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鄧桂妹及另三人

DCCC 22/2019

[2019] HKDC 1734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9年第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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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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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賣淫本身在某些情況下是刑事罪行，這樣如果管理及協助管理賣淫就是一個嚴重的罪行。本席其實審案並不會理會你們有否這方面的認知，或者有沒有安排過，或者有否牽涉入內，本席審案並非如此，法律上認為你們要被定罪方可。有些行為有時候擦邊，或者有灰色地帶，唯有你上過法庭，你知道自己這些行為有時未必包括在內，有時又會，如果你們不是做法律這行，有時本席覺得你們的界線就可能未必會太清楚，有時律師都不是太清楚。可以說，有時法官都不是好清楚。

2.但是本席告訴你，就算假設那兩個放蛇的控方證人說的是正確，又假設那個臥底（做了一年）說的是正確，控方的證供其實都好牽強，因為那個月內前後計算，其實主要都是得放蛇那兩個人。那日你們可能做了些有嫌疑的事，但嫌疑歸嫌疑，有嫌疑就值得被人拘捕，你們都好難說是做了嫌疑的事或者說了一些嫌疑的話，人家不採取行動，警方不採取行動，那就即是假設你們有說那些話。

3.那個處所，其實有好大問題，控罪的罪行陳述指整個銀湖芬蘭浴室。本席相信你們都了解，剛才本席與主控官的討論，因為有一定程度大的地方，你一定要跟法律的字眼，指出是把那個處所完全用作那個目的，即一個色情場所的目的。如果控方的字眼收細到那兩間按摩房，那麼關於這個主要或者完全用作賣淫服務，成為一個色情場所或者賣淫場所，其實就容易舉證好多。不過，這亦有事後的問題，就是如果它是一個色情場所，當局就可以封鋪。如果封鋪，本席了解，當然是想封整間芬蘭浴室，只封兩間A、B房，其實是沒甚麼作用。A、B房，第二日又可以有C、D房，其實就沒有甚麼實際作用。

4.不過，因為有時法例亦要平衡，你要對一個處所的管理人或者協助管理人處以一個刑事罪行，要坐牢，理應要對症作出檢控，並不可以如此草率，有時甚或太大貪。就以本案來說，本席就覺得很明顯是太大貪。正如剛才所說，如果是兩間房，就比較容易檢控，但整個場所就其實很難。當然那個效果亦都不同，封兩間房與封整個場所的效果，所以就是檢控得貪心，亦容易不成功。技術上，這個不能夠成立，但實質上，控方都改不到，因為從一開始到現在，控方從來沒有申請要把罪行陳述修改為那兩間房。本席要指出這些技術性的問題，但你們可能都不太相干。

5.明白與否，但本席作為法官，須要指出這些。另外，關於那個臥底警員放蛇，其實本席並不相信他們的證供，因為很明顯他連價錢都不知，價錢牌又不知，但現在不是上去消遣娛樂，而是使用公帑。他一定會知道一些情報，有關正常收費，如果你在原先一個合法正常的按摩的收費再額外收多錢，這就會是一個賣淫的服務，當然賣淫的服務不會廉宜。很明顯，警察以及律政司都知，法庭會看價錢這方面，因為如果你提供正常服務，譬如，正常按摩收費300元，有賣淫服務則收310元，本席傾向這應該不會是事實。相反，正常可能收費300元，你有賣淫服務，可能變成收600元，或者甚至1,000元，即類似的情況，因為價錢是重要的。

6.兩個放蛇的警員，上去好像甚麼都不太清楚的樣子，但這是搜證，上去不是消遣娛樂。他們好像抱有童子軍的心態，價錢牌是重要的，價錢牌寫甚麼又不知。人家如果沒有價錢牌，你更加要留意這間店是一個不合規格的公司，價錢牌都沒有，這些應會留意，舉證這些是要小心的。他說沒有留意，本席覺得其實是在虛構謊言。

7.另外那個做了一年的UC，本席亦不信納他的證言。當然，無可否認他在那兒做了一年，但他的證供，他並非有份協助安排妓女或者管理妓女，你們有人告訴他關於安排，或者認識妓女在場內做些甚麼。其實以他本身的職務，他並非做這些事情，而且他亦沒有任何證供顯示他與你們有甚麼交情。以本席的看法，大家並非深交，說這些事情，其內容如果被警察知道，就會有麻煩。在此情況下，本席並不相信，你會告訴他這些事情。他的職責並非如此，他的職責沒有份安排妓女或者處理過妓女，與你們亦沒有甚麼深交，本席並不相信他的證言。

8.此外，他做的紀錄都有問題，這年代尚要等那個上線的警長拿些紙來，要些正確格式的紙來寫下去？好像有少少兒戲，其實他可以在房內用手機或電腦打定文稿，倘若害怕駭客，打完之後就做書面抄寫。有何理由，要等有那疊正確格式的紙才書寫，又說如果剪貼的話，恐怕別人會誤會是虛假文件。本席不明白，如果是他自己寫的東西，即使如何剪貼，都是他的。

9.本席覺得，他那些解釋並不合理，最初他說他不擔心駭客，亦曾問他為何不早點寫好，好讓記憶尚在比較新鮮的時間寫在手機，然後電郵或傳送電子信息給警長。如果這樣，警長就不用攜帶那疊文件。倘若警長在街上被人見到那疊文件，與及警察所用的那種簿，並寫有場所名稱，本席真不知他會有甚麼後果，而且豈會有人如此蠢。今時今日還用這些？因為他說不害怕駭客，而加密軟件現時是很普遍使用，他後來在庭上才改口供作出增加。

10.即是如果他在庭上在眾多人面前都可以這樣加加減減，他自己在那兒上班，幾小時後下班，就可回去任他作文，即是這些單方面的東西作了出來，又沒有考證的。雖然余大律師問，你可否傳WhatsApp問他，剛才那個客的事，本席又不太同意，因為這樣好像太明顯，本席覺得起碼要用電子器材去記載，然後傳送，何須現場見面呢，其實，根本那位handler都不用來，攜帶著紙張及警察OB簿，有機會在街上遭遇不測。這個年代說這些，如果警察仍然在用這些思維，本席覺得他要承受這樣舉證的後果。

11.由上班至下班到默寫時起碼十幾小時，有時是兩版、三版、不同人物、不同事件，相隔這麼多小時才寫，他寫甚麼就信甚麼，本席當然不會相信。除非他告訴本席他的記性卓越，即有特別的資格、特別的訓練，但他又不是。他自己都有些東西記錯，由他的口供可見，他說某日某人放假，之後作供時，他說記錯了，那日那人沒有放假。可見他隔一會都記錯，何況隔十幾小時，這樣寫下去，他寫甚麼就甚麼，本席覺得這些真是完全不可靠，今時今日還用這種方法去搜證，簡直是恐龍時代，完全不合理。

12.控方以現時那個管理或者協助管理的身分，在法律的層面上是不足夠的，剛才說過，以及在證供上，本席並不相信那三個主要作供的警員。所以本席認為，這個案件控方根本未能證明，證供甚為薄弱，亦不可信可靠，本席裁定各名被告無罪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