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文聖斌(前稱文盛滿)

CACC 378/2012

[2018] HKCA 640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上訴許可申請

刑事上訴案件2012年第378號

（原高等法院刑事案件2012年第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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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上訴法庭法官關淑馨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1.申請人被控兩項猥褻侵犯罪和一項強姦罪，三項控罪的事主是他家中的印尼籍女傭 (下稱 “X”) 。經審訊後在2012年8月23日，陪審團一致裁定控罪全部罪名成立。2012年9月18日，原訟法庭法官張慧玲就三項控罪判刑，總刑期是八年半。

2.申請人不服定罪，申請許可就定罪上訴。2013年8月29日，上訴法庭舉行聆訊，同日拒絕准許他就定罪上訴，判案理由書在2013年9月3日頒發。

3.申請人服刑期滿後，始在2018年5月23日，存檔動議通知書，要求上訴法庭循 《香港終審法院條例》 (第484章) 第32(2) 條，頒發證書證明本案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觀點，應給予許可上訴至終審法院。他在動議通知書提出涉及本案的法律觀點為：

「上訴法庭在本案引用法律原則是否正確問題?」

4.6月29日，高等法院刑事上訴暫委副司法常務官張天雁作出指示，申請人須於命令起計14天內 (7月13日) 遞交支持動議的書面陳詞，答辯人須於其後14天內 (7月27日) 遞交書面陳詞，申請人須於其後14天內 (8月10日) 遞交回應書面陳詞。司法常務官又明確指示，「經遵行上述步驟或期限屆滿後，除非法庭主動作出其他指示、或訴訟各方申請進行口頭聆訊，否則該動議通知不會進行口頭聆訊，而是通過審閱呈交的文件處理。」

5.司法常務官上述的指示，載於7月4日發給雙方的信，以掛號郵寄申請人的地址。申請人未有遵從指示，在7月13日或之前遞交支持動議的書面陳詞，和在8月10日或之前遞交回應書面陳詞。

6.答辯人在7月27日遞交書面陳詞，不反對動議通知書的申請在沒有口頭聆訊情況下，以通過審閱呈交的文件處理。

7.8月30日，上訴法庭發信申請人，表示傾向不舉行口頭聆訊，雖然遞交書面陳詞期限已過，但仍再給予申請人機會，在2018年9月17日或之前，准許他就申請作書面陳詞。法庭的信聲明，倘若在9月17日依然沒有收到申請人的書面陳詞，就會按照現有的文件和陳詞，裁定動議通知書的申請，不會另行通知。

8.直至目前為止，申請人沒有按照法庭指示，就其申請提交任何書面陳詞。

9.2018年9月19日，法庭收到申請人的信，日期是2018年9月16日。申請人說他仍在等待「有關錄音帶事宜」，要求法庭給予他「相關的時間進行司法覆核」。

10.本庭當在下文詳述，申請人多次要求提供審訊和上訴的錄音帶及謄本的經過。基於下述的理由，本庭拒絕毋需暫緩處理，申請人要求發出證明書向終審法院上訴的申請，本庭也不會舉行聆訊，現以書面形式，處理他的申請。

討論

11.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33(1) 條，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許可的申請，必須在上訴法庭作出決定當日起計28天內提出。

12.《實務指示》2.2 (向終審法院提出的刑事上訴) 第3段規定：

「任何人士如欲向上訴法庭或原訟法庭提出申請，要求發出證明書證明有關案件的決定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他的申請應在原本案件宣判後立即提出。」

13.《實務指示》4.3 (上訴法庭刑事上訴案件判案書的發下) 第4段又訂明：

「儘管實務指示2.2第3段另有規定，現指示：如判案書乃根據本實務指示發下，任何以 “判決涉及重大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論點” 為理由而向上訴法庭要求發出證明書的申請，均須在該案的判案書發下後7天內提出。」

14.申請人的延誤，超過四年半，從任何角度看來，都是極其嚴重的延誤。

15.上訴法庭的判案理由書，在2013年9月3日頒發。他在2013年9月12日申請法律援助向終審法院上訴，申請法援不成功，他亦沒有向上訴法庭申請，要求發出上訴許可需要的證明書。

16.2015年4月30日，他寫信給法庭，要求取得上訴法庭聆訊的錄音帶。2015年6月2日，法庭回信給他，拒絕他的申請，並指出他未有在《香港終審法院條例》指定的期限內，提出上訴許可申請。申請人收到這信後，依然沒有提出上訴許可申請。

17.2017年6月7日，申請人又再申請法援，同樣是不成功。

18.2017年9月5日，他寫信給法庭，聲稱他「申請法律援助就定罪 (逾期提出上訴) 」，但原訟法庭的「錄音謄本2012年8月13及14日真空」，以致他「未能把該內容給翻譯員進行翻譯，確定是否存有錯漏或遺漏，因而影響上訴審訊不公」，而他亦會就着該內容進行上訴。

19.2012年8月13及14日原審的聆訊，主要是事主 X 在庭上作供的證詞。

20.副司法常務官在2017年10月4日作出指示，向申請人提供 X 於2012年8月13及14日作供的謄本。其後原訟法庭知會副司法常務官，X 於2012年8月13及14日作供的謄本，早已在 2013年3月 (上訴聆訊前五個月) ，提供給申請人。

21.2017年10月16日，申請人再寫信給法庭，說他所要求提供的，並非是 X 作供的謄本，而是 X 作供的錄音帶，他的用意是要把錄音帶交給翻譯專家聆聽，「證明該內容是否有錯誤、遺漏、漏洞等議題而作出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覆核的」。他說「最重要的是該兩天的內容正正是 X 由印尼話翻譯成廣東話的錄音口述證供」，所以他要把內容給翻譯專家進行聆聽翻譯。

22.2017年10月30日，聆案官指示提供 X 證供的錄音記錄給申請人。

23.他在2017年12月19日，又寫信給法庭，這次說他沒有2012年8月14日4:06 pm 至 4:35 pm 的錄音，聲稱該內容涉及他上訴的利益及條件，倘若不能查證核實，對於他作為上訴的理據，構成不公。同時，他又再要求提供上訴法庭聆訊的整份錄音帶。

24.2018年1月22日，上訴法庭指示向他提供上訴聆訊的錄音記錄。2018年2月1日，聆案官指示將2012年8月14日4:06 pm 至 4:35 pm 的錄音記錄提供給他。

25.其實，申請人要求提供2012年8月14日4:06 pm 至 4:35 pm 的錄音記錄，與他所說要交給翻譯專家進行聆聽翻譯，是全無關係的。謄本清楚顯示，X 在2012年8月14日作供，到4:04 pm 完結，4:06 pm 至 4:35 pm 的聆訊，是陪審團避席之下，法官與雙方律師討論法律問題，全部以廣東話進行，根本沒有任何印尼話的翻譯。

26.2018年2月27日、3月18日和5月2日，他寫信給法庭，僅僅提供上訴聆訊的錄音記錄還未足夠，他說還要求提供上訴聆訊的錄音謄本。上訴法庭拒絕提供謄本，因為他沒有就申請謄本一事，提供充足的支持理據，而理據是與他擬備之上訴理由相關，況且他亦沒有列出相關的上訴理由。

27.2018年5月23日，他又再申請法援向終審法院上訴，這時他才存檔動議通知書。

28.2018年9月16日，他最後寫信給法庭，說他仍等待「有關錄音帶事宜」，「及該內容可能存有不實的相關疑點，因而導致2018年2月2日才收到的所謂錄音帶，但該內容是真空的」。他要求法庭「給予相關的時間進行司法覆核」。

29.申請人9月16日的信所說，2018年2月2日收到的錄音帶，看來是根據聆案官在2月1日指示，提供給申請人2012年8月14日4:06 pm 至 4:35 pm 的錄音記錄。正如上文所述，法庭已向他提供了2012年8月13及14日原審聆訊的錄音記錄和謄本，包括8月14日4:06 pm 至 4:35 pm 部份 (雖然是毫不相干) ，沒有任何遺漏。

30.申請人對逾期提出申請，在2018年5月23日存檔的誓章，有這樣的解釋。在2012年8月23日至2018年4月28日，他在監獄服刑。他的家人不懂得如何入稟至高等法院及終審法院；因照顧家中幼兒子女五名，未能抽空處理亦不懂如何處理。在囚福利官告訴他，日後如有新理據，可親自前往高等法院及終審法院申請逾期上訴。加上他因經濟困難，不能支付法律代表代為申請。

31.本庭不認為就超過四年半的嚴重延誤，申請人有任何合理的解釋。他一直知道法例對於這申請有制定期限。他雖然在囚，但仍多次申請法援和寫信給法庭要求錄音帶及謄本，他的家人有沒有能力和時間去代他作出申請，顯然是毫不相干。

32.法庭應他的申請，他要求取得的錄音帶和謄本 (除了上訴法庭聆訊的謄本) ，都提供了給他。他之後沒有提出謄本內容有任何錯誤、遺漏、漏洞等議題。他聲稱錄音記錄，「內容可能存有不實的相關疑點」，只是毫無事實根據的臆測。他在動議通知書提出的法律觀點，內容空泛和沒有實質義意，不見得他之前取得的錄音帶和謄本，有甚麼作用和影響。

33.在上訴聆訊時申請人有大律師代表。他的大律師提出了五項上訴理由，涉及原審法官錯誤地引導陪審團，沒有就某些事項引導或適當地引導陪審團，和在某些問題上沒有對陪審團作出持平的指引。本庭已在判案理由書詳細交待，為何不接納大律師的論點，申請人沒有提出任何具合理爭辯的新論點。

結論

34.本庭同意答辯人的陳詞，申請人現提出的申請並不涉及法律觀點，更不屬「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的法律論點」，完全不符合《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32(2) 條的要求。本庭故此行使酌情權，拒絕動議通知書的申請。

答辯人：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吳穎軒代表

申請人：無律師代表，親自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