話。

20.第五，關於6月8日晚上在富臨酒樓的飯局，柯先生稱，當「垃圾池」坐下來，陳女士便立刻離座。然後，他與「垃圾池」談了差不多1小時。整個對話過程，陳女士並不在場。相反，陳女士稱，當被告人出現，柯先生便與被告人走到一旁談話；自己則一直坐在桌前用膳。本席不明白，為何這麼簡單、直接的事情，2人的描述居然南轅北轍。

21.身為陪審員，本席認為，上述全是無法解決的矛盾和分歧。誰人說實話、誰人說謊根本無從稽考、無法分辨。無論如何，本席對柯先生、陳女士、曾先生證言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存疑。唯一對被告人有利的，是余偉進先生的證供。假如法庭信納余先生的版本，被告人便可能只是調停人。換言之，他可能沒有參與勒索，純粹把曾先生支付的20,000元帶給搞事的人而已。這一點，亦並非憑空想像。被告人影印了自己的身份證，作為收據發給曾先生（見證物P7）。試問，真正勒索的匪徒可會如此明目張膽，把自己的身分證副本留下給警方作為證據？最低限度，這一點對被告人有利。在沒有任何反駁證據的情況下，身為陪審員，本席必須作出對被告人有利的推論

22.基於上述理由，本席認為，控方未能就控罪一舉證至毫無合理疑點。本席裁定，被告人罪名不成立。

23.至於控罪二，唯一的證據來自陳女士，但本席並不信納她的證供。故本席亦裁定，被告人罪名不成立。

[1]  余先生稱，寶祥大廈的當眼處，均貼上恒建和「曾穩利」的資料及聯絡方法。

[2]  此號碼屬預繳電話咭（見證物P3）。

[3]  鈔票號碼已預先紀錄。

[4]  1970年，聲稱三合會社團成員；1977年，身為三合會社團成員；還有「刑事毀壞」、「打架」、「盜竊」等罪行。

[5]  2項「串謀行騙」罪（見證物P9）。

[6]  1983年，傷人；1993年，公眾地方打架。

[7]  見證物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