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裕貞 訴 the Executive Centre Ltd.

HCLA000085/1999

HCLA 85/199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上訴司法管轄權

高院勞資審裁處上訴1999年第85號

（原本案件編號：勞資審裁處申索1999年第6589號）

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杜溎峰

聆訊日期：2000年4月17日

判案書日期：2000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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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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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訴人受僱於被告公司為助理經理。她的僱傭條款則詳列於1997年3月3日的聘書中。於1999年9月14日，她遭答辯公司解僱，並獲發兩個月薪金作為代通知金。她入禀勞資審裁處，要求按比例獲得年終年賞。審裁官裁定：

"合約條款第三條註明年賞乃依公司表現酌情發放。條款字眼上絕無含糊之處，此酌情權亦不容法庭質疑其行使上是否合適或恰當。"

審裁官撤銷其申索。上訴人現對該決定不服，提出上訴。

2. 上訴人聘用書之第3款規定：

“薪金 - 你的月薪為港幣18,000.00元，於月底期末支付。

儘管公司慣常會於每個農曆年年底宣布發放兩個月的年賞，在適用情況下則會按比例發放，有關付款由公司的業績酌情決定。個人入息稅有待你定期結清。"

3. 英語原文為：

"Salary - Your salary will be HK$18,000.00 per month payable in arrears at the end of each month. While it is usual for the Company to declare a two month bonus at the end of each Chinese Lunar Year, on a pro-rata basis where applicable, the payment is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mpany's performance. Personal income taxes will be for your account"

4. 關鍵字眼已於上文凸顯出來 - 有關付款「由公司的業績酌情決定」。恕本席直言，該條款實在寫得拙劣，意義也模菱兩可。若單從字面上看，行使酌情權決定是否支付年賞的決策機構是“公司的業績”。但“公司的業績”仍事情的狀況，即業績是好、是壞、還是尚可。它本身沒有思考能力，亦不能作出任何決定。

5. “公司的業績酌情決定”一詞究竟是什麽意思呢？詞中有三個非常關鍵的字眼或詞組，即（1）酌情，（2）付款及（3）公司的業績。“酌情”的意思是自行作決定的自由和能力。

6. 根據牛津字典，“付款”（原文為英語 "payment"）的意思是（1）支付或被支付；及（2）（所）支付的款項。根據第一項含義，該詞指“支付的行爲”或“是否支付”；那是莫大律師所依據的釋義。根據第二項含義，該詞指“所支付的款項”，亦即上訴人論點的憑據。

7. “公司的業績”這些字眼是詮釋這片語之困難所在。這裡的字眼是“公司的業績”，而非單純的“公司”一詞。該條款寫明“由公司的業績酌情決定”，而不是“由公司酌情決定”。

8. 按推定，起草該條款的人不會存心浪費文字，而條款中所載的每一個字都提供一定的意義。若本席說該起草人用這五個字來表達“公司”之意，那是不對的。因爲若是如此，“業績”一詞即屬多餘和毫無意義，而“公司的”也應改為“公司”。這決非起草人的原意，也不是這些字眼明顯表達的意思。這些字眼的含義正是其明顯表達的一般意思，即該公司的表現如何或該公司取得什麽業績。

9. 綜合上述所有釋義，法庭唯一能把意義賦予該片語的方法是將之如此詮釋：有關付款是由公司按照公司的業績酌情決定。換句話說，片語中需要加插四個字，才能把意義賦予這寫得拙劣的字句。本席對此不覺為難，而這項釋義也正是審裁處的審裁官所裁斷得出的釋義。這是有關事實的裁斷，本席無意干預。

10. 審裁官裁斷出錯的地方是，她由此即遽下結論，謂審裁處不能質疑該公司如何行使其酌情權，而沒有考慮到“公司的業績”這些字眼。換句話說，她完全忽略了“公司的業績”這些字眼的法律效力，而將該酌情權當作不受限制的酌情權般處理。

11. 代表答辯人的莫大律師提出了兩項論點來支持審裁官的決定。第一，他指出第3款賦予該公司絕對的酌情權，而公司的業績只是該公司所考慮的其中一個因素。除此之外，公司也可以考慮個別僱員的表現。

12. 本席認爲，若該公司行使酌情權時，是取決於其成績或業績，其酌情權即非不受限制的酌情權。這是因為該公司如何行使酌情權是受其業績所規限。從第3款可見，該公司已根據合約放棄其不受限制的酌情權，轉而選擇受限制的酌情權，即以業績為其決定因素。倘若業績理想或達到某一水平，該公司即須宣布發放年賞或一筆可觀的年賞；該公司可酌情自行釐定有關發賞水平，而年賞的金額也是由它自行酌情決定。倘若業績欠佳或未能達到目標，該公司便可能會發放象徵式年賞或乾脆不發年賞。

13. 因此，在考慮該片語的法律效力時，及就該公司如何設定其業績目標及年賞金額兩方面，本席認為該公司享有絕大的自由度。然而，該片語不可能有效力容許該公司在取得理想業績時，宣布不發放年賞。本案中，該公司可酌情決定的是業績的目標及年賞的款額（即“付款”一詞的第二項含義），而非在達到業績目標時，是否支付年賞（即“付款”一詞的第一項含義）。

14. 該條款中的上一句，可進一步證明這種詮釋是正確的。該句訂定，該公司慣常會宣布發放兩個月的年賞，並按比例計算。這項條文顯示了年賞的合約性質，並證實了公司剩餘的酌情權僅與業績目標或年賞的金額有關。

15. 第二，莫大律師指出，審裁官收到了答辯公司的證人陶先生的證詞，其中説明了該公司如何行使其酌情權。陶先生在證詞中說：

“衡量和比較公司的業績，有幾項準則可循：

1. 年終成績是否超越預算成績

2. 年終成績是否超越去年的成績

3. 公司支付年賞後，償還股東貸款的能力。

各僱員的努力綜合起來即轉化為公司的業績。由於周裕貞女士在公司服務期間表現未如理想，所以其僱用合約才會被終止。其服務水平未能符合本公司的要求，影響了公司的業績。

基於上述各點，公司決定不支付年賞給她。"

16. 誠然，個別僱員的努力綜合起來會轉化為公司的業績，但根據第3款，該公司是以此集體努力的成果為基礎，來行使其酌情權。由於該公司在拒絕支付年賞給上訴人時，所考慮的是她據稱表現欠佳這一點，因而便違反了第3款中有關行使其酌情權的規定。

17. 審裁官沒有查明該公司所要求取得的業績為何，也沒有詢問其業績目標是否已經達到。然而，從本案的事實看來，雙方並不爭議其他僱員曾獲發年賞這一點。由此推之，該公司已達到了1999年的業績目標，故此才需要宣布發放年賞。若該公司支付年賞予一些以相同條款聘用的僱員，便不可把上訴人的年賞扣而不發。規限該公司如何行使其酌情權的條件是“公司的業績”而非“僱員的表現”。由於“公司的業績”是唯一的主宰條件，故該公司無權說，由於上訴人的表現未如理想，所以便不發年賞給她。本席認爲，只要情況符合該先決條件，即公司取得目標業績，上訴人即有權獲得合約訂明的年賞，而年賞的金額也同樣視乎公司的業績而定。由於上訴人的同事均收到兩個月的薪金作爲年賞，不管上訴人的表現如何，她也應該獲得兩個月的薪金，因為上訴人的表現從來不是發放年賞的條件。

18. 由於上訴人遭答辯公司以支付代通知金的方式解僱，按照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例》第11F(1)(a)條，她有權按比例獲得年賞。該條規定：

“在符合第（1A）款的規定下，凡本部所適用的僱員並非於整段酬金期由同一僱主僱用，但於該期間内由同一僱主僱用不少於3個月

（a） 而其僱用合約於以下時間終止

(i) 酬金期内任何時間；或

(ii) 酬金期屆滿時，

且該合約並非由僱員根據第6或7條

終止，亦非由僱主根據第9條終止；"

19. 由於上訴人在酬金期内獲僱用不少於3個月，加上她被該公司以支付代通知金的方式，而非根據第9條終止僱用，故她有權按比例獲得其年終年賞。因此，本席裁定她上訴得直，判給她24,986.00元；該筆款項為根據其20,000.00元的月薪按比例計算出來的年賞。

20. 本席亦將審裁處於1999年8月30日及9月20日作出的兩項針對她合共2,000.00元的訟費命令作廢。本席又判給她是次上訴的訟費，及審裁處的訟費。本席評定審裁處的訟費為2,000.00元。

21. 上訴人於2000年2月28日要求法庭把聆訊押後，待她就法律援助署署長拒絕其申請法律援助的決定提出上訴；本席允其要求，並將該次押後聆訊的訟費問題留待日後處理。上訴人於1999年11月17日已獲本席批准上訴，也獲告知她有權申請法律援助。但她直到2000年2月3日才申請法律援助。若她早點提出申請，其法律援助上訴理應早在上次聆訊前已經完畢。本席裁定，2000年2月28日的聆訊須押後是因其過失所致，因此判給答辯公司該次押後聆訊的訟費和由此而引致的訟費；倘若雙方不同意訟費的金額，則交由法庭評定。

以下為本席裁決的摘要：

上訴人獲得：

(1) 其按比例計算的年賞，共24,986.00元；

(2) 是次上訴的訟費，但不包括上述押後聆訊的訟費及由此而引致的訟費；

(3) 於勞資審裁處的訟費，共2,000.00元。

(4) 勞資審裁處針對她的訟費令作廢。

答辯公司獲得：

2000年2月28日押後耹訊的訟費和由此而引致的訟費。

除勞資審裁處的訟費外，倘若雙方不同意其餘訟費的金額，則交由法庭評定。

上訴人無律師代表

答辯人由鄭楊律師行轉聘莫頌文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