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蘭及另一人 對 車之城有限公司

DCCJ 774/2019

[2024] HKDC 804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民事訴訟2019年第7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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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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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這是一宗涉及二手汽車買賣合約糾紛的審訊。簡要而言，第一原告人王玉蘭女士（以下簡稱「王女士」及第二原告人鄺家寶先生（以下簡稱「鄺先生」），聲稱他們是基於被告人當時的營業員陳述該二手車的行車里數為6萬公里，才與被告人訂立合約。後來發現里數表曾被非法干擾，真正的行車里數超過20萬公里。因此，入稟本法院要求撤銷合約及賠償。

2.被告人一開始已有律師代表答辯，到了審訊前才選擇自辯，由其董事林志生先生（以下簡稱「林先生」）出庭應訊。林先生在案發時是被告人其中一名股東，另一名股東是其弟弟，林志帆先生，各佔50%的股權。在本審訊中，王女士及鄺先生均有出庭作供；被告人則由林先生及當時的營業員胡佐翰先生（以下簡稱「胡先生」）出庭作供。在原告方開案時，經與法庭討論後，林先生代表被告人不再爭議鄺先生當時是有代表王女士，與被告人訂立合約，並同意在本案中，兩名原告人是共同與被告人訂立合約，法庭亦批准了原告方在申索陳述書作出相關的修訂。為完備起見，本庭需指出，法庭根據本案中的證據作全面的觀察後，亦得出同樣的結論。

3.另外，林先生不爭議原告方在審訊文件冊提供的WhatsApp記錄及鄺先生與他及被告人其他相關人員對話的錄音騰本，及內容中相關對話人士的身份。

就本案背景作出的事實裁斷

4.經小心考慮審訊中雙方提出的所有證據及陳述，本庭認為王女士及鄺先生的相關證供，經盤問後，整體是可靠、可信的；而若林先生的證供有與鄺先生證供相違的地方，法庭接納鄺先生的證供而拒絕接納林先生的證供。基於上述，法庭作出以下的事實裁斷：

(1)  王女士和鄺先生為外母與女婿的關係。鄺先生想購買一部七人車，他認為以他個人的入息，不容易申請到汽車貸款（俗稱「上會」），所以希望以王女士的名義登記做車主，替他作相關貸款申請，供款實際上是他本人負責清還。

(2)  於2018年4月1日，鄺先生在互聯網上搜尋購買二手車， 透過網上刊登廣告提供的聯繫方法，以WhatsApp對話方式向胡先生（被告人當時的營業員（salesperson））查詢他感興趣的二手車資料。

(3)  同日通過WhatsApp對話，胡先生代表被告人向鄺先生推薦了一輛本田Honda RK5的二手車，鄺先生向胡先生查詢該汽車行了多少公里，胡先生回答6萬公里（以下簡稱「該陳述」）。有關對答節錄如下：

“鄺先生問：行左幾公里？

胡先生答：60,000公里”（強調後加）

(4)  於2018年4月2日，鄺先生按胡先生提供的地址，到被告人位於旺角的汽車陳列室（以下簡稱「該陳列室」），查實該汽車的售價、車齡、型號及行車里數後（當時，他看到的行車里數表顯示的里數為6萬多公里，與胡先生早前對他陳述的60,000公里相若），鄺先生本人及代表王女士，便與被告人（由胡先生代表）簽訂汽車轉讓合約（以下簡稱「該合約」），以HK$138,000購買一輛本田七人二手車（以下簡稱「該汽車」）（型號Stepwgn Spada RK5，登記號碼：PX2046，登記年份：2011）。

(5)  於2018年4月17日，鄺先生聘用的驗車公司「香港驗車」的檢查人員，到該陳列室檢驗該汽車，期間該檢查人員，把該汽車行車里數讀數（60,937公里）記錄在驗車報告中。

(6)  當天，王女士亦有到該陳列室簽訂與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建設銀行」）就該汽車訂立的租購協議，貸款金額為HK$120,000，及汽車保險等文件。這些文件是被告人事先準備好的。除此之外，王女士並沒有參與與被告人訂立合約的事宜，基本上她是全權委託鄺先生代她與被告人簽訂合約。

(7)  該汽車的轉讓於2018年4月20日在該陳列室進行成交，連同早前已向被告人支付HK$20,000的訂金，鄺先生成交當日再支付尾數HK$17,444，原告方向被告人支付了合共HK$157,444（即車價HK$138,000及各雜項費用的總數HK$19,444）。然後，鄺先當日便從該陳列室駛走了該汽車。

(8)  約於2018年5月1日，鄺先生發現該汽車機油消耗得非常快，引擎的震動很大。他向胡先生投訴，胡先生建議做輪胎平衡，但做完後，引擎的震盪情況仍沒有改善。

(9)  於2018年5月5日，鄺先生從互聯網一個車會群組得知，該汽車的香港總代理大昌行集團（以下簡稱「大昌行」），對他們代理銷售的本田七人車如因引擎問題產生不正常機油損耗，會提供一定年期的保養。

(10)  其後，約於2018年5月19日，鄺先生把該汽車送到大昌行維修中心檢查引擎，從維修人員得知，由於該汽車的行車里數多，導致引擎某些部分產生長期摩擦損耗，出現不正常的機油消耗，鄺先生亦獲告知該汽車對上一次送到大昌行維修中心作維修，當時紀錄的行車里數與這一次有不正常的出入，所以拒絕維修，並建議鄺先生向大昌行維修中心的客戶服務熱線查詢。其後，鄺先生撥打該熱線，獲告知根據大昌行維修中心的記錄，該汽車曾於2016年4月12日被送到同一維修中心修理，當時的行車里數讀數約為204,000公里。同日，鄺先生亦致電胡先生告訴他這情況。

(11)  其後，鄺先生與被告人不同的人員（包括胡先生和林先生）嘗試協商解決有關問題，但最終未能成功。事實上，從案中雙方的電話文字短訊或語音短訊的對話謄本中看到，早於2018年5月23日，鄺先生已對胡先生表明不會接受該部汽車[1]，基本上因為他購買該汽車時的認知是行車里數約為6萬公里，但大昌行的紀錄顯示實際上行了20萬多公里，兩者相差太遠。

(12)  在2018年7月25日，鄺先生發給林先生的短訊亦顯示他要求取回所支付的車價、上會的利息、維修費等費用[2]。2018年9月10日及9月18日的短訊，鄺先生亦有表明要求退車退款，若被告方不回覆，他會採取法律行動，屆時會要求全數索償[3]。

(13)  另外，約在2018年6月[4]，鄺先生就這事向香港海關舉報，協助調查。海關後來拘捕了一名梁姓男子（以下簡稱「梁先生」），涉嫌非法干擾該汽車的行車里數表。

(14)  在2018年12月18日，原告方正式透過其律師向被告人發函[5]，要求撤銷該合約、退還HK$157,444及賠償損失，並要求被告人取回該汽車。在2019年2月18日，正式入稟本法院向被告人作出追討。

(15)  於2019年9月16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梁先生承認控罪，並同意案情[6]。其中的案情指出，根據大昌行的記錄顯示，於2011年10月15日至2016年4月12日期間，該汽車被送往大昌行維修檢查18次；於2016年4月12日最後一次檢查時，所錄得的里數表讀數是204,566公里。另外，該汽車在2011年6月21日首次作出車輛登記，當時為全新車輛，其登記車主是「伊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伊頓」），直到轉名至王女士名下之前，「伊頓」是該汽車的唯一前（登記）車主。該汽車在「伊頓」於2017年3月4日出售予梁先生時的售價為HK$66,000。

責任問題

5.原告方在審訊中由高忻廉大律師代表，雖然申索陳述書有提出不同的訴因作追討，但聽取過高大律師的陳述，及與他作出相關法理上的討論後，法庭認為原告方在是次審訊中主要是依賴「失實陳述」為訴因，作為撤銷該合約的基礎，要求取回訂立合約時所支付的款項，並引用《失實陳述條例》，追討因該失實陳述訂立合約而招致的損失。

抗辯理由

6.在審訊中，觀乎林先生在庭上的陳述、他對原告方證人的盤問，及早前被告人律師所撰寫的抗辯書來看，與本審訊有關的抗辯理由，主要是圍繞以下要點：

(1)  被告人不知道或不應知道原告方會依賴被告人就該汽車的行車里數所作出的陳述[7]（“抗辯理由一”）；

(2)  原告方不容反悔（estopped）去賴被告人就該汽車的行車里數作出的任何陳述，因原告方已安排香港驗車為該汽車進行獨立的檢驗，原告方的檢驗並沒有顯示任何缺陷（defects），原告方亦已提取車輛[8]（“抗辯理由二”）；

(3)  該汽車的行車里數，並沒有成為該合約的條款，原告人亦不容反悔（estopped）去倚賴被告人就行車里數方面作出的任何陳述[9]；（“抗辯理由三”）；

(4)  該合約中訂明，該汽車的行車里數「只作參考」，由於該汽車是二手車，被告人不能就該汽車的行車里數作出任何保證[10]（“抗辯理由四”）；

(5)  該合約訂明，該汽車是以「現狀」賣出[11]，原告方有責任確保該汽車設備齊全，滿意後簽收，被告人公司一律不負責任（“抗辯理由五”）；

(6)  被告人並不知道、沒有理由懷疑、甚至作出合理的努力，亦不能發現該汽車的行車里數實為204,000公里[12]（“抗辯理由六”）；

(7)  由2018年4月20日起計至2019年1月16日，該汽車已行駛了超過23,000公里，因此，撤銷合約已不可能[13]（impossibility of restitutio in integrum）（“抗辯理由七”）。

本案的主要議題

7.基於上述，法庭認為本案的主要議題如下：

(1)  被告人有否對鄺先生作出失實陳述（“議題一”）；

(2)  鄺先生事實上有否倚賴該失實陳述（“議題二”）；

(3)  若上述兩個議題的答案均是「有」，王女士及鄺先生現時仍可否要求撤銷合約（“議題三”）；

(4)  王女士及鄺先生應獲得哪些濟助及/或賠償（“議題四”）。

分析

議題一

有關失實陳述

8.首先，根據香港海關的調查及大昌行的維修記錄顯示，到了2016年4月12日，該汽車的行車里數已達204,000公里。經考慮本案所有證據後，本庭裁斷在相對可能性下，胡先生在2018年4月1日 透過回答鄺先生的問題，實際上是向鄺先生陳述該汽車行了6萬公里（以下簡稱「該陳述」），而這是屬於事實的陳述。

9.另外，不爭的事實是，當時胡先生是被告人的營業員， 基於審訊的證供，在本案的事實背景下，法庭認為當時胡先生向鄺先生推介二手車，明顯不是以個人身份，而是以被告人代理人的身份這樣做。其中，被告人的行為（包括安排胡先生代表被告人向鄺先生推介該汽車，以及與鄺先生簽訂有關買賣合約），明顯地向鄺先生表明胡先生是得到被告人的授權去告訴鄺先生有關該汽車的基本資料（包括該汽車的行車里數，本庭亦認為這是客人購買二手車時經常會注重的資料），以令他可依賴該些資料去考慮是否與被告人購買該汽車；而根據下文的討論，鄺先生事實上亦有倚賴該陳述，與被告人簽訂合約。

10.經小心考慮過本案的證據後，本庭裁斷，在相對可能性下，胡先生在2018年4月1日是代表被告人向鄺先生作出了該陳述，而該陳述是失實的，因為事實上，該汽車當時已行走了不少於204,000公里，遠超於胡先生所陳述的6萬公里。

議題二

鄺先生有依賴該陳述

11.基於本案的證供，法庭接納鄺先生的證供，裁斷他是有倚賴該陳述，代表自己及王女士與被告人訂立該合約。首先，如上文所述，行車里數是一個關鍵（material）因素，確實影響到鄺先生和王女士購買案中二手車的決定。其次，本庭接納鄺先生的證供，假如被告人沒有作出有關失實陳述，他和王女士，並不會向被告人購買該汽車。鄺先生在這方面的證供經盤問後，仍是完整無缺的。另外，鄺先生在作供時亦清楚指出，在訂立該合約前，被告人從沒向他提及過該行車里數表所顯示的里數有可能是假的，案中亦沒有其他證據顯示他知道所獲告知的行車里數是不真確的。因此，法庭認為該陳述確實促使了（induced）鄺先生及王女士與被告人訂立該合約。見：Chitty on Contracts, 第35版，第一冊（以下簡稱「Chitty on Contracts」），第10-044, 10-045–10-047段。

12.明顯地，行車里數是消費者購買二手車時，很自然地會考慮到的一個關鍵因素。就算林先生和胡先生作供時，亦難以否認這點。另外，在2018年4月2日，鄺先生亦特別關注行車里數，事先查看該汽車的行車里數表，是否與胡先生早前所陳述的一致，才與被告人簽訂該合約。雖然在庭上，胡先生說他沒有在該汽車的電子儀表板上按鍵去顯示行車里數表給鄺先生看，但法庭接納鄺先生的證供而不接納胡先生在這方面的證供。法庭認為鄺先生的證供較為可信；尤其是，他在4月1日已關注該汽車的行車里數是多少，亦是他主動問胡先生的，而在4月2日決定買車前，先查看行車里數表合乎情理，況且，該合約上並無標明該汽車的行車里數是多少。

抗辯理由一

13.基於上述，法庭拒絕接納抗辯理由一，法庭認為這並非有效的抗辯理由，因為嚴格上來說，基於本案的背景，被告人是否知道鄺先生倚賴該陳述，並非法庭要考慮的根本問題。關鍵的議題是究竟該陳述是否向鄺先生作出[14]，而鄺先生事實上有否倚賴該陳述，而根據上述的分析，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明顯是正面的。而去考慮後者的問題時， 在證據分析上，法庭亦會顧及接受陳述的那一方（representee）是否合理地倚賴該陳述[15]，或該陳述是否涉及關鍵的資料。

14.Cartwright所著的Misrepresentation, Mistake and Non-Disclosure, 第4版（以下簡稱「Cartwright」），第4-33段有相關的闡述如下：

“4-33 Materiality” of the statement; proof of reliance. Although judges have often referred to a requirement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be material in the sense that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have relied on it, the better view appears to be that as a general rule this is not a separate requirement, and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the representee in fact relied upon it in entering into the contract. But if the statement is material, it is easier to establish that the representee relied on it: the materiality of a statement raises an inference of fact that the representee, the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to whom it was addressed, relied on it; this places the representor the burden of adducing evidence to rebut the inference...” (強調後加)

15.顧及本案所有證據後，法庭亦裁斷，在相對可能性下，被告人是理應知道原告人是有機會倚賴該陳述，與被告人訂立合約。其中，明顯地，胡先生向鄺先生作出行車里數的陳述時，用意是能令鄺先生獲得該汽車的一些關鍵資料，讓鄺先生去考慮購買他推薦的二手車。法庭亦認為鄺先生倚賴該陳述，與被告人訂立合約，是合理的。

抗辯理由二

16.至於就抗辯理由二，被告人申述，原告方自己已為該汽車安排進行獨立的檢驗、有關檢驗並沒有顯示任何缺陷。在「失實陳述」作為訴因的前提下，法庭認為這些說法， 實無關宏旨。首先，該合約並沒有包含原告方「沒有依賴」被告人所作出的陳述或之類的條款（non-reliance clause）。而「香港驗車」的報告中表明有關驗車是「不會拆裝及移除汽車的任何組件」及「而有關的驗車程序主要以觀察汽車的外在情況為準」[16]。因此，有關驗車是不能檢驗到該汽車的里數表有否曾被干擾，其讀數是否真確的問題；所以，鄺先生實際上是無法倚靠該驗車報告，來判斷有關行車里數表所示的里數是否真確。因此，鄺先生安排香港驗車檢驗該汽車，在本案的情況下，並不妨礙他倚賴該陳述，代表自己及王女士與被告人訂立合約。

17.為完備起見，被告人在其再經修訂抗辯書第8段曾作訴 — 「當胡先生回答鄺先生的查詢說該汽車已行駛了60,000公里時，他表明這是有待鄺先生聘用的驗車公司驗車後才能作實的」，原文如下：

“8. When the 2^nd Plaintiff inquired inter alia about the mileage of the Vehicle, Wu Cho Hon said the Vehicle had been driven about 60,000 kilometres but subject to confirmation upon motor inspection to be conducted by a qualified inspector or company engaged by the 2^nd Plaintiff at his own costs.” （強調後加）

18.但其後，不論在林先生或胡先生的證人陳述書中，或他們兩人在出庭作供時，對這方面的指稱卻隻字不提，原告方的答覆書否認有這回事。法庭認為被告人這方面的指稱，毫無證據支持，實爲子虛烏有。

19.另外，就原告方已提取車輛的說法，這同樣不是有效的抗辯理由，以妨礙原告方以「失實陳述」作為獨立的訴因，要求撤銷該合約。鄺先生在提取該汽車後直至他從大昌行維修中心發現行車里數的問題前，都不知道他有權利退回車輛。更重要的是，根據《失實陳述條例》第2條，縱使該合約已履行，原告方亦可在該條例的約制下撤銷合約。在這方面，本庭認同英國上訴法庭在Salt v Stratstone Specialist (t/a Stratstone Caddillac Newcastle [2015] EWCA Civ 745; [2015] 2 CLC 269) 一案中的相關看法，該判詞第34這樣說：

“34. It must, moreover, be remembered that Leaf was decided well before the Misrepresentation Act was passed. It must be doubtful whether since the enactment of section 1[17] it is still good law that a representor should be in no worse position than if the representation had become a term of the contract, particularly if the representor takes no steps to prove that he was not negligent.” (強調後加)

20.更何況，法庭會在下文討論到，為何本案中的失實陳述，並沒有成為該合約的一部份。

抗辯理三

21.抗辯理由三，亦非有效的抗辯。

22.首先，原告方呈述，就該汽車行車里數的陳述，足以構成該合約中隱含條件或保證條款（implied condition or warranty），但原告方在本審訊中雖有向法庭作出了一些申述，但卻沒有詳細分析，就雙方立約意圖的合理詮釋，為何該陳述應成為合約的一部份；基於本案的證供，法庭認為，原告人在這方面未能成功舉證，去說服法庭該陳述基於哪些具體事實，可在法理上，被有效地詮釋成為該合約的一部份。

23.雖然該陳述沒有成為該合約的一部份（這也是被告人在本案中的立場），但原則上，這卻不妨礙原告方以「失實陳述」作為獨立的訴因，要求法庭給予衡平法的濟助， 確認他們早前已把合約撤銷及根據《失實陳述條例》要求賠償。另外，即使該合約已被履行，原告方仍可根據該條例第2(b)條，把該合約撤銷。

24.另一方面，就算假設該陳述真的已成為了合約的一部分（雖然法庭並不這樣認為），原告方仍然有權根據《失實陳述條例》第2(a)條，去撤銷該合約。

25.《失實陳述條例》第2(a)及(b)條的原文如下：

“2. 凡任何人在別人向他作出失實陳述後訂立合約，但同時有下述情況或其中一項情況 ——

(a) 該失實陳述已成為合約中的一項條款；或

(b) 該合約已履行，

而假若無上述情況，該人是無須指稱有欺詐情況而即有權撤銷合約的，則即使有 (a) 及 (b) 段所提及的情況，他在符合本條例的規定下仍無須指稱有欺詐情況而如上述般有權撤銷合約。” (強調後加)

26.至於，抗辯書作訴，原告人不容反悔（estopped）去倚賴被告人就行車里數方面作出的任何陳述，被告人並沒有或沒有清楚指出相關法理依據為何。無論如何，小心考慮過整份再經修訂的抗辯書後，法庭認為，不論就「不容反悔」的理由或其他所謂的抗辯理由，皆不能成立。

27.如上文所述，該合約中 並不存在「沒有依賴」的條款（non-reliance clause），以令被告人可辯稱，原告人表明「沒有倚賴」或承諾「不能倚賴」被告人就行車里數方面所作出的陳述。（亦參見：下文關於抗辯理由四的討論）另外，在上文亦提及，本案中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鄺先生與被告人訂立合約前，他知道行車里數表所顯示的里數是不真確的。小心觀察本案所有證據後，從鄺先生的外在行為來看，法庭完全看不到有任清晰何證據顯示他沒有依賴胡先生就行車里數所作出的陳述。反之，本庭已在上文清楚說明為何鄺先生確實有倚賴該陳述與被告人訂立合約。

議題三

28.基於上述的分析，法庭認為，就議題一及議題二，原告人確能成立可作訴的失實陳述（actionable misrepresentation），表面上，有權以此作為由，撤銷合約。

29.餘下的抗辯理由四至抗辯理由七，則觸及到原告方撤銷合約的權利，會否因被告人提出這些理由而被剝奪的問題。

30.為此，法庭認為主要還是看訂立該合約前，鄺先生是否知道與被告人作出的陳述有所相違的事實，或他的外在行為，有否清楚表現出他並沒有依賴有關陳述。在這方面，Link Folk Limited 對 Glorious Motors Limited （DCCJ 552/2010，15/9/2011）一案中，區域法院暫委法官歐陽浩榮（當時官階）在其判詞第37段有這樣的觀察：

“37. In order to take away the plaintiff’s right to be relieved from the Agreemen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was untrue, it must be shown either that Li had knowledge of the facts contrary to the representation, or that she showed clearly by her conduct that she did not rely on the representation (Redgrave v Hurd (supra), at 21). In this regard, the defendant argued that Li did not trust Leung at all because she was very careful when she checked the BMW Car and she insisted that the HKAA Report be obtained.” (強調後加)

抗辯理由四

「里數只作參考」的條款並不妨礙原告方倚賴該陳述

31.就抗辯理由四，被告人所依賴的合約條款只是說：「本公司賣出該車輛之顏色、里數只作參考。」（強調後加）（以下簡稱「該條款」）。在Link Folk Limited一案中，該案法庭處理與本案同一類型的條款。但該案暫委法官判定這並不屬於「沒有依賴」的條款（non-reliance clause），其判詞的第24、39、43至45段清晰地說明這一點：

“24. Clause 19 of the Agreement provides that:

“For all 2^nd hand Vehicles acquired from the market, the traveled distance of such Vehicle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the Vendor [i.e. the defendant] do not give any warranty or at all. The purchaser shall not use such reason refusing any completion to take place, or otherwise, it shall treat as repudi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Purchaser.”

...

39. The defendant also relied on clause 19 of the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24 above) and argued that Li (i.e. the plaintiff) should be taken as not having relied on the representation made by Leung on mileage because it had been provided therein that what Leung said was for reference only.

...

43. The defendant relied on the case of IFE Fund SA v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 [2007] 1 Lloyd’s Rep 264 and argued that clause 19 is not an exclusion clause as such but is a statement as to the accuracy of the representation on mileage. It was said that clause 19 is an effective “no reliance” clause in that it shows that Li did not rely on Leung’s representation on mileage.

44. I have no hesitation in rejecting this argument. In paragraphs 67 to 69 of IFE Fund SA (supra), Toulson J. held that:

“67. As to the claim under the Misrepresentation Act or for negligent misstatement,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relevant paragraphs of the SIM are properly to be understood as excluding a liability for misrepresentation or as going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alleged representation was made at all. If the latter, neither Act [the other Act being the Unfair Contract Term Act] has any relevance to them (See William Sindall plc v Cambridgeshire County Council [1994] 1 WLR 1016, 1034, per Hoffmann LJ)

The question is one of substance and not form. If a seller of a car said to a buyer ‘I have serviced the car since it was new, it has had only one owner and the clock reading is accurate’, those statements would be representations, and they would still have that character even if the seller added the words ‘but those statements are not representations on which you can rely’. Cremdean Properties Ltd v Nash [1977] EGLR 80, which Mr. Nash cited, is authority for the principle that a party cannot by a carefully chosen form of wording circumvent the statutory controls on exclusion of liability for a representation which has on proper analysis been made.

If, however, the seller of the car said ‘The clock reading is 20,000 miles, but I have no knowledge whether the reading is true or false’, the position would be different, because the qualifying words could not fairly be regarded as an attempt to exclude liability for a false representation arising from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ntence.”

45. The present case falls squarely into the first example quoted by Toulson J. Leung had told Li that the mileage of the BMW Car was 54,000km. Even if Leung had added that “but what I had told you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it would not take away the character of what he said as a “representation”. The position would be different if, when asked about the mileage of the BMW Car, Leung told Li that “according to the milometer, it is 54,000km, but my company has (or I have) no idea as to whether this is accurate or not”.” （強調後加）

32.在本案中，法庭觀察到，當鄺先生問及該汽車行了多少公里，胡先生回答是60,000公里時，他大可補充說他本人或被告人只是從該汽車的行車里數表的讀數得知，他及被告人本身並不知道該讀數「是真還是假」，或亦可比較中性地說不知該讀數「是否正確」。同樣地，該條款亦可作出這樣的註明。但胡先生及被告人並沒有這樣做；而只是在合約內含糊其詞地說「里數只作參考」。雖然站在商業角度來看，若被告人在合約內這樣清楚說明，買家可能根本不與他們購買這樣的二手車，或不會以同樣的價錢購買。但法庭無需揣測，重要的是，若被告人想把這里數表讀數的真確性的風險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理應在合約上清楚註明，但被告人用含糊的方法表達其意思（林先生在庭上承認案中的合約條款是被告人售賣二手車給客人一般所用的標準合約條款（standard contract terms）），便需接受相關的法律後果。

33.另外，證據顯示被告人是一間頗具規模的二手車行[18]，在2005年成立以來，一直都有經營二手車生意，林先生本人在事發前約有18年經營二手車生意的經驗。法庭認為，明顯地，被告人是遠較原告方有知識、經驗、能力去查證他們向鄺先生陳述的行車里數是否真確。至於鄺先生方面，案發時28歲，他在庭上供稱，這次是他第一次買車，是行外人（他在這方面的證供在庭上並沒有被質疑），他與被告人訂立合約是相信被告人的專業，認為向二手車行買車，比起與私人交易更有保障。在本案的情況下，法庭亦認為，身為消費者，原告方可有合理的期望 — 被告人是有採取合理的步驟去查核該行車里數是真確的，才會作出這樣的陳述。

34.基於上述，即使鄺先生所簽署的合約有「里數只作參考」的條款，但客觀地看，同意這條款本身當然不足以令鄺先生變成知道胡先生對他的陳述是不真確的；法庭認為，鄺先生當時仍可合理地依賴該陳述與被告人定立合約。根本而言，鄺先生不需要證明他相信被告人的陳述是真的，才可成立有效的「失實陳述」。在這方面，Chitty on Contracts, 第10-043段對相關法理有以下的闡述：—

“10-043 Belief in truth of statement not necessary In some cases the requirement of inducement may not be satisfied because the misrepresentee knew that the statement was false, but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the misrepresentee believed that the claim made was true. In Hayward v Zurich Insurance Co Plc the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a settlement of an insurance claim could be avoided by the insurer when it discovered that the amount of loss had been exaggerated fraudulently, even though at the time of the settlement the insurer had doubts over the extent of the claim. It was sufficient that the false claim, which might influence the court that would fix the amount of recovery, influenced the insurer in the sum offered in settlement. The question is one of fact.” (強調後加)

「里數只作參考」的條款不能免卻被告人因其「失實陳述」而產生的責任

35.另外，該條款只是說里數「只作參考」，但沒有提及假如事後發現該汽車的行車里數並不真確，後果將會為何。

36.表面來看，「只作參考」可被詮釋為 — 若真有這情況出現，被告人不會負上法律責任；否則，這短語便成贅言。但法庭認為，即使該條款有這含意，並不代表可被進一步演繹為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包括無論被告人有否就行車里數方面作出失實陳述，促使原告方與被告人訂立合約，被告人都能以此條款免卻因其「失實陳述」而產生的責任。

37.該條款實有含糊之處，因為，在案中的買賣，就算假設胡先生沒有作出該失實陳述，在詮釋當時訂立合約的意圖時，客觀地看，雙方可合理地預見，將來若里數表的讀數與實際的行車里數被發現有嚴重的出入，理論上，是有可能導致違約的情況出現；這條款因而可被演繹成用作免卻違約時而造成的責任，而不是免除失實陳述而產生的責任。從這角度來看，這條款的含糊之處，可產生多過一種的詮釋，而法庭是可採納對依賴免責條款的一方作出不利的詮釋（contra proferentum）。根本而言，舉證責任在於被告人去證明案中的條款確是免責條款，而亦可被合理詮釋為免卻他們作出失實陳述時而產生的責任（見：Link Folk Limited案的判詞第49段），但在本案中，法庭看不到被告人如何能成立這一點。尤其是，該條款根本沒有表明是用作免除被告人向原告方作出失實陳述時所產生的法律責任。

「里數只作參考」條款若作為免除「失實陳述」責任條款，同樣無效

38.就算假設「本公司賣出該車輛之顏色、里數只作參考」這條款，可被合理詮釋為用作免除被告人因作出失實陳述而產生的責任（雖然法庭在上文已解釋並不認為是這樣），法庭亦認為若允許被告人倚賴該條款去免卻該責任，並不公平、亦不合理。其中，法庭考慮到被告人實際上是沒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該汽車的里數表的讀數是真確的（見：下文就 抗辯理由六的討論），另外，實際的行車里數，相比行車里數表顯示的讀數，有近3.5倍之多。因此，法庭認為無論如何，被告人明顯不能按法例的要求成功舉證，去有效證明此條款若被詮釋為「免責條款」的情況下，仍可符合《管制免責條款條例》條第3(1)條所要求的合理性。因此，根據《失實陳述條例》第4條，有關條款同樣是無效的。該第4條的原文如下：

“4. 免除失實陳述的法律責任的條文屬於無效

如合約載有條款免除或限制—

(a) 立約的一方因在立約前作出失實陳述以致可能承擔的法律責任；或

(b) 立約的另一方因該項失實陳述而可獲的補救，

則該條款即告無效，但如該條款符合《管制免責條款條例》（第71章）第3(1)條所述的合理標準，則不在此限；而任何人如聲稱該條款符合合理標準，須負責證明如是。”

抗辯理由五

39.至於抗辯理由五，法庭覺察到該合約內有以下條款：「交車時買方須確定車輛的設備齊全，滿意后簽收，事後追討本公司一律不負責任」，可是，無論這條款本身或整份合約都沒有提及該汽車是以「現狀」賣出。經小心考慮過本案所有的證據，及對該合約的整體詮釋，法庭並不認為該合約有如被告人所申述的條款，可免卻他們對原告方作出失實陳述所應付上的法律責任。

40.另外，法庭認為上述條款所謂的「設備齊全」，就合約整體的合理詮釋，是指汽車裝置、零件有否缺失方面而言，並不應包括該汽車行車里數表讀數的真確性。因此，法庭不接受被告人可以此條款把有關里數表讀數真確性的風險，轉嫁到原告方身上。更遑論，被告人能以此條款作為免責條款，去免除他們作出失實陳述而產生的責任。因此，法庭同樣拒絕接受抗辯理由五為有效的抗辯。

抗辯理由六

41.基於上述的分析，就抗辯理由六，被告人不知道該汽車的實際行車里數，或他們沒有改裝行車里數表[19]，根本並非有效的理由去妨礙原告方倚賴被告人早前所作出的失實陳述，向被告人作出追討。

42.若被告人明知該里數錶的讀數是不真確，或里數表是他們改裝的，該陳述便更成為欺詐性的失實陳述。但就算本案沒有涉及欺詐性的失實陳述， 依本判案書的分析，原告方仍可根據衡平法及《失實陳述條例》，就被告人作出的非欺詐性失實陳述，向他們作出追討，只要能成立可作訴的失實陳述便可。（見：上文第8至28段）

43.至於被告人在抗辯書說，他們沒有理由懷疑該行車里數是不真實，這不但與林先生在庭上的作供證有所出入（見下文第50段），更重要的是，按上文的分析，這亦妨不礙原告方能成立一個有效的「失實陳述」為訴因，去撤銷合約。若被告人未能證明有合理理由相信所作出的陳述為真實的，原告方更可按《失實陳述條例》第3(1)條，要求法庭頒令被告人向原告人作出損害賠償（這點在下文第89至93會作進一步討論）。

被告人不能證明有合理理由相信他們作出的陳述為真實的

44.被告人陳述就算他們作出了合理的努力，仍不能發現該汽車的行車里數為204,000公里。

45.經審視本案的相關證據，法庭認為，雖然被告人從梁先生買入該汽車時是二手車，客觀地看，被告人仍是有合理途徑，去查核該汽車的行車里數表顯示的里數是否真確。雖然被告人售賣該汽車給王女士及鄺先生前，該汽車的登記車主仍是「伊頓」，根據林先生的說法，由於被告人不是登記車主，所以不能向大昌行作出查詢，若被告人登記成為車主後再賣出，這二手車便不能成為「首次」轉讓的二手車（在轉讓前，該汽車仍屬於「零」轉讓，這首次買賣便俗稱「零首」）。本庭認為這實為推諉之詞，不予接納。

46.首先，當梁先生簽署並把車輛交予被告人時，「伊頓」所簽署的車輛過戶等文件，表面上，亦理應該交到被告人手上；假若被告人把這些文件向大昌行展示（如有需要，亦可展示該汽車中間所牽涉的轉讓合約），在大昌行的認知，被告人已成為了新車主，而「伊頓」只在技術上仍是登記車主（根據被告人的說法，他們從梁先生買入該汽車後，作為二手車行想保留該汽車「零首」的紀錄，因而才未向運輸署遞交過戶文件成為登記車主），實質上，被告人當時才是該汽車真正的擁有人。

47.從上述的角度來看，當林先生聲稱，他們若向大昌行查詢有關該汽車的維修、保養記錄，大昌行會因為私隱的理由，而不向他們披露，法庭認為這說法頗為牽強， 難以令人信服；但無論如何，假若大昌行真的需要「伊頓」的同意，才會向被告人披露，被告人仍可向「伊頓」要求協助，授權大昌行向被告人提供，去查核該行車里數表所示的讀數是否真確。況且，「伊頓」是一間有限公司，表面上看，被告人亦可透過公司註冊處作查冊，找出與該公司的聯絡方法。

48.事實上，鄺先生只需向大昌行作「口頭」查詢後（即使登記車主是王女士），已可獲告知那些記錄，顯示該汽車的實際行車里數是遠超於里數表所示的。而根本責任，在於被告人去證明有合理理由相信他們所作出的陳述是真確的，本庭認為被告人應該嘗試但卻沒有向大昌行作出有關查詢，如有需要，亦可以但同樣沒有嘗試找「伊頓」要求提供協助。

49.另外，本案中的證據顯示，梁先生在2017年3月4日從「伊頓」以HK$66,000買入該車汽車後，便在2017年4月24日轉賣給被告人，而被告人在2018年4月2日才與原告人簽訂合約，換言之，被告人有將近一年充裕的時間去作出相關調查。但是，根據林先生庭上的證供，他只是純粹問了梁先生說有沒有「原廠」維修、保養紀錄，而梁先生說「沒有」，便沒有就此再作跟進。

50.因此，法庭認為被告人是應該但卻沒有採取合理的步驟或作出合理的努力（reasonable diligence），去查證該汽車的行車里數。尤其是，在案發時，林先生對經營二手車生意有豐富的經驗，案中的二手車亦是由他本人從梁先生收回來的，就算他替被告人買入該汽車時，覺得該汽車很「靚」，車廂內籠很「企理」，對他來說，該汽車的行車里數表有被人干擾的可能性是不能夠排除的。更何況，林先生在庭上說，他本人亦知道過往有改裝里數表這類事情發生。由此可見，被告人更應採取合理步驟，向大昌行查詢該汽車的原廠保養、維修單據所記錄的最後行車里數，以查證該行車里數表讀數的真確性。雖然林先生供稱，該汽車收回來時，在他看來機件亦好像是行了6萬公里，但這證供若然屬實，理應一早提出，但從來沒有在被告人的狀詞或證人陳述書出現，亦沒有其他可靠的證供支持，這樣的證供不但不可信，亦純屬林先生的個人意見，是非可接納的證供，就算法庭需予以考慮，亦不會給予任何分量。無論如何，這並不能免卻上文提及被告人所應向大昌行作出的查詢（如有需要，亦可要求伊頓提供協助），尤其是，有關查詢所涉及的時間或資源看來不多，實為簡單的步驟，便可查核到該汽車最後到「原廠」作維修、保養時的行車里數紀錄。

51.其於上述的分析，及綜觀本案的證據後，法庭亦裁斷被告人，向鄺先生作出關於該汽車行車里數的陳述，乃至訂立合約時，實際上是沒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該陳述是真實的。

抗辯理由七

52.就此抗辯理由，被告人只是在其再經修訂抗辯書第41(b)段作訴 — 在2018年4月20日起計至2019年1月16日，該汽車已行駛了超過23,000公里，林先生在庭上作供時，卻未能提供清晰的證據以作支持。

53.但是，原告人2019年4月10日的答覆書中，已承認「... 汽車由2018年4月20日至今已行駛二萬多公里」。另外，鄺先生在其證人陳述書及庭上作供時，提到約從2019年4月底開始，他便沒有使用該汽車，一直停放在停車場。這情況到了審訊時仍是一樣，鄺先生亦有提供相關停車場的收費單據佐證。相關文件沒有被林先生質疑。

54.在本案中，法庭認為，縱使該汽車已經轉名給王女士，而鄺先生亦使用了一段時間，該汽車已有一定程度的耗損；但在另一方面，當法庭考慮是否給予撤銷合約的濟助時，在衡平法之下，法庭在合適的情況下，仍可確認該合約被撤銷，而就該汽車的耗損或鄺先生使用該汽車期間獲得的利益，要求原告方向被告人作出對應的反向補償（counter restitution）。在這方面，被告人具有舉證責任提供相關證據去證明，該汽車因有關耗損應減值多少、鄺先生因有關使用又獲得了多少利益，以供法庭考慮去作出合理、公允的扣減（allowance）。

55.本庭參考了兩個案例，均是被告人作出了失實陳述情況下，售賣汽車予原告人，而原告人以其失實陳述而撤銷合約，兩宗案件法庭都判定，有關撤銷合約的權利沒有喪失。一案是Salt v Stratstone （見上），該案中的汽車被使用了一年半有多，原告人才提出訴訟[20]，而要在購入後兩年才停止使用[21]。另一案件是英屬哥倫比亞上訴法院在Wiebe v Butchart Motors Ltd [1949] 4 DLR 838的案例，該案中的原告雖然發現了有關失實陳述約3個月後撤銷合約，並在其後作出訴訟，但是他一直仍使用汽車至審訊時，期間經歷了約一年的時間[22]。

56.本庭採納英國上訴法庭在Salt v Stratstone一案中的相關法例原則（見Longmore LJ的判詞）如下：

“Restitution impossible?

...

21. DJ Hickman’s third reason is that a car is a depreciating asset and that the delay (such as it was) constituted a prejudice to Stratstone. But it would be comparatively easy to compensate Stratstone for that prejudice. A further point that DJ Hickman might have made (but did not make) is that Mr Salt had had the benefit of using the car. While it was true that the car had in many respects been unsatisfactory and needed repair, Mr Salt did use it between the date of its delivery in September 2007 and the date when he stopped using the car and signed the statutory off road declaration in September 2009; the use may have been somewhat intermittent but undoubtedly did occur.

22. But neither depreciation not intermittent enjoyment should, in my view, be regarded as reasons for saying restitution is impossible. It has always been the case that a court of equity, contemplating rescission, could order an account and/or an inquiry to determine the terms on which restitution should be made, see Chitty on Contracts, Contracts (31^st edn) para 6-120ff and Cartwright, Misrepresentation, Mistake and Non-Disclosure (3^rd edn, 2012) para 4-52ff.

...

24. I agree with the approach of Judge Harris. The normal remedy for misrepresentation is rescission, see Chitty on Contracts, Contracts para 6-108 and British and Commonwealth Holdings v Quadrex [1995] CLC 1169, 1199–1200. This remedy should be awarded if possible, particularly perhaps in a case in which a defendant makes no attempt to prove that he had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its representation was true.

...

25. ... But the Court of Equity could not give damages, and, unless it can rescind the contract, can give no relief.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take accounts of profits, and make allowance for deterioration. And I think the practice has always been for a Court of Equity to give this relief whenever, by the exercise of its powers, it can do what is practically just, though it cannot restore the parties precisely to the state they were in before the contract.’

He added (page 1283) that once the misrepresentee showed a right to relief the burden is on the misrepresentor to show that the misrepresentee has precluded himself from that relief.

26. Erlanger was followed in the decision of this court in Lagunas Nitrate Co v Lagunas Syndicate [1899] 2 Ch 392 in which Rigby LJ observed (page 456) that deterioration in property purchased was no bar to rescission but only a ground for compensation. He added at page 457:

‘The obligation of the vendors to take back the property in a deteriorated condition is not imposed by way of punishment for wrongdoing, whether fraudulent or not, but because on equitable principles it is thought more fair that they should be compelled to accept compensation than that they should go off with the full profit of their wrongdoing. Properly speaking, it is not now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to say whether compensation ought to be taken or not. If substantially compensation can be made, rescission with compensation is ex debito justitiae.’

These passages were cited with approval in the House of Lords in Spence v Crawford [1939] 3 All ER 271; 1939 SC (HL) 52 by Lord Thankerton.

27. Both Lagunas and Spence were cases of fraud but as Lord Wright pointed out in the latter case, the same principles were applied in Adam v Newbigging (1888) 13 App Cas 308 where the representation was innocent rather than fraudulent and the shares, which were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contract, had become worthless. No one suggests that the Cadillac in the present case had become worthless.

28. Lord Blackburn’s emphasis on ‘what is practically just’ has also been applied in cases of duress and undue influence, see Halpern v Halpern [2007] 1 CLC 527; [2008] QB 195 particularly at paras 61-75 per Carnwath LJ who cites Treitel’s Law of Contract (11^th edn (2003) page 380 (now 13^th edn (2011) para 9-101) as saying:

‘the essential point is that the representee should not be unjustly enriched at the representor’s expense; that the representor should not be prejudiced is a secondary consideration.’

29. In my view, therefore, Mr Salt should be entitled to rescind the contract. It is not clear what DJ Hickman would have done, if he had appreciated he had no discretion to award damages under section 2(2) of the Act. He might have proceeded in any event to award damages under section 2(1) of the Act but he did not do that in terms. He appears to have set his face against what he called partial rescission by an order to refund only part of the purchase price because he did not have the evidence to enable him to do so. Presumably he had in mind the amount of depreciation and (perhaps) the value of the use which Mr Salt had had of the car. That must presuppose that it was for Mr Salt as claimant to provide such evidence. That did not trouble Judge Harris who thought Mr Salt should be entitled to rescind even in the absence of such evidence since he would never have bought the car but for Stratstone’s misrepresentation.

30. On this I agree with Judge Harris. Rescission is prima facie available if ‘practical justice’ can be done. If ‘practical justice’ requires a representor to be compensated for depreciation, it is for the representor so to assert and prove; likewise if the representor asserts that use of the car i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ich may well be difficult if the car was as ‘troublesome’ (to use Judge Harris’s words) as this Cadillac was.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about depreciation or the value of the use of the car should not operate to the disadvantage of the representee who should never have been put in the position of having a troublesome old car rather than a brand new one.” (強調後加)

57.經小心考慮本案所有證據及綜合觀察相關因素後，本庭亦採納Salt v Strastone的法理原則，判定在本案的情況下，鄺先生使用該汽車導致有耗損及他本人從中可獲得利益本身並不令原告方喪失撤銷合約的權利。

58.其中，法庭亦注意到，鄺先生發現被告方作出失實陳述後，他的立場一直都沒有改變，一早已表明不會接受該車輛。但被告人當時向鄺先生表示，這車亦是他們從梁先生買回來，責任並不在他們身上，但根據上文的分析，這明顯不是有效的抗辯理由。綜合觀察本案的證據後，法庭亦認為，到了2018年9月18日，鄺先生已向被告人清晰表示要求退車退款，亦即把該合約撤銷。就算原告方在2018年12月8日透過律師向被告人發信同樣表明撤銷合約及要求賠償後，仍沒有得到被告人即時的回應。

59.到了2019年1月初，鄺先生向一間報社及在一個網上討論區披露此事，被告人要求鄺先生刪除貼文，並開始與鄺先生積極進行協商，可惜未能達成和解。

60.法庭在此須強調，被告人在雙方談判期間曾作出的建議，其內容實質上是屬於「不得損害權益」的通訊（without prejudice communication），在是次審訊中，雙方就有關建議都有作出陳述，亦同意法庭可以閱讀相關文件；但是，法庭認為雙方所提出的建議或反建議的合理性與否，並非本庭應考慮的議題，不應影響本庭對本案中各重要議題所作出的考量及判斷；本庭會謹記這些通訊的法律性質，完全沒有受到這些通訊的內容所影響，而是持平地對本案各議題作出考量及判斷。在談判破裂後，原告方在2019年2月提出本案的訴訟，被告人採取了全面對抗的策略反對撤銷合約，而在上文的分析看到，所有對應「失實陳述」作為訴因的抗辯理由，皆不能成立。

61.基於上述，法庭認為原告方因被告人作出失實陳述而可撤銷合約的權利並沒有喪失。本案中證據亦顯示，該汽車仍然停泊在停車場，原告人一直都有支付停車場費用，至今亦可隨時可把該汽車退還給被告人。另一方面，本案中沒有證據顯示，該汽車已不能或不適宜行駛，或變得毫無價值可言。（見Salt v Stratstone的判詞第27段[23]）

62.為完備起見，除了抗辯理由七以外，再經修訂的抗辯書並沒有以確認該合約（affirmation of contract）等其他衡平法抗辯（equitable defences）作訴，辯稱原告方撤銷合約的權利已喪失，因此法庭認為，在本審訊中不需亦不應處理這些其他衡平法抗辯，因其各有與抗辯理由七「impossibility of restitutio in integrum」有所別區別的要素，如要提出作抗辯，必須在抗辯書中明確作訴。見：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24，第一冊，18/8/13；Kaefer AG v Winfield Marine Services Co Ltd [2022] HKCA 807, 判詞第30至32段。

63.基於上述，本庭判定被告人提出的所有抗辯理由，不論作個別或全盤的考慮，皆不能成立，去妨礙原告方以失實陳述為訴因，把該合約撤銷，或令該權利喪失。

議題四

第3(2)條之下的賠償

64.雖然法庭認為原告方撤銷該合約的權利沒有喪失，但經小心考慮過本案所有相關情況後（尤其在下文將會討論到的因素），本庭認為根據《失實陳述條例》第3(2)條行使酌情權，宣布該合約繼續生效，並判與原告方損害賠償以代替撤銷合約，在本案中會更為公正。

65.該條例第3(2)條原文如下：

“(2) 凡任何人在別人向他作出並非欺詐地作出的失實陳述後訂立合約，而他是可以失實陳述為理由而有權撤銷合約的，則在該合約引起的法律程序中，如有聲稱指該合約應予撤銷或已遭撤銷，法庭或仲裁人在顧及失實陳述的性質，和顧及若維持合約效力，失實陳述會造成的損失及撤銷合約對另一方可造成的損失後，認為合約繼續生效並判給損害賠償以代替撤銷合約屬公正的，可宣布合約繼續生效，並如上所述般判給損害賠償以代替撤銷合約。”（強調後加）

66.首先，本庭注意到，行使該酌情權的前設，包括需要原告方因對方作出失實陳述而可撤銷合約的權利至今仍沒有喪失，見：Chitty on Contracts, 第10-116段；及Salt v Stratstone案的判詞第17段。另外，亦需要有關失實陳述並非欺詐性的失實陳述。這兩點在本案中均符合。

67.本庭認為在本案的情況，行使該酌情權會更為公正的原因如下：

(1)  首先，鄺先生已使用該汽車一年有多，在庭上他亦供稱，他購買該汽車後，主要是用於接送孩子，基本上每天都有使用。依本案的證據來看，法庭認為該汽車已有相當程度的耗損，他亦從中獲得顯著的利益，雖然如上文指出，沒有證據顯示該汽車已不能使用，或再沒有剩餘價值（見Salt v Stratstone案的判詞第25段[24]），被告人亦未能成功舉證去證明原告方已喪失撤銷合約的權利。但本庭認為，根據該條例第3(2)條在本案中作出損害賠償以代替撤銷合約，從整體公義來看，會更為公平。

(2)  另外，若法庭根據該條例行使酌情權去宣布該合約繼續生效，該汽車的所有權（title）仍保留在王女士身上，如此原告方便有權把該汽車處置，這亦可避免在法庭給予撤銷合約濟助時，有機會引申下文(4)提及的問題。

(3)  反觀，假若法庭確認撤銷合約，要求被告人退回車價，及取回該汽車，由於被告人未能在本案中提供證據，去證明鄺先生早前使用了該汽車一段時間所引致汽車的損耗或從中所獲的利益是多少，根據過往的案例，原則上，被告人便可因不能提供有效證據去要求法庭作出衡平法的扣減，而需全數退回車價，由於證明相關扣減的舉證責任在於被告人身上。（見：Salt v Stratstone判詞第29及30段[25]）。

(4)  再者，假若法庭判定把合約撤銷，原告方仍需待被告人把該汽車取回，及簽署過戶文件去通知運輸署，但期間，被告人一日未取回該汽車，便會產生更多停泊費用。另外，假若被告人日後不合作取回該汽車或簽署有關過戶文件通知運輸署（由本案中法庭所觀察到雙方處理這案件的方法及取態，法庭認為這是有真實可能發生），便有相當可能會引伸其他所需的法律程序，去妥善及合法地把該汽車處置，因而招致更多紛爭及訟費，對於本案的標的物的價值來說，實不相稱。

(5)  換句話說，以本案的情況來看，行使酌情權給予原告方損害賠償，法庭認為已能合理、公允地補償原告方的損失（下文會詳細討論有關損失的評估），亦可避免撤銷合約及要求被告人收回該汽車，而引伸的進一步問題。

68.基於上述，本庭法庭認為，在本案的情況下，行使第3(2)條的酌情權，亦符合其立法目的。在這方面，Chitty on Contracts, 第10-114段對Misrepresentation Act s 2(2)（即該條例第3(2)條的對應本）的立法原意有這樣的闡述：

“10-114 Misrepresentation Act s. 2(2)

It will be seen that this subsection does not give a representee any right to claim damages, but it enables the court, in its discretion, to grant damages to the representee in lieu of rescinding the contract. It seems probable that the subsection was intended principall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representor, so that a contract need not be rescinded where the court feels that the representee can be adequately compensated in damages...”（強調後加）

69.UCB Corporate Services v Thomason & Anor [2005] EWCA Civ 225, [2005] 1 All ER (Comm), 601, Lantham LJ的判詞第36段亦這樣說：—

“36. ... It was accepted, indeed submitted by both parties, that the mischief to which s 2(2) of the 1967 Act was directed is described in the Tenth Report of the Law Reform Committee (Innocent Misrepresentation) (Cmnd 1782) (July 1962), which was its genesis. The committee was concerned that if rescission was permitted after a contract had been performed, that might result in injustice if rescission would cause hardship which was out of proportion to the loss occasioned by the misrepresentation...” (強調後加)

70.在本案中行使該條文賦予的酌情權，本庭亦有顧及到該條文特別提及的相關因素。其中，有關的失實陳述是對鄺先生購入該汽車起關鍵作用的陳述，而且，原告方購買的二手車的實際行車里數比被告人陳述的，近數倍之多，所以他們要求撤銷合約是合理的，因此，純粹就本案中的失實陳述的性質而言，並不是促使本庭行使酌情權的原因。本庭行使酌情權的原因，如上文第67段所述，主要是考慮到就算拒絕撤銷合約，在顧及到鄺先生已使用了該汽車一段時間及獲得相關的利益後，站在原告方的立場來看，給予原告方替代賠償，相比撤銷合約的濟助（而同時原則上應對鄺先生使用該汽車造成的耗損及從中而獲得的利益作扣減），亦可達致相若的公允效果。另一方面，假若法庭撤銷合約，便有相當機會出現上文第67(3)及(4)段的情況，現實來看，這不單對被告人而且對原告方亦會招致更多的損失，但當法庭可按第3(2)條行使所賦予的酌情權去避免這類的損失時，本庭認為便應這樣做，令案件的整體公義更能得到彰顯。

第3(2)條的賠償準則（measure of damages）

71.本庭認為，根據該法例第3(2)條的詮釋，去衡量該法律條文之下替代撤銷合約的損害賠償，並非依據因違返合約而作賠償的準則，而是由於原告方不被允許行使撤銷合約的權利，因應每個案件中的特別情況，就他們喪失該權利作出合理及公允的賠償，但與此同時需顧及到 (1) 有關合約被法庭宣布繼續有效之後，原告方從該合約中已獲得及可獲得的利益，以避免原告方有雙重得益（double recovery）；以及 (2) 在因果關係上，有關賠償純粹是針對該失實陳述所導致的損失而作出，以避免向原告方作出不對稱的賠償。法庭在作出以上的詮釋，其中參考了Cartwright，第7-72段、Chitty on Contracts，第10-117至10-119及McGregor on Damages，第21版（以下簡稱「McGregor on Damages」），第49-076及49-078段，就對應的英國法律條文Misrepresentation Act 1967 s 2(2)之下有關損害賠償的準則所作出的法理闡釋。

72.另外，在法庭給予撤銷合約的濟助時，就原告人可在衡平法之下獲得的彌償（indemnity）法理準則，Cartwright，第4-17段有以下的闡述：

“Rescission, indemnity and damages. Upon rescission of the contract the parties must each return to the other what they have received under the contract so on rescission of a contract of sale the buyer must return the goods, and seller must return the price. Rescission will therefore often restore the representee to his original financial position. However, if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tract he has undertaken obligations to third parties, or has incurred expenses in favour of third parties, rescission will not of itself be sufficient to restore the representee to his original position. There are two possible remedies to deal with this: an indemnity, or damages.

The courts of equity allowed a representee to recover an “indemnity” to compensate him for the obligations undertaken or expenditure incurred in favour of third parties under the contract which is rescinded. This is not a general in damages. It is available only as an adjunct to the remedy of rescission, and is the consequence of setting aside the contract into which the claimant was induced to enter: he is not put back into his original (pre-contract) position unless he is relieved from the consequences and obligations which are the result of the contract which is set aside. There is some disagreement in the cases about the scope of the indemnity. It certainly covers the cost of performing obligations which were created by the contract itself; but it has sometimes been said to go beyond this and to cover the cost of performing any obligation which was entered into under the contract which is rescinded. “The better view seems to be that the representee will be entitled to be indemnified only in respect of the expenditure incurr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itself, although the term requiring that expenditure might be either an express term or an implied term....” (強調後加)

73.本庭亦認為，上述的彌償（indemnity）原則，在法庭行使第3(2)條之下的酌情權，宣布合約繼續生效，而去評估有關的替代撤銷合約的損害賠償時，在受限於上文第71段所述的賠償原則之前提下，同樣適用，以令原告方可取回已支付履行該合約本身所產生的費用，及取回因履行該合約而所須向第三者支付的費用。

74.基於上述的原則，本庭認為在第3(2)條之下，原告方因不能撤銷合約去退回該汽車（但與此同時由於合約獲法庭宣布有效，而得到該汽車本身的實際價值/利益），就車價這方面的損害賠償，在原則上，可合理、公允地評估為 — 原告方因失實陳述影響下而訂立該合約的車價（即HK$138,000）與該汽車（已行駛了不少於204,000公里）當時售賣給原告方的真實價值，兩者之間的差價。見：McGregor on Damages第49-078段[26]及Cartwright第4-72段[27]（及其註310[28]）。

(1)  首先，本案中不爭的證據顯示，當梁先生在2017年3月4日從「伊頓」買入該汽車時（根據大昌行的維修記錄顯示在2016年4月12日的行車里數已有204,566公里），所付的費用是HK$66,000。法庭認為，在計算原告方有關損害賠償時，可倚賴該價錢，去公允地評估該汽車（行了20萬多公里）的實際價值為多少。雖然林先生在接受高大律師的盤問時供稱，以他的意見，該汽車就算行了20萬多公里，其市價相比行了6萬公里的二手車便宜只有約港幣一萬多元，法庭並不接納這證供，法庭認為前者的證供遠較後者的可信、可靠。因前者是經香港海關調查亦得到梁先生在裁判法院審訊中確認的證據。另外，由被告人與梁先生的汽車轉讓合約（日期為2017年4月24日）顯示，被告人向梁先生買入該汽車的價錢為HK$119,000，林先生亦在該轉讓合約寫下紀錄，當時接收該汽車的行車里數是60,787公里。法庭亦認為有行走不少於20萬公里，比起只有6萬多公里，行走了近3.5倍的里數，兩者的市價若如林先生所說差距那麼少，表面上，並不相稱。

(2)  另外，從裁判法院的審訊謄本看到，梁先生的大律師，為梁先生向法庭作求情陳詞時說，他的當事人向「伊頓」買入該汽車後，有替該汽車做了某些翻新、清潔工作，用了約HK$33,000，聲稱實質獲利約HK$20,000[29]，但從謄本中看不到有任何可靠的文件證明確實如此；另外，當時梁先生的求情理由是，他從該犯罪中獲利不多。所以，按梁先生自己的說法，看似獲利越少，對他的求情越有幫助。因此，本庭對梁先生在該案中聲稱花了約三萬多元的費用在該汽車上的說法，有很大的保留，不為本庭所接納。更何況，梁先生花這筆錢的目的是為了 粉飾該汽車的車身、內籠[30]，去掩飾當時該汽車已行駛了20萬多公里、並導致該汽車內裏的引擎、機件有相當耗損的事實。

(3)  除此之外，法庭亦觀察到，梁先生在2017年3月4日從「伊頓」購入該汽車後，要到4月24日將近一個多月，才把該汽車賣給被告人，換句話說，梁先生期間亦可使用該汽車，但本案中沒有證據顯示該汽車在當時行駛了多少公里，但期間有一定的損耗是很自然的事，從而降低其價值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因此，若梁先生為該汽車所做的翻新工作有帶來的實質增值（如真是有的話），法庭認為不但沒有可靠的證據支持，而亦有可能因梁先生使用該汽車期間引致的減值而被抵銷。

(4)  另外，林先生作供時亦聲稱，被告人從梁先生購入該汽車後，亦有為該汽車作一些檢驗、「汽車美容」的工作，但卻沒有證據顯示，這些工序會否實質影響到該汽車的市場價值，若有，亦不知道會帶來的增值是多少。所以，法庭在評估有關合理的賠償時，亦不能把這些因素量化而計算在內。無論如何，法庭認為，被告人未能成功舉證，去證明他們在這方面提出該汽車有所增值（及相關價值）的說法。

(5)  基於上述情況下，根據上述第3(2)條之下的賠償原則，依本案既有的證據，作公允、合理的評估，就車價方面的損失，法庭認為原告方因不能撤銷合約去退回該汽車的損害賠償，可合理評定為HK$72,000（即HK$138,000 - HK$66,000）。

75.除了要求討回車價HK$138,000外，原告方還要求被告人退回以下款項：

(1)  過戶費HK$1,000；

(2)  牌費HK$5,794；

(3)  文件費HK$2,500；

(4)  保單費用HK$6,150；

(5)  政府驗車費HK$1,800；

(6)  換油連保養費HK$2,000；

(7)  車牌板費HK$200；

(8)  建設銀行收取的利息HK$18,000[31]；

(9)  停車場費用由2019年5月1日[32]起計至審訊日2024年1月25日[33]；

(a)  2019年5月1日至6月30日：每月HK$2,120；

(b)  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起：HK$18,000；

(c)  2020年8月1日至2024年1月25日：每月HK$1,500，共HK$62,700。

76.林先生代表被告人亦反對上述所有申索項目。另一方面，在審訊中，原告方表明放棄原先申索的引擎維修費HK$8,090[34]、機油費用HK$3,932[35]及香港驗車收取的費用HK$1,300。而事實上，依據本案的證據，以及相關法理原則，法庭亦認為不應批准這三項的費用。

77.本庭會根據上文第71段至73段所討論的賠償準則，去處理原告方所追討的剩餘項目。

牌費、保險費

78.由於表面上這兩項目 (2) 及 (4) 的費用，均是按年支付的費用，亦是鄺先生使用該汽車，必須支付的費用。而鄺先生使用了該汽車一年有多，實際上完全獲得了這兩項的利益，所以，法庭不應批准這兩項目。

過戶費、政府驗車費、車牌板費用

79.由於法庭根據該條例第3(2)條宣布該合約繼續有效，原告方因此可以擁有該汽車的所有權（title），及繼續使用、處置該汽車。法庭認為 (1)、(5)、(7) 項的費用，是鄺先生使用該汽車，所需支付的費用，所以按上述的賠償準則，不應由被告人負責。

換油連保養費

80.被告人於2018年4月20日給予原告方的發票顯示，該汽車有一年保養期，交車後分別一個月及半年後，原告方可回到被告人車行進行驗車及換油[36]。由於追討這項目的舉證責任在於原告方，但他們沒有作供說明，他們沒有就這些保養服務獲得任何利益，反而，鄺先生在早期曾把該汽車駛回被告人位於火炭的車房進行檢驗[37]。雖然，這些問題根據原告方的說法是，由於該汽車的行車里數多，導致引擎損耗所致，但在審訊中原告方卻沒有在這方面提供清晰的證據，去證明其因果關係，亦表明放棄追討有關維修費用。因此，法庭不能批准「換油連保養費」這項目。

向建設銀行支付的車貸利息

81.就第 (8) 項，原告方有提供文件證明在購入該汽車後支付了建設銀行四年的利息合共HK$18,000。法庭已裁斷該汽車的真實價值只有約HK$66,000。因此，合約被撤銷，原告方表面上是可以取回所支出的利息，但是，由於法庭行使第3(2)條的酌情權後，原告方仍能繼續享用該汽車。公平地，原告方本身應負責對應有關汽車實際價值的利息支出。因此，法庭評定原告方在利息方面的損失為HK$9,391（即HK$18,000 x (138,000 – 66,000)/138,000），而根據上文第73段提及的彌償原則，被告人是應補償原告方因訂立該合約而所須向第三方支付的費用。

82.為完備起見，法庭需指出，雖然在實際情況下，假若鄺先生購買的二手車車價是HK$66,000，而非HK$138,000時，甚至有可能他不需向銀行貸款，又或者即使需要，貸款金額亦可能低於HK$66,000，而且貸款金額不同，相關的利率亦有可能有不同。但是，在本審訊中，原告方沒有提供有關上述方面的證據，所以，根據基本公平的原則，法庭認為就該汽車的合約車價，相對應其真實價值，按比例評估原告方在利息方面的損失，依本案的證據，這仍是一個合理及公允的做法。

文件費

83.就文件費，看似是被告人替原告方申請保險、汽車牌照，向銀行申請汽車貸款等項目，處理文書所收取的費用，當時原告方是同意支付的。在上文已指出，由於原告方已獲得了上述項目的相關利益，法庭亦認為原告方不應取回有關文件費用，因此，不批准這項目。

停車場費用

84.首先，原告方有提供相關單據支持所追討的停車場費用，這些單據在審訊中沒有受到被告人的質疑。

85.原告方在本審訊中追討的車場費用由2019年5月1日起計至審訊日2024年1月25日，合共HK$84,940：

HK$2,120 x 2個月 + HK$18,000 + HK$1,500 x 41.8個月= HK$84,940

86.本庭認為在該條例第3(2)條之下，法庭評估原告方可獲得的相關損害賠償時，應包括這項目。因爲被告人不取回該汽車，而導致原告方需要把該汽車停泊在停車場，以待經審訊後，若法庭確認「合約的撤銷」，便需要把該汽車交回給被告人。因此，原告方為了行使撤銷該合約的權利（而法庭在上文亦已裁斷直至審訊時原告方都沒有喪失這權利），支付有關停車場的費用是必須的。

87.另外，根據第3(2)條的要求，法庭行若要行使酌情權，宣布該合約繼續有效，而給予原告方損害賠償，以取代撤銷合約，原告方亦必須在審訊時，仍具有撤銷合約的權利，法庭才可以這樣做（見上文第66段）。因此，法庭認為有關停車塲費用，亦是保存其撤銷合約權利，而所需引伸的費用，是可合理地屬於第3(2)條之下應給予原告方的損害賠償的一部份。況且，根據法庭上述的裁斷，由於被告人就行車里數方面所作出的失實陳述，這是可讓原告方把合約撤銷，被告人理應一早應原告方的要求收回該汽車，便可以避免這些停車場費用的支出，但被告人卻沒有這樣做。

88.基於上述，法庭批准這項目，有關賠償為HK$84,940。

第3(1)條之下的賠償

89.在本案中，除了該法例第3(2)條之外，法庭亦可引用第3(1)條，以侵權賠償的準則，頒令被告人向原告方作出這方面的賠償，因法庭早前已裁，被告人並沒有合理理由相信在訂立合約時該失實陳述為真實的。第3(1)條的原文如下：

“(1) 凡任何人在立約的另一方向他作出失實陳述後訂立合約，結果因此蒙受損失，又若該失實陳述是欺詐地作出，會引致作出失實陳述的人要承擔損害賠償的法律責任，則即使該失實陳述並非欺詐地作出，該人亦須承擔該損害賠償的法律責任，但如他證明他有合理理由相信，而且至立約時他仍相信所陳述的事為真實，則屬例外。”（強調後加）

90.關於第3(1)條的賠償，是以侵權賠償的準則作評估這一點，在Long Year Development Ltd v Tse Fuk Man Norman & Ors [1991] 2 HKC 393一案中，已有清晰的說明，見：高等法院暫委法官李國能御用大律師（當時官階）的判詞（407D-408D）:

“Measure of damage under s 3(1) of the Ordinance

Mr Tang submitted that the measure is the same as deceit. He referred me to F & B Entertainment Ltd v Leisure Enterprises Ltd (1976) EG 455 and Andre & Cie SA v Ets Michel Blanc et Fils [1977] 2 Lloyd’s Rep 166.

In deceit, a plaintiff is entitled to recover any loss which flowed from the defendant’s fraud, even if the loss could not have been foreseen. See Doyle v Olby (Ironmongers) Ltd [1969] 2 QB 158.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as s 3(1) of the Ordinance introduces a fiction of fraud, the test for s 3(1) is the same as for deceit. But a number of text writers have cast doubt on this.

I need not go in detail into the arguments and authorities for and against applying the deceit rule to s 3(1) of the Ordinance. The reason is that this point was recently decided authoritatively by the English Court of Appeal in Royscot Trust Ltd v Rogerson [1991] 3 All ER 294. All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and textbooks were cited in the judgment of Balcombe LJ. After analysing the matter, Balcombe LJ concluded at p 300e:

With all respect to the various learned authors whose works I have cited above, it seems to me that to suggest that a different measure of damage applies to an action for innocent misrepresentation under the section than that which applies to an action for 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 (deceit) at common law is to ignore the plain words of the subsection and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cases to which I have referred. In my judgment, therefore, the finance company is entitled to recover from the dealer all the losses which it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its entering into the agreements with the dealer and the customer, even if those losses were unforeseeable, provided that they were not otherwise too remote.

Ralph Gibson LJ agreed with this conclusion. He said at p 302c:

That [ie the plaintiff being entitled to recover loss under the section as if the misrepresentation had been made fraudulently] seems to me to be the plain meaning of s 2 of the Act of 1967 [equivalent to s 3 in our Ordinance] as explained by Balcombe LJ. I find it impossible to attribute to Parliament the intention, by the use of the words in s 2(1), of causing the maker of such a representation to be liable as for a negligent statement. If that had been the intention, I have no doubt whatever that apt words would have been used to express it.

In my judgment, that decision should be followed. First, I find the reasoning cogent and convincing. Secondly, the decision is highly persuasive as the legislative provisions are identical.

Accordingly, I hold that the measure of damages for s 3(1) of the Ordinance is the same as that for deceit.

However, it is essential to remember that the measure of damages for deceit is the tortious measure. Damages are awarded on the basis that the plaintiff is to be put in the position he would have been in, had the representation not been made. The measure of damages is not the contractual one of putting the innocent party in the same position he would have been in if the representation had been true...” (強調後加)

91.基於上述的賠償原則，即是把原告方的情況回復至被告人沒有作出該失實陳述的狀況，而根據鄺先生的證供（亦為法庭所接納的），假如被告人沒有作出有關失實陳述，他和王女士是不會購入該汽車的。另外，法庭亦需要顧及普通法的賠償原則，以避免原告方可以從賠償中獲得雙重得益（double recovery）。在本案中的情況下，引用上述的賠償準則，本庭認為，被告人在第3(1)條之下應向原告方支付的賠償，與第3(2)條之下的賠償，結果是相同的。因此，根據該第3(1)條，被告人同樣需要向原告方支付上述法庭所允許的賠償。

92.最後，為完備起見，本庭有兩點想提出。第一，根據該條例第3(3)條，本庭在作出第3(1)條的賠償時，亦須考慮到早前根據第3(2)條作出的賠償，由於法庭行使第3(2)條的酌情權宣布該合約繼續生效，所以，法庭當然亦是以此為基礎，顧及本案有關情況後，去評定第3(1)條的賠償。

93.第二，就算假設原告方撤銷合約的權利，因任何緣故而喪失，法庭仍可基於被告人沒有合理理由相信他們所作出的失實陳述是真實的裁斷，根據第3(1)條，按上文第89至91段所述的賠償準則，給予原告方損害賠償。原則上，在這情況下，有關賠償就車價方面及利息方面的損失，應與上述的評估一樣；至於停車場費用的追討，有機會不能獲得任何賠償，其中，需視乎原告方何時喪失撤銷合約的權利，及因何種理由而喪失。由於法庭已在上文裁斷該權利一直都沒有喪失，這方面的討論亦只能到此為止。

總結

94.基於上述的原因，被告人須向原告方支付損害賠償，合共HK$166,331（即HK$72,000 + HK$9,391 + HK$84,940）。

95.法庭認為，在本案中，被告人亦應向原告方支付上述款項的利息，顧及本案整體的情況後，法庭認為，公允地，有關利息應以判定利率的一半計算，由2019年2月18日（即傳訊令狀發出當日）起計，至本判案書日期為止，其後的利息，則以判定利率計算，直至全數付清為止。

命令

96.因此，法庭現判定原告方勝訴，被告人須向第一原告人及第二原告人支付以下款項：

(1)  HK$166,331；

(2)  上文第95段所述的利息。

訟費

97.雖然原告方整體而言成功向被告人索償，但由上文看到，有個別賠償項目不能成立，或到了審訊時原告方才放棄，其狀書中亦有某些作訴不能成功。因此，經顧及了本案整體的情況後，本席作出訟費暫准命令，被告人須向第一原告人及第二原告人支付本案70%的訟費（連同大律師證書），上述的訟費亦包括法庭早前所作出的保留訟費命令（如有的話）。如雙方未能同意訟費的數額，則由法庭評定。除非與訟任何一方於14天內，以傳票方式向法庭提出申請更改以上訟費暫准命令，否則，是項暫准命令便成為絕對命令。

98.最後，本庭感謝高大律師及被告人代表林先生，向法庭提供的協助。

第一及第二原告人：由尹麗儀律師行延聘高忻亷大律師代表

被告人：沒有律師代表，由董事林志生先生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