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林文龍

HCMA001152/1999

HCMA1152/199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1999年第1152號

（原新蒲崗裁判法院案件1999年第55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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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湯寶臣

聆訊日期：2000年8月2日

裁決日期：2000年8月2日

宣布裁決理由日期：2000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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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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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訴人林文龍被控一項企圖盜竊罪。他否認控罪，在審訊後被判罪名成立，入獄12個月。上訴人不服裁決，提出上訴。

2. 當上訴人第一次出庭時，曾作出過一些投訴，包括指律師沒有提出重要的辯護理由等。因為當時本席並無收到案件謄本，為了公平起見，又在上訴人同意下，本席將案押後，要求將審訊謄本呈堂。

3. 到上訴人再出庭時，他向本席指出，辯護律師沒有替他講出他有對警員作過投訴，而警方亦是在很後期才正式向他落案及找第三者作証。上訴人又指有關的背包沒有被正式呈堂，祇是用照片代替。他說他不甘心被判有罪，以後更不敢隨便上街。再者他對警員說過的「俾次機會」，祇是一時情急之下的講法，不能作準。上訴人更提交剪報，顯示法庭曾裁定「阿Sir，俾次機會我」的講法，不能視作被拘捕者是在認罪求饒。(見東方日報報導，2000年4月19日， HCMA1113/1999)

4. 本席已小心閱讀過案件謄本。本席首先留意到辯方律師並無失職或疏忽之處。律師對控方証人，尤其是針對主要証人警員53711吳嘉樂，都有提出了非常詳細的盤問，及質疑其証供。當然上訴人事後可能覺得律師應該再提出某些論點，但律師以其專業角度在得到上訴人的指示後，決定了辯護路線，盤問方法及陳詞內容，本席認為並無不妥。律師的最後陳詞，亦提出了有說服力的分析。但最終裁判官決定接納控方証人的証供，這絕對不是辯方律師的過錯。他有替上訴人盡力辯護。

5. 裁判官在其裁判陳述書指出控方的主要案情如下：

「控方案情

下午六時五十分，警員五三七一一與同僚一起在九龍塘地鐵站穿便裝當值。由於正值下班時間，大堂內充塞著人群。警員五三七一一看見上訴人在出口處徘徊，覺得他可疑，於是監視著他。上訴人尾隨一位女士，即梁潤玉小姐走往出口閘處。梁小姐當時正揹著背包，雙手拿著紙袋。

上訴人在出口處的旋轉柵閘挨近梁小姐。他用左手開啟梁小姐背包的拉鏈，由左至右開啟了約八吋，右手則垂直地拿著一把雨傘的下半截。當時警員五三七一一正在上訴人的左後方，相距約兩三步。梁小姐出閘後，上訴人把手縮回並轉身離開。就在此際，警員五三七一一截停上訴人，向其表露身份，並詢問上訴人為何開啟他人的拉鏈。上訴人沒有回答，警員五三七一一便以企圖盜竊罪罪名警誡他。上訴人回應道：『亞Sir，我都偷唔到嘢，俾次機會啦。我老婆病咗，佢喺深圳。』

梁潤玉小姐在九龍塘地鐵站正準備出閘趕上一班九廣鐵路火車。當時她揹著背包，雙手拿著盛載書本的紙袋。她剛出閘便獲警員告知她背包的拉鏈給開啟了。經梁小姐查看後，發現拉鏈已給開啟了一半，幸好沒有損失。梁小姐曾在旺角站開啟背包拉鏈取出手提電話使用，並於用後把電話放回背包內，把拉鏈拉上。」

6. 至於上訴人方面，他選擇不上証人台，這是他的法定權利。有關上訴人的警誡詞，其實控方並沒有將書面補錄口供呈堂，祇是依賴警員的証供來指証上訴人被拘捕後的回應。在審訊時，辯方提出的講法是上訴人向警員講：「阿Sir，我都冇做過任何嘢，拉我咩嘢事呀？我趕住返深圳探老婆。」(見謄本第27頁，上訴文件第56頁。)但裁判官接納了控方証人的証供，指上訴人當時的回應是：「阿Sir，我都偷唔到嘢，俾次機會啦。我老婆喺深圳病咗。」在這基礎上，本案的情況與上訴人提供的案例並不相同。

7. 在考慮過案情後，本席認為沒有足夠的理據去推翻裁判官的判決。因此本席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答辯人：由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梁卓然代表

上訴人：無代表律師，親自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