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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558/2022
[2024] HKDC 464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2年第5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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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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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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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聰 |
（第一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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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慧雯 |
（第二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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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士: |
律政司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蕭啟業先生及高級檢控官勞泳珊女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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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健業先生，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的謝延豐律師行延聘，代表第一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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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婉嫻女士，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的鄭煥新蔡秀蓮律師事務所延聘，代表第二被告人 |
| 控罪: |
[1]、[2]、[3]、[4]、[6] 及 [9]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Dealing with property known or believed to represent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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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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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第一被告李敏聰先生在本席席前承認他干犯了控罪一、二、三、四及六；第二被告袁慧雯女士則承認干犯了控罪九。概括而言，以上控罪均指李先生及袁女士在不同時段，透過不同銀行戶口或財務機構戶口，清洗不同價值的「黑錢」[1]。
2.在控罪一，李先生承認在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1月19日期間，透過恒生銀行戶口帳戶（號碼329-874895-668）處理了港幣634,155.53元的「黑錢」；在控罪二，李先生承認在2019年9月9日至2019年11月19日期間，透過渣打銀行戶口帳戶（號碼406-8-780247-1）處理了港幣269,114.73元的「黑錢」；在控罪三，李先生承認在2019年9月19日至2019年11月19日期間，透過香港賽馬會名下戶口（號碼31877650）處理了港幣93,172.5元的「黑錢」；在控罪四，李先生承認在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期間，透過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帳戶（號碼C331822565）處理了港幣300,097.69元的「黑錢」；在控罪六，李先生承認在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1月19日期間，透過HKT Payment Limited帳戶（號碼104200763999）處理了港幣70,246.35元的「黑錢」。根據以上控罪，在涉案期間，李先生合共處理了港幣1,366,786.8元的「黑錢」。
3.袁女士則承認在控罪九，在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期間，透過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戶口（號碼D132481824）處理了港幣311,194.65元的「黑錢」。
4.案情主要指[2]：
5.在所有關鍵時間，李先生及袁女士為朋友，由於警方發現在涉案期間，李先生及袁女士的涉案戶口有不尋常的活動，例如與李先生及袁女士經濟背景不相符的提存金額，頻繁密集的提存活動等，警方調查後，揭發李先生及袁女士干犯以上控罪。
起刑點
6.在 HKSAR v Hsu Yu Yi [2010] 5 HKLRD 545 一案，上訴法院指「洗黑錢」的案件並無量刑指引，但列出法庭判刑時應考慮的情況：
「9. 由於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這類案件會涉及不同的案情，故此法庭沒有定下量刑指引。但以下各點是量刑的參考因素：
(1) 涉案的金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得的利益。
(2) 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的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的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是有關連的因素。
(3) 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4) 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分，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的形像受損。
(5) 涉案的時間。」（見第9段）
7.在處理 許有益 一案時，上訴法院提及在 HKSAR v Abayomi Bamidele Fayomi (CACC 197/2005) 一案，上訴人被控三項洗黑錢控罪，涉案金額是 HK$1,243,261.78，該筆金錢是一宗詐騙罪的收益。上訴法庭同意3年6個月監禁為量刑基準是適當的。（見第13段）
8.在 律政司司長 訴 雲國強（Wan Kwok Keung）[2011] HKCU 946 一案中，上訴法院指：
「12. “洗黑錢” 是嚴重罪行，原因是 “洗黑錢” 不但間接地鼓勵犯罪活動，更試圖把犯罪得益合法化。為了打擊嚴重罪行，避免犯案者獲得經濟利益，阻嚇 “洗黑錢” 罪行是必需的（見上訴法庭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Javid Kamran (CACC 400/2004)、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Xu Xia Li 及另一人 [2004] 4 HKC 16 等案）。
13. 一般而言 “洗黑錢” 罪行的判刑應主要反映清洗 “黑錢” 的數額，而非被告人或其他人的得益。原因是要證明有關得益，非常困難而在大多數 “洗黑錢” 案件亦可能沒有證據顯示 “黑錢” 究竟是從甚麼公訴罪行所衍生的。當然如有資料證明 “黑錢” 源自嚴重罪行，包括販毒、擄人勒索、非法販賣人口和其他有組織罪行等或被告人的得益極大，則判刑理應上調。
14. 本庭在其他多宗同類案件亦列出其他和判刑有關的因素，包括犯案的次數及犯案時間的長短、被告人參與和 “黑錢” 有關罪行的程度、罪行是否有組織及是否精密等等。
15. 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案，上訴法庭張澤祐法官在判案書上列出多宗 “洗黑錢” 案件所涉的金額和判刑。當涉案 “黑錢” 是100至200萬元時，量刑基準約為3年，300萬元至600萬元約為4年，而1,000萬元以上則可超過5年。」（見第12-15段）
9.在 HKSAR v A male known as Boma Amaso [2012] 2 HKLRD 33，上訴法院指：
“24. The courts of this jurisdiction and of others have regularly commented that such is the variety of circumstances in which money laundering offences are committed and such the widely different roles played by those convicted of these offences, that it is one of those categories of offence in which it is neither realistically possible nor desirable to attempt guidelines. Nonetheless, because of the apparent disparities and in the light of counsel’s submissions we have considered the question what assistance, if any, might usefully be provided.”
10.在判刑時，法庭應該考慮：
“(1) The nature of the predicate offence, if known, and the penalty available for the predicate offence…
(2) This brings us to the question of the state of knowledge of the offender. This divides itself in two –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of the predicate offence, where the predicate offence is known to the court; and knowledge of the fact that the funds are the proceeds of an indictable offence…
(3) A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will always be a significant aggravating feature; and by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we include money laundered from, or for those operating in, the Mainland.
(4) 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 offence is always relevant. This will include the degree of planning and whether deceit is practised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5) Where the offence is committed by or on behalf of an organized criminal syndicate, that is an aggravating fact.
(6) It is relevant to take into account whether there is one transaction or many and the length of time over which the offence was committed.
(7) … it will be an aggravating feature where the offender continues to launder funds after he has discovered as a fact that the funds are the proceeds of an offence or after he has discovered the nature of an offence which is serious.
(8) The sentencing court should have regard to the role of the offender and the acts performed by him. …”
11.辯方對以上法律原則並沒有爭議。
12.控方另外提供了一些與本案涉案金額相近的判刑案例供法庭參考，辯方對以下案例亦無爭議：
與本案涉案金額相近的判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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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
所涉金額 |
量刑起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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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吳子明(未經編彙，HCMA 454/2005) (第2、31段) |
49,000元 |
12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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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潘惠雅(未經編彙，[2023] HKCFI 1720) (第3-4、20段) |
95,514.50元 |
12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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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鄭家偉(未經編彙，HCMA 106/2013) (第2、11-12段) |
294,800.10元 |
15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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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高翠玉(未經編彙，[2021] HKCFI 1671) (第2、74-76段) |
342,354.94元、233,696.61元及469,602.15元 |
10個月、8個月及10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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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吳建兵[2012] 1 HKLRD 777 (CACC 32/2011) (第13-14段) |
四項罪行涉共310,000元 |
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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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方志鑫[2020] 2 HKLRD 687, [2019] HKCA 121 (第99、104段) |
兩項控罪涉及分別409,000元及37,100元 |
2年半及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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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蘇青松及其他人(未經編彙，CACC 308/2010) (第42段) |
D16所處理的款項有685,000元 |
15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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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KSAR v Abayomi Bamidele Fayomi (未經編彙，CACC 197/2005) (第2、8段) |
三項罪行涉及共1,243,261.78元 |
3年半 |
13.正如案例所指，牽涉洗黑錢的案件的背景、情況千變萬化，上訴法院並沒有定下量刑指引，相關案件的判刑，只有參考價值。
加刑、減刑
李先生
14.李先生雖然選擇承認控罪，但他是在審前覆核時才表達該意願，他只可以獲得百分之20至25的減刑（見 HKSAR v Ngo Van Nam，第224段）。縱觀整個案情，本席會以百分之22.5為減刑百分比。
15.李先生過往並無刑事紀錄，但根據代表他的譚健業大律師的求情及背景報告，本席認為他除了承認控罪外沒有其他求情理由。
16.根據案情，本案不涉及國際原素，涉案時間約兩個多月，犯案手法相對簡單，沒有證據顯示李先生知道涉案黑錢的源頭或所牽涉的罪案。
17.就控罪一，李先生處理了634,155.53元的黑錢，本席以監禁15個月為量刑起點，在扣減百分之22.5後，純數學的計算為監禁11.625個月。
18.就控罪二，李先生處理了269,114.73元的黑錢，本席以監禁12個月為量刑起點，在扣減百分之22.5後，純數學的計算為監禁9.3個月。
19.就控罪三，李先生處理了93,172.5元的黑錢，本席以監禁12個月為量刑起點，在扣減百分之22.5後，純數學的計算為監禁9.3個月。
20.就控罪四，李先生處理了300,097.69元的黑錢，本席以監禁15個月為量刑起點，在扣減百分之22.5後，為監禁11.625個月。
21.就控罪六，李先生處理了70,246.35元的黑錢，本席以監禁12個月為量刑起點，在扣減百分之22.5後，為監禁9.3個月。
22.本席再將以上監禁時間，向下捨入（round down），得出控罪一的刑期為監禁11個月，控罪二的為9個月，控罪三的為9個月，控罪四的為11個月，及控罪六的為9個月。
23.本席再考慮以整體量刑原則，認為將控罪四的8個月監禁及控罪六的9個月監禁，與控罪一的刑期同期執行是合適的，因此李先生的總刑期為監禁32個月。
袁女士
24.袁女士在控罪書承認她在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期間，透過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名下戶口（號碼D132481824）處理了港幣311,194.65元的黑錢。
25.袁女士的案情同樣不涉及國際因素，涉案時間約兩個多月，犯案手法相對簡單，沒有證據顯示袁女士知道涉案黑錢的源頭或牽涉的案件。
26.本席以監禁15個月為控罪九的量刑起點。
27.袁女士坦白承認控罪，可以獲得三分之一的減刑。本席獲告知在本案袁女士向控方提供了有實質作用的資料，該些資料令到原本不認罪的李先生，在得悉袁女士提供的資料後，選擇承認控罪。
28.根據 Z and HKSAR (2007) 10 HKCFAR 183，上訴法庭曾多次考慮向當局提供協助的被告人所應該獲得的刑期減幅。對於曾向當局提供協助而未有出庭作供的被告人，上訴法庭通常將刑期扣減40%（包括因被告人認罪而給予的三分一扣減）；假如被告人亦曾提供真實和重要的證據，上訴法庭通常更將刑期扣減50%。（見第23-24段）
29.控方對以上原則並無爭議。
30.根據控辯雙方的陳詞，因為袁女士提供資料予控方，導致李先生由原本不承認控罪改為認罪，因此袁女士所給予的資料，除了有實質作用外，還大大的協助了控方。在 HKSAR v Lo Sze Tung Stephanie, [2019] 1 HKC 309, p.325 第64段，上訴法院在分析了一連串案例後指：
“64. From our analysis of the authorities we are satisfied that within the 40%-50% discount range there is a category of cases relating to a defendant who has offered to testify for the prosecution but whose offer has not been taken up because of some supervening event beyond the defendant’s control.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category not only ensures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sentencing process, it also provides support to the underlying policy of the courts by encouraging cooperating defendants to become more than just an informant. After all, convictions are obtained through evidence, not information, and not too infrequently the cooperating defendant will be the only source of that evidence.”
31.本席認為袁女士的整體減刑折扣（包括袁女士儘早認罪的三分一扣減）應為百分之45，下調後，在純數學的計算袁女士的判刑為監禁8.25個月，本席再向下捨入為監禁8個月。
32.袁女士的心理報告顯示她的智商為81±3，即在100個與她同齡的人中，她的智商是等於或只較當中10個人為高。她的精神科報告顯示她於2019年年中開始，因思覺失調而要接受治療，病徵包括幻聽、抑鬱等。她之前沒有刑事紀錄。案情顯示她今次犯案主要因為受到李先生唆擺、安排，並非主謀，角色相對輕微。心理報告指她獲得深刻教訓，重犯機會較微。
33.本席認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啟發 [2021] 4 HKLRD 351 一案有參考價值。在該案，上訴人承認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違反《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228章）第17條，他當時年約32歲，有輕度智障，原訟法庭指：
「16. 若然被告人的智障與他所干犯的罪行有因果關係（causation）或是實質地導致他干犯罪行（materially contribution），那麼被告人的智障可能減輕他在道德上（而非法律上）的罪責，從而影響判刑：參見 Henry v R。
17. 然而，若被告人是低智商人士，理解判斷能力較一般人低，這可能構成減刑的理由，原因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幾項：
(一) 被告人雖然懂得分辨對錯，但他對社會判斷能力和自制能力薄弱，對道德觀念的認識有限，不理解錯誤行為的後果和嚴重性：見 R v Taylor；R v Harvey；及 R v James Walter B。
(二) 被告人的智障或關乎法庭是否有需要採納具阻嚇性的懲罰。阻嚇涉及針對被告人個人和其他人士兩個層面。就阻嚇被告人個人方面，若然他的殘障導致他無法自制，無可選擇地犯事，那麼對他施以具阻嚇性的懲罰，一來未必有作用，二來亦可能是不恰當的（inappropriate）：Muldrock v R。另一方面，若為阻嚇其他可能犯事的人而言，那麼被告人的個人特質，則不一定會被給予顯著的比重：見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Yan Shen；HKSAR v Tang Ho Yin 及 HKSAR v Chan Sau Lan, Becky。
(三) 此外，倘若被告人因他的智障，會令他的牢獄生活造成「額外的負擔」（additional burden）：R v Van Boxtel 及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何鵬；或是對他的精神健康構成「嚴重風險」（serious risk）：R v Verdins，以上的情況可能構成求情理由，使法庭在判刑時採取一個比較寬容的手法處理。
18. 就某一案件中，被告人的智障是否能構成求情的理由；如果能，該求情理由的比重應有多少，這些都需因應案件的性質和嚴重性；被告人殘障的性質及程度；該殘障與控罪是否有關連，對被告人有什麼影響；以及其他特殊情況等一系列因素而定：參見 R v Verdins；R v Grossi。此外，對於某類型案件，包括（但不限於）性罪行或涉及暴力，法庭亦要同時顧及到保障公眾安全的需要：見 R v Stabler 及 律政司司長 訴 林裕偉。」
34.最終原訟法庭判該上訴人上訴得直, 他由原本被判監禁8個月（包括原本三分一的減刑，即起刑點為監禁12個月），原訟法庭縮短他的刑期, 亦因為他已被囚禁4個半月，原訟法庭下令他可以即時獲得釋放。
35.考慮到以上情況，本席會考慮其他判刑選擇，所以會先替袁女士索取社會服務令及感化官報告，再等候控辯雙方進一步的陳詞，期間袁女士需要還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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