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丁荷芳

DCCC 1174/2025

[2026] HKDC 1314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5年第11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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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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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被告人丁荷芳於本席前承認 1 項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俗稱“洗黑錢”罪），違反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該條例）第25(1)及(3)條。罪行詳情指被告人於2024年6月25日至2024年8月15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連同其他身分不詳的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即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銀行帳戶（帳戶號碼04347710964182）（“該南商帳戶”）的總額港幣3,426,915.45元款項，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

案情

2.被告人承認的經修訂的案情撮要顯示，於2024年7月16日，1名女受害人因受人詐騙而存入1筆港幣41,000元的款項到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的銀行帳戶 (帳戶號碼 04347710964182, “該南商帳戶”) 。經調查後發現，被告人於2024年6月25日開立了該南商帳戶，他為帳戶的唯一簽署人，開戶時他報稱是紡織/服裝製造業的 “經理/行政人員”，在某服裝公司任職採購經理，月薪港幣50,001元至75,000元，開立帳戶作投資用途。開立該南商帳戶時，他向銀行提供其身分證明文件（中國內地身分證及雙程證）副本，並由銀行保管。

3.被告人的上述雙程證（號碼CF2489521） 附有L類簽注，適用於團體旅遊，該雙程證的單次赴港簽注有效期為1年（2024 年5月27日至2025年5月26日），持證人可留港不超過7 天，並須跟隨旅行團進出香港。

4.2024年6月25日至8月15日期間，該南商帳戶有64筆存款，總額港幣3,426,915.45元，亦有72筆提款，總額港幣3,426,871.60元，全部經銀行轉帳進行，沒有現金提款，部分銀行轉帳經網上銀行進行，兌換成美金。資金流向分析顯示，該南商帳戶涉及典型鏡像模式，存款存入後，通常不久後便有相等金額的1筆過提款，日終結餘維持低企，未能反映該南商帳戶的真正交易額及存款在某些日子突然激增，在其他日子則完全淡靜。此等交易及模式，證實該南商帳戶被用作短暫存放資金。

5.2025年4月12日，被告人經羅湖管制站入境香港時被拘捕，在現場警誡下保持緘默。其後的錄影會面中，被告人在警誡下說出一些事情，當中包括：

(a) 被告人在湖南省任職礦工，平均月入人民幣約6,000 元。截至2024年6月25日開戶當日，其月薪為人民幣約7,000元；除薪金外沒有其他收入來源。他在中國內地擁有1輛車，在中國內地、香港或其他地方沒有任何儲蓄。他在香港並非董事或股東，在香港也沒有任何應課稅入息；

(b) 他因買車而欠下1筆人民幣30,000元貸款，仍須按月支付人民幣3,119元的分期付款，為期約1 年半；

(c) 除該南商帳戶外，他在香港沒有其他銀行帳戶。他在被拘捕當日到香港旅遊，之前最後一次到香港是於2024年11月；

(d) 他確認曾開立該南商帳戶，並簽署開戶授權書。他指稱於2024年4月在網上認識1名趙姓男子（“趙先生”），他們透過微信溝通和討論財務事宜。趙先生帶他到銀行開立該南商帳戶。他開立該南商帳戶來買股票。他從未使用該南商帳戶的任何網上銀行、安全碼或轉數快服務；

(e) 他承認在開戶授權書中報稱在某服裝公司任職採購經理並從事服裝/紡織業，均屬虛構，有關資料由趙先生向他提供；趙先生叫他開立該南商帳戶來買股票；他提議自己開立該南商帳戶供他人買股票，而非親自直接投資；趙先生承諾把10%得益給被告人作為報酬；在香港開立該南商帳戶後，趙先生幫他買票返回中國內地，他於同日回家；趙先生自2024年10月起封鎖他的聯絡號碼，他不知道原因；

(f) 他從未查看其銀行結單、銀行卡或銀行信。他否認對該南商帳戶的銀行交易知情；及

(g) 雖然趙先生起初承諾每月向他提供10%得益作為報酬，但他從未從趙先生收到任何得益。

加刑申請

6.控方引用該條例第27條，申請就被告人被定罪的控罪加重刑罰，並按該條例第27(2)條提交1份由李耀南總督察於2026年7月17日撰寫的書面報告以支持申請。

被告人背景及求情

7.代表被告人的司徒大律師陳詞，指被告人現年49歲 ，1977年1月6日於江西出生。他已婚，家庭背景簡單，除了媽媽（現年85歲）外，還有妻子（48歲）及外母，3人均在內地生活。他曾在內地受小學程度教育。案發時段他為1名礦場工人失業人士，月入大概人民幣6,000至7,000元。他在內地及在香港均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

8.司徒大律師指被告人於犯案前原為1名礦場工人，於旅港期間因一時貪念及對本地法律不認識，令不法分子有機可乘說服他干犯了本案。被告人對上游不法分子如何欺騙案件受害人及如何使用/處理上述戶口及其他運作一概不知情亦沒有參與。因為被告人一時的貪念及愚蠢，令到自己及家人生活更加困難。被告人的母親及外母均有心臟問題需要被告人及他的妻子照顧。被告人目前一家人的生計就只能靠妻子在學校當兼職支持。對此，被告人深感慚愧及後悔。他因為本案已經深受教訓及非常後悔。他承諾必定會誠心守服刑期及自身改過。

9.就量刑方面，司徒大律師指本案罪行並無量刑指引，他引援數宗案例^[1]，指就本案而言，沒有證據顯示被告人對於上游罪行有任何角色或者知情。被告人亦沒有和案件中的受害人有任何接觸。被告人犯案的手法簡單，並沒有牽涉複雜的計劃或程序，亦沒有主動詐騙任何受害人及或直接處理有關財物。被告人干犯本案的時間只為短短的1個半月，在同類型案件中屬較短的時間。 再者，從運作角度來看，本案只涉及64次存款，及72次提款，規模亦不算嚴重（當中雖然有涉及美元轉帳，但不應是作為案件有國際成份）。而案件中的跨境成份，雖然不能抹煞被告人的貪念及愚蠢，但是上游不法分子明顯利用被告人對本地法律及情況的不熟悉，從而對他作出唆擺。總括而言，本案並不存在特別嚴重的案情足以驅使法庭考慮較重的刑期。

10.司徒大律師指被告人不反對控方加重刑罰的申請，但綜合觀察有關資料及上述近期同類型的判刑，目前社會對這類型案件的認知及戒心亦大大增加， 案件數目及/或受損金額均有輕微放緩的情況。希望法庭最後考慮加刑幅度的時候可以維持在20%-25%的幅度之內。

11.最後，司徒大律師指被告人懇請法庭盡量輕判，好使他能夠盡快回家踏實地重新照顧家人。

量刑

12.“洗黑錢”罪行並沒有量刑指引，上訴庭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廖麗婷^[2] 一案中，就此罪行的量刑，有以下指引性的評語：

“ 21. 上訴法庭曾在許多案例中明確指出，「洗黑錢」是十分嚴重罪行，原因是參與清洗黑錢的人不但協助處理和保存非法活動的得益，並試圖使犯罪得益合法化，而且實際上也間接鼓勵罪犯進行非法活動，因此判刑必須要有「阻嚇性」：見 Boma 一案第36段，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慧茵 [2012] 4 HKLRD 189，第16段。

22. 由於每宗「洗黑錢」的案件的情況不大相同，案情甚至可以說是千變萬化，上訴庭不能也沒有對「洗黑錢」的罪行訂下量刑指引。上訴庭副庭長司徒敬在 Boma 一案第40段列舉洗黑錢案件的判刑因素，並強調除了“黑錢”的數額之外，其餘因素包括：

(一) 產生黑錢的前置罪行的性質及判刑；

(二) 被告人是否知道該前置罪行是甚麼；

(三) 有否國際元素；

(四) 洗黑錢的罪行是否涉及繁複的步驟、計劃或詐騙手段；

(五) 有否犯罪集團存在；

(六) 交易的次數及犯案時期的長短；

(七) 被告人是否知道了前置罪行的性質後仍然繼續洗黑錢；

(八) 被告人的角色及報酬。

23.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許有益 [2010] 5 HKLRD 536，上訴法庭法官張澤𧙗在第9段指出下列各點是量刑的參考因素：

(一) 涉案的金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而非被告人本身在這次交易所獲得的利益。

(二) 控罪的罪責是協助、支持及鼓勵有關的公訴罪行，故此被告人的參與程度及涉及「洗黑錢」的次數是有關連的因素。

(三) 處理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控罪與有關的公訴罪行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但若果有關的公訴罪行是可以確認的，那麼法庭是可以在處理控罪時考慮有關公訴罪行本身的刑期。

(四) 若案件涉及國際跨境成分，法庭可採用較嚴峻的刑期，以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的形像受損。

(五) 涉案的時間。

24. 就涉案的「黑錢」數額而言，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在律政司司長訴雲國強 [2012] 1 HKLRD 197，第15段指出：

『當涉案「黑錢」是100至200萬元時，量刑基準約為3年，300萬至600萬元約為4年，而1000萬元以上則可以超過5年。』”

13.上訴庭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谢志建^[3]一案中亦指出，於律政司司長訴雲國強^[4]一案中副庭長楊振權並非作出量刑指引，而只是1個觀察，但本席認為亦可於量刑時作為參考。

14.本席同意本案於同類案件中屬於簡單，沒有證據顯示被告人知悉或參與上游罪行，本案亦不涉及複雜精密的手法，亦沒有證據顯示涉及國際元素。本席接納被告人就本案得益甚微，但這並非重要考慮因素。

15.控罪涉及港幣3,426,915.45元，存款有64項，提取則有72項，涉案時間約1個半月。考慮過所有相關因素，本席以39個月作為量刑起點。本席認為被告人為內地人士，收入不高，而且正失業，本案證據顯示他並非來港旅遊，而是專程來港犯案，開設相關帳戶，此為加刑因素^[5]。就此因素本席加刑3個月，量刑起點加至42個月。被告人適時認罪，可獲扣減三分一，刑期減為28個月。本案不存在其他減刑因素。

16.就控方引用該條例第27(2)條申請加刑而言，上訴庭經常指出，此為非常嚴苛的權力，法庭必須謹慎使用，目的在於增加判刑的阻嚇性 。上訴庭於 HKSAR v Chung Chi King^[6]一案中指出，加刑的目的在於阻嚇往後準備犯案的人，所以法庭應考慮判刑時同類罪行的普遍程度及對社區的損害程度，而非案發時的情況。

17.過往案例顯示，以「傀儡帳戶」犯案作為加刑申請基礎早已為法庭所接納^[7]。辯方並沒有反對申請，對控方提供李總督察的報告內容亦沒有質疑。李總督察的報告內容顯示，利用「傀儡帳戶」洗黑錢的罪行，從2020年開始，按年遞增，至2025年及2026年上半年有放緩跡象，但情況仍然極不理想，同類型案件仍然非常猖獗。另外，本席亦接納李總督察報告中列出此等罪行對社區的損害。本席接納相關控罪的普遍程度及其導致社區受損害的性質和程度，已達致所需的門檻，本席批准控方的加刑申請。

18.就加刑幅度而言，上訴庭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梁耀輝^[8] 一案中指出，就該條例第27條加刑的幅度，應由主審法官按不同案件及有關情況酌情處理。

19.就此議題，考慮過本案相關的案情，本席認為同類案件近年仍然猖獗，加刑幅度必須能達到阻嚇性的作用，加刑25%，刑期加至35個月。

20.就被告人承認的1項“洗黑錢”罪，本席判處被告人入獄35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