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家耀 訴 公務員事務局及另一人

HCAL000010/2004

HCAL 10/200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憲法及行政訴訟2004年第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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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張舉能（公開聆訊）

聆訊日期：2004年5月20日

判案書日期：200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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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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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申請人原為香港海關高級關員，於1980年加入海關部門，職位為海關關員，1990年擢升為高級關員。

2.1999年末，申請人因涉及一宗懷疑收受利益及通風報訊刑事案件，遭廉政公署拘捕。2000年6月22日，申請人為廉政公署落案起訴。廉政公署指申請人涉嫌向兩名分別姓鄭及姓林之人士（下稱“鄭”及“林”）索取利益，干犯《防止賄賂條例》（《香港法例》第201章）第4條。該二人涉嫌分別為兩間售賣盜版光碟店鋪的東主及助手。一項控罪指申請人向鄭及林每月索取10萬元，作為通風報訊的報酬。另一項控罪指申請人曾接受鄭及林為其提供舞小姐及安排性服務。2001年1月8日，裁判官經審訊後裁定申請人控罪不成立。

3.然而，香港海關在考慮裁判官的判詞後，懷疑申請人的品行操守，相信申請人可能干犯了違紀行為，遂委派內部紀律調查組人員對個案進行內部紀律調查。

4.2001年8月17日，調查組在辦公室內與申請人會面，向申請人調查懷疑有海關人員涉嫌向售賣翻版光碟之人士收取利益，在海關人員採取有關之拘捕行動前通風報訊一事。然而，申請人在會面中拒絕回答調查組的問題。他表示在未有律師陪同下、又未經與律師研究及考慮有關之法律問題前，不會作出回答及不會簽署有關之會面紀錄及副本。

5.在調查組進行進一步調查及經海關關長給予申請人書面呈交解釋機會之後，關長認為申請人犯了違紀行為的表面證據成立，遂針對申請人提出四項違紀行為的控罪。其中兩項控罪（即第二項及第四項）分別為第一項及第三項控罪的交替控罪。第一項控罪及第三項控罪如下：-

“	控罪一
控罪(一):		忽略或拒絕服從上級人員以口頭或書面發出的合法命令，包括海關條例第20條所訂立的永久訓令
控罪條文:		違反香港法例第342章香港海關條例附屬法例之海關（紀律）規則第3(e)條
控罪詳情:		高級關員陳家耀，你被控於一九九九年六月至九月期間，忽略或拒絕服從上級人員按永久訓令（1990年版本）第五章第5.3段發出的合法命令，即與不良份子林吓褔交往，並透過他安排召妓。
...
修訂控罪三
控罪(三):		忽略或拒絕服從上級人員以口頭或書面發出的合法命令
控罪條文:		違反香港法例第342章香港海關條例附屬法例之海關（紀律）規則第3(e)條
控罪詳情:		高級關員陳家耀，你被控於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七日，於九龍尖沙咀中間道海關投訴調查組辦公室，忽略或拒絕服從上級人員發出的合法命令，即在內部紀律調查會面期間拒絕回答總關員鍾健康向你提出的問題。
...”

6.經聆訊後，主持聆訊之審裁員裁定第一項及第三項控罪成立，而第二及第四項的交替控罪則自動撤銷。

7.2003年2月7日，關長就該兩項違紀行為，決定對申請人施加兩項「革職」的懲罰。就該兩項懲罰，申請人向行政長官提出上訴。

8.2003年5月29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局長”）在按行政長官的權力轉授處理上訴後，通知申請人以下的決定：就第一項罪名之懲罰的上訴，決定以「迫令退休」取代原本的「革職」的懲罰；然而就第三項罪名之懲罰的上訴，局長決定維持「革職」的懲罰，革職懲罰的生效日期為2003年5月31日。

9.申請人在獲得法庭許可後，針對其兩項判罪及懲罰提出司法覆核申請。

10.在是次司法覆核申請的法律程序之中，申請人並無律師代表，乃是親自行事。然而，綜觀其所存檔法庭之文件及誓章、並其在聆訊時所作出的陳詞，申請人所持申請司法覆核之理由基本上有數方面。本席會在下文之中逐一處理該等理由，但本席首先在此簡略地闡釋有關之法律條例及紀律程序規則。

有關法例

11.香港海關乃按《香港海關條例》（《香港法例》第342章）所設立。條例除設立海關外，亦就其職責與權力及海關人員的紀律訂定條文，且就一項褔利基金及為與上述事項相關的目的訂定條文：見條例牟言。條例第3條列明香港海關之設立及其職能：-

“3. 設立及職能

現設立香港海關，而香港海關須執行一貫由根據《1931年應課稅品條例》... 獲委任的緝私員所執行的職能，並須採取合法措施以執行有關應課稅品、進口與出口及走私的香港法律，以及作出法律規定其作出的其他事情。（由1977年第46號第3條修訂；由1985年第40號第3條修訂）”

12.就香港海關有責任執行之香港法律方面，條例的附表2詳細列明如下：-

“ 附表2

第17及17A條內提述的條例

《進出口條例》（第60章）

《郵政署條例》（第98章）

《應課稅品條例》（第109章）

《除害劑條例》（第133章）（由1977年第143號法律公告增補。由1990年第79號第21條修訂）

《危險藥物條例》（第134章）

《抗生素條例》（第137章）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138章）（由1997年第62號法律公告修訂）

《化學品管制條例》（第145章）（由2003年第14號第24條代替）

《動植物（瀕危物種保護）條例》（第187章）（由2003年第14號第24條代替）

《植物（進口管制及病蟲害控制）條例》（第207章）（由1976年第117號法律公告增補。由1997年第39號法律公告修訂）

《武器條例》（第217章）（由1981年第361號 法律公告增補）

《火器及彈藥條例》（第238章）（由1981年第361號法律公告代替）

《危險品條例》（第295章）（由1974年第1號 法律公告增補）

《儲備商品條例》（第296章）（由1983年第73號法律公告增補）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311章）（由1993年第37條增補）

《商品說明條例》（第362章）（由1980年第39號第37條代替）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390章）（由1987年第132號法律公告代替）

《保護臭氧層條例》（第403章）（由1989年第24號第19條增補）

《販毒（追討得益）條例》（第405章）（由1989年第35號第33條增補）

《狂犬病條例》（第421章）（由1995年第452號法律公告增補）

《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第424章）（由1992年第80號第36條增補）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由1994年第82號第35條增補）

《消費品安全條例》（第456章）（由1994年第84號第36條增補）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第525章）（由1997年第87號第36條增補）

《版權條例》（第528章）（由1997年第92號第280條代替）

《防止盜用版權條例》（第544章）（由1998年第22號第42條增補）”

13.根據條例第17A條至第17D條，海關人員在執行有關法律時，擁有逮捕、搜查、進入住所搜尋疑犯、在無搜令下的搜查和檢查、查閱旅行證件，及在逮捕疑犯後，將疑犯帶往香港海關的辦事處作進一步查訊或帶往警署調查、並提出檢控的權力等等。

14.雖然條例沒有明文說明海關人員是紀律部隊，然而條例第III部詳列有關海關人員之紀律事宜。條例第10條、第12條及第16條規定如下（申請人原為高級關員，屬於海關部屬人員，故條例第12條之規定對其適用）：-

“10. 有關違紀行為的概括規定
	海關人員如犯違紀行為，可處革職，或按照由本條例或根據本條例訂定的規定以其他方式處理。
...
12． 海關部屬人員
	(1)	凡海關部屬人員被控以違紀行為 -
		(a)	關長可停止其職務；
		(b)	該事項須予調查，而有關人員須按照在第16條下訂立的規則所訂明的適當方式處理。
	(2)	凡有正在對任何可構成海關部屬人員犯違紀行為的行為採取調查的情況，而關長並認為如有關人員繼續行使其職位的權力及職能，是有違公眾利益的，則關長可停止其職務，但該人員在他被控以違紀行為之前仍有權悉數支取他假若沒有被停職時本會獲發給的薪酬。
	(3)	根據第（1）款被停職的人員，以及根據第（2）款被停職並被控以違紀行為的人員，均須獲發給符合關長指示而不少於其職位薪酬一半的部分薪酬。
	(4)	如對上述人員進行的紀律處分程序沒有導致施加任何懲罰，則該人員有權悉數支取他假若沒有被停職時本會獲發給的薪酬。
	(5)	如對上述人員施加革職職以外的懲罰，則該人員可獲付因其被停職而被扣的薪酬中的部分薪酬；凡有關懲罰由行政長官所施加，有關部分的比率由行政長官指示規定，而在其他所有情況下，有關部分的比率則由關長指示規定。
	(6)	根據第（1）或（2）款被停職的人員，沒有關長的准許，不可在停職期內離開香港。
		（由1999年第76號第3條修訂）
...
16． 紀律規則
	(1)	行政長官可就以下全部或任何事項訂立規則 -
		(a)	屬海關人員違紀行為的作為及不作為；
		(b)	在以下情況所須依循的程序
			(i) 任何海關部屬人員被指稱犯了違紀行為；
			(ii) 任何海關部屬人員被裁斷犯第14(2)條所界定的刑事罪行或承認犯該罪行；
		(c)	就任何違紀行為對有關海關部屬人員施加的懲罰，或在他被裁斷犯第14(2)條所界定的刑事罪行或承認犯該罪行時對其施加的懲罰；
		(d)	任何海關部屬人員在以下情況的上訴權利
			(i) 根據在本條下訂立的規則被裁斷犯違紀行為；或
			(ii) 根據在本條下訂立的規則被處罰，
			以及由關長對所作裁斷及所處懲罰的覆核。
	(2)	根據第(1)款(d)段訂立的規則，可授權行政長官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或任何職級不低於政府總部局長級人員的公職人員轉授裁定該段所提述的上訴的權力。（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第III部由1997年第46號第7條代替。由1999年第76號第3條修訂）”

15.此外，條例第20條規定如下：-

“20. 香港海關的命令
	(1)	關長可訂立命令，稱為“香港海關永久訓令”，但該等命令不得抵觸以下條文 - （由1999年第76號第3條修訂）
		(a)	本條例及根據本條例訂立的任何規例的條文；
		(b)	政府物料規例的條文；
		(c)	在按本條例及根據本條例訂立的規例變通下的《公務人員（管理）命令》及政府規例的條文。（由1999年第76號第3條修訂）
	(3)	該等命令可就以下事項訂明或訂定條文
		(a)	香港海關的控制、指揮及消息通報；
		(b)	紀律；
		(c)	訓練；
		(d)	級別及擢升；
		(e)	查察、操練、演習及會操；
		(f)	褔利；
		(g)	部門財務；
		(h)	建築物、場地、物料、家具及設備；
		(i)	海關人員所須執行的職務；
		(j)	報告、來往書函及其他紀錄的形式及格式；
		(k)	為適當地施行本條例或任何根據本條例訂立的規例或任何其他成文法則的條文，或為履行法律委予香港海關的職責所需執行的作為；
		(l)	為防止濫用職權或疏於職守、為致使香港海關有效率地履行職責，以及為達致本條例的目的而屬需要或適宜的其他事宜。
（由1997年第46號第3條修訂）”

16.條例第17E條規定如下：-

“17E. 向海關人員作虛假報告等

任何人如向執行職責中的海關人員作出或提供或安排向該等人員作出或提供任何他明知是虛假或具誤導性的報告、指控、陳述或資料，即屬犯罪。”

17.根據條例第16(1)條之規定，行政長官訂立《香港海關（紀律）規則》。

18.規則第3條、第4條、第5條、第6條及第8條規定如下：-

“3. 違紀行為

任何海關人員如有以下情況，即屬犯違紀行為 -

(a)	沒有許可或好的因由而擅離職守；
(b)	沒有上級人員准許而在當值時睡覺；
(c)	沒有立刻將其他海關人員涉嫌違反紀律的事情向上級人員舉報；
(d)	沒有立刻將他懷疑屬觸犯本條例附表2內指明條例的罪行向上級人員或警務人員舉報；
(e)	忽略或拒絕服從上級人員以口頭或書面發出的合法命令，包括根據本條例第20條所訂立的永久訓令；
(f)	由於酒精飲料影響或並非按醫務人員指示下服用的藥物的影響以致不宜執行職責；
(g)	疏於迅速地及勤奮地辦理他職責所在的事務，或並無好的及充分的因由而沒有迅速地及勤奮地辦理該等事務；
(h)	毀壞、摧毀、捏改，或隱藏與其職責有關的文件，意圖欺騙；
(i)	在執行職責的過程中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的陳述，意圖欺騙；
(j)	在其意是行使權能下，不按照法律規定而作出或不作出任何作為；
(k)	故意或因疏忽而損壞或毀壞，或因疏忽而遺失他獲供應或交託的任何政府財產或其他財產；
(l)	因其行為而致使公共服務的聲譽受損;
(m)	因其行為而損害香港海關的良好秩序及紀律。
4．	初步程序
	如關長相信任何海關部屬人員可能犯了違紀行為，則須將引致他相信此事的情況通知該人員，並請該人員在不超逾7天的指明期間內以書面呈交解釋。
	（1999年第76號第3條）
...

5. 控罪及作答
	(1)	如在第4條所提述的期間屆滿後，關長認為有關人員犯了違紀行為的表面證據成立，則除非關長已根據第4A條訓誡該人員，否則關長須 （1989年第118號法律公告）
		(a)	對該人員提出與第4條所提述情況有關 而關長認為合適的一項或多於一項控罪；及
		(b)	述明其本人會就紀律處分程序進行聆訊並作出裁定，或委任另一名海關高級人員就紀律處分程序進行聆訊並作出裁定。（1999年第76號第3條）
	(2)	控罪須以書面提出，並須連同一份通知送達有關人員，該通知須 -
		(a)	說明將會就紀律處分程序進行聆訊並作出裁定的海關高級人員的姓名;
		(b)	述明處理該控罪的地點及時間,而該時間不得在該通知送達日期起計7天以前;
		(c)	規定有關人員在該通知送達起計5天內,就每項控罪以書面通知(a)段所提述的海關高級人員認罪或不認罪;
		(d)	通知有關人員如認罪,可作出書面陳詞以求減輕懲罰.
6.	代表
	(1)	關長須委任一名職級不低於被控人員的海關人員為檢控員，被控人員則有權由一名他所選擇的海關部屬人員代表他進行辯護。（1989年第118號法律公告；1999年第76號第3條）
	(4)	被控人員無權由大律師或律師代表。
...
8．	程序
	(1)	被控人員須在通知所指明的時間在聆訊地點出席。
	(2)	有關控罪須向被控人員宣讀，而該被控人員則可改變他的作答。
	(3)	如被控人員認罪，該項作答須記錄在案，而他並須被詢問是否擬作出陳述；該被控人員可隨而作出陳述（而該陳述須予記錄）或呈交一份關於他希望獲考慮的事項的陳述。
	(4)	如被控人員就任何控罪不認罪，檢控員可陳詞概括地列出該個案的事實，並可傳召證人以支持有關控罪；在每名證人作供完畢後，被控人員或為他辯護的人員可盤問證人，而證人隨後亦可被覆問。
	(5)	證人的證供，可參照由他所作的書面陳述錄取，而證人可在聆訊時對該書面陳述加以修訂或增補。
	(6)	當所有支持有關控罪的證人被訊問完畢後，被控人員或為他辯護的人員，可純粹為顯示表面證據未有成立而向關長陳詞；如關長覺得表面證據成立，則被控人員須被詢問是否擬作供以及是否擬傳召證人。（1999年76號第3條）
	(7)	如被控人員作供，他可被盤問和覆問，而他意欲傳召的證人則可被訊問、盤問和覆問。
	(8)	在作供全部完畢後，檢控員可向關長陳詞，而被控人員或為他辯護的人員隨後可陳詞作答。（1986年第42號法律公告；1999年第76號第3條）
	(9)	證人呈堂的任何證物須供被控人員、為他辯護的人員及檢控員檢查。
	(10)	關長有權向任何證人提出其認為有助於裁定所提出的爭論點的問題，並可隨時傳召其認為可協助裁定該等爭論點的證人。（1999年第76號第3條）
	(11)	如為紀律處分程序的適當裁定而看似有所需要，有關個案的聆訊可不時予以押後。
	(12)	在個案聆訊時須作紀律處分程序的紀錄，而如被控人員有意根據本規則提出上訴，則須為該紀錄作出謄本，並須應被控人員在可提出上訴的期間內所作的要求，向他提供該謄本一份。
	(13)	錄取的證供無須經宣誓而作出。”

19.此外，根據條例第20條之規定，關長訂立《香港海關永久訓令》。訓令第1.1.3段、5.1段及5.3段規定如下（原文乃英文書寫，並無中釋本）：-

“1.1.3 These Orders are to be interpreted reasonably and intelligently, with due regar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No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provide for the inevitable exceptions. The fi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Orders remains with the Commissioner.

...

5.1 Discipline, comradeship, leadership and self-respect form the basis of morale and efficiency. Good discipline within the Unit is the foundation of good discipline throughout the Service. It is essential that every member should be brought to understand not only the importance, but also the purpose of discipline.

...

5.3 A member may not associate with undesirable characters or visit places of poor or doubtful reputation except in the course of duty."

20.現本席逐一處理申請人在是次司法覆核申請中所提出的幾個基本論點。

欠缺「非官方證人」

21.首先是申請人就第一項控罪所提出的數個論點。申請人就第一項控罪方面指稱，在整個紀律聆訊之中，控方並未傳召任何一個「非官方證人」出席聆訊，指證申請人與林之交往及林為一「不良分子」（undesirable character）。

22.本席不接納該論點。無論條例或規則皆沒有訂明在檢控違紀行為時，控方必須依賴所謂「非官方證人」以證明其指控。本席認為，指控是否成立取決於證據的份量及質素。當然，視乎情況，在考慮某證人之證供可信性及可靠性時，證人之身份、職業及與海關之聯繫等等，可能有一定之重要性。然而，本席不同意在有關之紀律聆訊檢控中，檢控一方必須傳召所謂「非官方證人」作供以證明其指控。

23.本席不接納該方面之論點為一司法覆核申請之理由。

「不良份子」

24.就第一項控罪方面，申請人亦指林並不是「不良份子」（undesirable character），故他與林交往並沒有違反訓令第5.3段的規定。申請人爭辯，林只是在娛樂場所工作，介紹舞小姐與申請人認識，其工作或行為並沒有違反法律。申請人亦指林本人亦沒有任何刑事犯案紀錄，說他是不良份子實對林或其職業有着不合理之歧視。

25.關長方面則認為，即使根據申請人方面的案情及證供，林乃是一名淫媒（俗稱「馬夫」），在不同場合介紹舞小姐與申請人認識，替申請人提供性服務。關長從海關人員作為執行海關專業任務之紀律人員的角度、市民大衆對公務員隊伍（尤其是紀律人員）應擁有高尚品格及情操的期望、以及海關內各方面的意見作出考慮，認為林乃一名不良份子，故申請人與林交往實違反訓令第5.3段之規定，遂提出有關之檢控。審裁員在作出判決時，明顯地同意關長的看法。

26.本席強調是次之法律程序乃司法覆核的法律程序，法庭並不擔當一上訴法庭之職責，更非扮演作出原本決定之人士或機構的角色。如英國上議員大法官賀輔明勳爵在Kemper Reinsurance Co 對 Minister of Finance [2002] 1 AC 1, 14頁H內所說（意譯）:-

「然而，原則上來說，司法覆核與上訴截然不同。前者是處理涉案決定之合法性而非其對錯性；是處理涉案決定者所行使之決定管轄權及作出決定過程之公平性而非其決定之正確性。」¹

27.本席認為，訓令內第5.3段所指的「不良份子」（undesirable character）一詞的正確解釋有一定之彈性，必須視乎情況而定。關長或審裁員從海關執法人員之角度去詮釋該用詞之正確意義，認為林乃一不良份子，從公法之角度而言，其詮釋並無任何不合理或不可接受之處。而且，訓令第1.1.3段亦清楚說明，訓令內容之解釋，必須是合理及有智慧的、並且必須考慮公眾利益，而最後之解釋權亦歸於關長。雖然，最終解釋權是否屬於關長，這一方面的問題，法庭在本司法覆核中不需詳細處理；然而，關長對其訂定之訓令的條文詮釋，必須予以恰當的尊重。

28.本席認為在考慮所有情況，包括關長的理解及從海關人員之角度並公眾利益及觀點去看事情後，關長或審裁員認為林乃一不良份子，從公法的角度來看並無不合理、不理智、或不可接受的地方。本席不接受申請人的說法，即林必須有刑事犯案紀錄或是在從事干犯刑事法律的職業或行為，才算是不良份子。在決定林是否不良份子時，關長及審裁員絕對有權考慮社會公眾人士就夜生活、娛樂場所、淫媒、介紹舞小姐與紀律人員提供性服務的看法，並社會之一般道德標準及對紀律人員（如海關人員）之期望等等。

29.既然如此，本席認為關長及審裁員認為林是不良份子，從司法覆核的角度來看，並無可與挑戰之處。換而言之，本席不接納申請人該方面之論點。

視像錄影

30.申請人指他既然在刑事檢控中被裁判官裁定罪名不成立，在紀律聆訊中，控方不應依賴在刑事檢控中曾使用過之廉政公署視像錄影（或其謄本）作為證據，以支持其紀律檢控。

31.本席不接納該個論點。首先，刑事檢控之罪行與違紀行為之檢控的內容（第一條控罪）不同。

32.第二，裁判官裁定申請人刑事控罪不成立，基本上是因為裁判官並不滿意兩名控方證人（即鄭與林）所作出之證供，認為他們的證供並不可靠。然而，廉政公署的視像錄影乃是關乎廉政公署調查人員與申請人之會面的內容及對話，故申請人被判刑事控罪不成立與廉政公署的視像錄影是否可以在海關內部紀錄聆訊中作為證據，毫無相關。第三，無論如何，視像錄影的證據份量方面，是紀律聆訊裏的證據問題。審裁員依據在紀律聆訊中所被接納的證據，根據合適之舉證責任及標準，就事實方面作出裁斷，當中並無不妥當之處。

33.故如前述，本席不接納申請人該方面之論點。

欠缺證據

34.申請人亦指在紀律聆訊中除視像錄影外，毫無其他證據支持控方說他與林有交往。

35.本席不接納該個論點。明顯地除視像錄影之謄本外，亦有其他證據證明申請人與林之交往，當中包括刑事檢控時之法庭聆訊錄音謄本。此外，在紀律聆訊時，申請人亦接受檢控官之盤問，其所作出之答案，亦是紀律聆訊中證據之一部分。

36.本席不認為整個聆訊的程序有任何錯誤。而審裁員所作出之事實裁斷，亦有一定之證據支持，不能說是毫無道理、又或犯上任何法律方面之錯誤。在司法覆核申請的背景底下，本席不接納申請人該方面之論點。

緘默權

37.就第三項控罪方面，申請人指在8月17日與調查組人員之會面當中，他並非故意不會答問題，只是要求在有律師陪同及提供法律意見情況下才作出回答。

38.根據調查人員在紀律聆訊中的口供及審裁員的判詞，在申請人拒絕回答問題時，調查人員曾向申請人作出警告，如果他拒絕回答調查人員所提出的問題，將會是違反上級的合法命令，該做法乃是一項違紀行為。但申請人在聽到警告後，仍然拒絕在沒有律師陪同下對上級的提問作出任何實質的回答。

39.申請人該方面之論點，直接牽涉究竟海關人員在接受紀律調查時，是否有權保持緘默，以行使普通法所賦予所有個人不使自己入罪的權利（right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該論點亦涉及海關人員在紀律調查時，是否有要求在律師陪同下才作出回答的權力。

40.就緘默權方面，在Fu Kin Chi 對 Secretary for Justice (1997-98) 1 HKCFAR 85一案中，終審法院指出普通法所賦予個人之緘默權，不但適用於個人有可能觸犯刑法方面的時候，亦適用於其有可能觸犯違紀行為的時候。既然如此，在涉案之紀律調查會面當中，雖然調查的主題是環繞申請人被懷疑收受賄款一事，而該事亦已經刑事檢控後為裁判官判定申請人罪名不成立，任何人不能再舊事重提，針對申請人提出刑事檢控；然而，紀律調查會談可能牽涉申請人在回答中作出對他就違紀行為方面不利之答案，故申請人之緘默權實與本案所牽涉之違紀行為，有極大之關聯。

41.換句話說，若申請人在涉案會談時擁有緘默權，則他拒絕在未有律師陪同之下，對調查人員之詢問作出任何實質回答，實屬合理合法，不能算是「忽略或拒絕服從上級人員以口頭... 發出的合法命令」。

42. Fu Kin Chi一案牽涉一名警務人員在接受紀律調查時是否擁有及可以行使緘默權，對可能使自己入罪的問題不予以回答的問題。在判案時，終審法院首先確定普通法所賦予個人之緘默權。終審法院認為除非法例明文或暗示性地廢止緘默權，否則紀律人員（包括警隊人員）並不會因為他是紀律人員的身份，在接受紀律調查時喪失該緘默權。終審法院亦表示，在解釋有關法例時有強力假定，法例不會拿走緘默權。

43.然而，終審法院在詳細考慮《警隊條例》（《香港法例》第232章）、《警隊（紀律）規例》（《香港法例》第232章附屬法例）等有關規定後認為，法律雖無明文規定廢止該特權，然而在正確詮釋之下，其必然穩含的意思乃是廢止該特權，故警務人員無權在接受紀律調查時保持緘默，不回答調查員之問題。

44.李國能首席法官就有關之條例及特權之廢止，有如下之分析（第98頁G至第101頁C）：

"The statutory scheme and provisions

I turn to examine the statutory scheme under the Police Force Ordinance (Cap. 232) a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1)	The police force is a disciplined force under the supreme direction of the commissioner. See s.4.
(2)	The Ordinance lays down the duties of the police force. See s.10. As one would expect, the duties specified include preserving the public peace, preventing and detecting crimes and offences and preventing injury to life and property. In short, the police force is charged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law and order.
(3)	Before entering on the duties of a police officer, every officer must take an oath or declaration of office which is now in the following form:

I will well and faithfully serve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ccording to law as a police officer, that I will obey uphold and maintain the law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at I will execute the powers and duties of my office honestly, faithfully and diligently without fear or favour to any person and with malice or ill-will toward none, and that I will obey without question all lawful orders of those set in authority over me.

See s. 26 and the Schedule and s. 2A and Sched. 8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Cap. 1) added by s. 5 of the Hong Kong Reunification Ordinance (No 110 of 1997).

(4)	Part III of the Ordinance deals with discipline and duties. Section 30 in Pt. III provides:
		30. Police officers to obey lawful orders
		Every police officer shall obey all lawful orders of his superior officers whether given verbally or in writing and shall obey and conform to police regulations and orders made under this Ordinance.
(5)	Section 31 in Pt. III confers on the commissioner the power of summary dismissal of any police officer whom he is satisfied is guilty of contravening police regulations or any police orders whether given verbally or in writing.
(6)	The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previously the Governor in Council may make police regulations which may provide for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s. See s.45(1)(d).
(7)	The Police (Discipline) Regulations have been made. Regulation 3(2) provides:
	The offences against discipline are:
	(a)	absence from duty without leave or good cause;
	(b)	sleeping on duty;
	(c)	conduct to the prejudice of good order and discipline;
	(d)	cowardice in the performance of duty;
	(e)	contravention of police regulations, or any police orders, whether written or verbal;
	(f)	insubordination;
	(g)	being unfit for duty through intoxication;
	(h)	neglect of duty or orders;
	(i)	malingering;
	(j)	making a statement which is false in a material particular in the course of his duty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scharge by the police force of any of its duties or functions;
	(k)	unlawful or unnecessary exercise of authority resulting in loss or injury to any other person or to the Government;
	(l)	wilful destruction or negligent loss of or injury to Government property;
	(m)	conduct calculated to bring the public service into disrepute.
	I observe that a number of these offences, such as those in 3(2)(c)(1) and (m), can be committed by a police officer when he is off duty.
(8)	The Police Force has the statutory duty of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Its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 and public confidence in its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 are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if it is to discharge its duty effectively.
(9)	Its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 can only be maintained if the force can ensure that its members are subjected to disciplinary authority. This could only be done effectively if the force has the fullest powers to investigate cases of possible offences against discipline and, where justified after investigation, to take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Abrogation?

Where there is a legitimate investigation into possible disciplinary offences which a police officer might have committed and he is required to assist, the exercise by him of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to refuse assistance, in my judgment, would plainly undermine and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scheme. It would, if nothing else, be conduct to the prejudice of good order and discipline. Under the scheme, the force's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 and public confidence therein are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for its effective functioning, and the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of possible offences against discipline is essential to maintaining its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 In my judgment, he has a duty to assist and it is clear that the legislature by establishing the scheme governing the force intended that a police officer, when asked to assist in such an investigation, cannot say to the police authorities: "This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n the contrary, the legislature intended that it should very much be the business and indeed the duty of the force to investigate possible disciplinary offences; this being essential to maintaining its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 That being so, the legislative intention by necessary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privilege has been abrogated in relation to a 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 Where he refuses to assist, a conviction for the disciplinary offence of conduct to the prejudice of good order and discipline would be fully justified.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assistance sought from the appellant in the 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 was answers to questions posed to him. Assistance could be sought from a police officer under 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 in some other form, for example, by the production of documents. The privilege cannot be invoked whatever the type of assistance required.

That the legislature intended by necessary implication to abrogate the privilege in a 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 is further made plain by s.30. This imposes on every officer the statutory duty to obey all lawful orders of his superior officers. This duty is also expressly stated in the statutory oath or declaration of office. This duty is relevant in this case since the appellant was in effect order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posed at the crucial interview. Section 30 contains general words which are intended to apply to a wide variety of situations. They must be constru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atutory scheme. When so construed, this provision, in my judgment, by necessary implication abrogates the privilege in relation to a 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 As Lord Mustill observed (at p.40), the abrogation of the privilege by necessary implication from general language which contains no qualification in favour of the privilege is a common legislative technique. This was the approach taken by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in construing a provision similar to s.30 in the context of the Australian statute in Police Service Board v Morris (1984-1985) 156 CLR 397. But in a case where no orders have been given, and s.30 does not apply, as I have held above, a police officer has a duty to assist in a legitimate 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 concerning him and cannot invoke the privilege to relieve him of that obligation.

By abrogating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in relation to an investigation into possible disciplinary offences by a police officer, the legislature has considered it appropriate, as it was entitled to do, that the police officer's common law privilege must yield to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maintenance of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police force."

45.此外，包致金常任法官在其判詞中亦指出，在考慮立法機關是否廢止了警務人員之緘默權時，不但要考慮有關之條例，亦須將有關之規例一併考慮在內（第105頁C）：

"Where the statutory regime consists of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as well as primary legislation, the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may, as in the United Kingdom, demonstrate that such privilege remains. Or it may combine with the primary legislation to demonstrate that such privilege has been abrogated. And that is what I think the Regulations do in Hong Kong."

46.當然，警務人員的緘默權被廢止，並非表示海關人員的緘默權亦一樣是被廢止。本案所牽涉之問題，必須在考慮有關條例及規則，並整個法律架構後，才能作出判決。

47.如前述，本席考慮香港海關毫無疑問是一紀律部隊。

48.條例第4條清楚列明海關之責任乃採取合法措施以執行有關之香港法律，而該些法律在附表2內列明，有不下26條條例之多。當中包括對香港社會極其重要之應貨稅品進口與出口、走私、危險藥物、危險品、版權等方面之香港法律。海關工作之重要性，可見一班。

49.再者，為使海關能順利履行其法定職責，執行有關之香港法律，條例亦賦予海關極其廣泛之權力：包括逮捕、搜查、進入住所搜尋疑犯、在無搜令下的搜查和檢查、查閱旅行證件、拘留疑犯48小時及提出檢控等權力。

50.就海關人員的紀律問題，明顯地是條例一個重要之題目。根據條例之牟言，條例之一個條旨乃是就「海關人員的紀律訂定條文」。除條例本身就紀律方面訂定條文之外，條例亦授權行政長官就紀律事宜訂定規則，亦賦予關長權力以永久訓示方式就紀律事宜訂定條文規定。

51.而無論行政長官或關長，亦根據條例所賦予之權力，分別就紀律事宜訂定規則及永久訓令。

52.這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乃是條例第12(1)(b)條明文規定，凡海關部屬人員被控以違紀行為，「該事項須與調查，而有關人員須按照在第16條下訂立的規則所訂明的適當方式處理」（"the matter shall be investigated"）。毫無疑問，海關人員之紀律問題，是立法機關甚為注視的一個大題目。而就該方面，從關長有權以海關人員犯上違紀行為，將其革職作為懲罰，可見一班。

53.本席認為海關人員作為紀律部隊的成員，對執行香港的一些重要的法例有法律責任及權力，其誠信、效率及公衆對其之信心，對海關忠誠和有效地履行其法定責任極其重要。要維持海關人員之誠信及效率，海關人員必須嚴守紀律。而就該方面，除非海關內部能有效地就可能違紀行為進行全面及有效率之調查，否則要確認海關全員嚴守紀律，談可容易。

54.在面對紀律調查時，若涉嫌違紀的海關人員有權不回答調查員之問題，對調查之有效進行所造成之妨礙，可想而言之。從海關整體利益，以至社會整體利益來看，即使是涉嫌違紀之海關人員，在關長藉調查人員對其進行有關之紀律調查以維持海關之紀律問題時，亦應盡其作為海關人員一份子之責任，提供一切有關資料以全力協助關長（及其所委派之調查人員），就涉嫌違紀事件進行深入及全面之調查，以其水落石出，從而嚴肅地維持海關之紀律，保持海關為一有紀律、誠信及效率之執法紀律部隊，亦為社會公眾在該方面所認同。

55.從上述角度看，若海關人員在接受調查時擁有緘默權，則與該方面之考慮實背道而馳。

56.本席在考慮過有關之情況，亦參考終審法院在Fu Kin Chi 一案中所作出的考慮後，毫無疑問地認為有關之法例及規則背後必然隱含的意思，乃是廢止有關之緘默權。

57.當然，本席在此考慮的緘默權，乃是與Fu Kin Chi一案中法庭所考慮的緘默權一樣，即海關人員在接受紀律調查時，其所回答的答案可能牽涉其犯上違紀行為（而並非犯上刑責）的情況而論。若回答會牽涉回答者涉露其違反刑事責任的問題，從緘默權之角度來看，則可能另當別論（見Fu Kin Chi 第98頁B至C，第106頁F至H）。

58.以本案案情而論，本席不認為在涉案之調查會面當中，就調查員所詢問之問題若予以回答，會導致申請人被刑事檢控任何罪行方面。如前述，關於其涉嫌受賄、通風報訊方面，申請人已經過刑事檢控程序、並由裁判官判決罪行不成立。根據普通法原則，他不能再被政府以相同或相類之控罪予以檢控。

59.至於調查人員提醒他，條例第17E條（向海關人員作出虛假報告）的刑事責任方面，本席不認為這與緘默權有任何相干。緘默權的主旨是以防回答者泄露了其曾犯上刑事罪行。緘默權與回答者回答問題的行為本身是否觸犯刑法的一方面毫無相干。若申請人可以其作答或會觸犯條例第17E條之規定，負上刑事責任為理由，而不回答調查人員之詢問，則同理任何在法庭經宣誓後作供之證人亦可以其回答可能犯上在宣誓下作出虛假證供的刑事罪行，而拒絕在證人台回答問題。本席不接納該毫無道理及不合常理之論點。

律師陪同及獲取法律意見的權利

60.至於申請人是否有權堅持在律師陪同下（或在獲得法律意見後），才在會面時實質地回答調查人員的問題方面，與緘默權的問題有一定之關連，但並不完全相同。但在處理相關法律原則之前（若有需要的話），必須首先將事實弄清楚。

61.根據審裁員在聆訊中所作之裁斷，申請人在8月3日已從其與上司的電話談話中，知道上司認為他並沒有需要由律師陪同出席會面；然而，若他欲由律師陪同必須作出申請。根據審裁員之裁斷，申請人從8月3日至8月17日並沒有向上司作出任何有關申請。8月17日，申請人是獨個兒赴會。在該種情況下，本席認為毫無疑問，申請人是放棄了要求由律師陪同出席會面才回答問題的權力（假設他有該個權力的話）。本席亦認為申請人已有足夠的時間在會面前尋求法律意見。既然如此，他在會面中不給予調查人員任何實質的回答，問題的癥結僅在於申請人是否擁有緘默權的一方面，而就該方面的問題，本席已在上文作出處理及判決。

62.在本司法覆核申請聆訊時，申請人不斷重複其在紀律聆訊時所作出之口供，聲稱在8月3日的電話通話中其上司對他所說的並非如審裁員之裁斷，當時上司乃是一口拒絕他由律師陪同會面的要求。

63.然而審裁員在其判詞中，清楚地拒絕接納申請人該方面之口供，而選擇採納其上司之口供（見判詞第15段）。在本司法覆核申請之法律程序中，審裁員上述之裁斷，對申請人有約束力，不能予以推翻。

64.毫無疑問，在8月17日會談當天或之前，申請人並沒有按上司要求就帶同律師出席作出申請；即使申請人認為不需要作出申請而有權帶同律師出席，他亦有充分之時間聘請律師陪同他在當天會面中出席（其上司是否會在該種假設情況下容許他的律師出席，未可而知），然而他並沒有那樣做。在該種情況下，他必須被視作為已放棄在律師陪同下才進行會面的權力（假設他有該權力的話）。

65.就由律師陪同出席會面方面之權利，雙方均沒有向法庭作出任何或任何深入之陳詞。本席不欲在此多表達意見。本席只是注意到規則第6(2)條明文規定，在紀律聆訊中，被控海關人員無權由大律師或律師代表。既然如此，本席對在接受紀律調查時，海關人員有沒有權由律師或大律師代表出席調查會面，甚表懷疑。然而如前述，基於上述原因，本席不需要、亦不願意就該方面發表確定性的意見。

其他考慮

66.如前述，根據證供及判詞，調查人員在會面時曾警告申請人若不回答調查人員之詢問，將構成忽略或拒絕服從上級人員的合法命令的違紀行為（調查人員在職級而言乃是申請人之上級人員）。然而，雖經警告，申請人仍拒絕實質地回答調查人員之問題。在該種情況下，毫無疑問申請人是忽略或拒絕服從上級人員以口頭發出的合法命令，要求他就調查之項目作出回答。既然如此，申請人被裁定違反規則第3(e)條的規定，犯上違紀行為，完全正確。

67.至於申請人指他並沒有收到出席調查會面之書面通知一事，本席認為審裁員在其判詞內所作出之分析完全正確（見判詞第16段）。申請人是否接到該會面之書面通知，與其被控之違紀行為毫無相干。

懲罰

68.最後，申請人指關長所頒布之懲罰過重。本席認為基於本司法覆核法律程序之背景，從公法之角度而言，除非關長所頒布之懲罰是毫不合理、暴虐性或毫無道理，又或是出現罪行與懲罰毫不成比例的情況，否則法庭不能、亦不應予以干涉。見Chu Ping Tak 對Commissioner of Police [2002] 3 HKLRD 679, 694 J 至696 F。

69.申請人所強調其過往任職關員時之英勇表現等等，根據文件，已為關長及局長（在處理上訴時）所考慮。關長及局長所作出之懲罰處分，本席認為不能說是完全不合理、暴虐性或完全沒有道理，又或是出現懲罰與罪行毫不成比例的情況。

70.就紀律處分之問題，毫無疑問法庭必須尊重有關決定人士所作出之決定，不能隨便干預或推翻。如前述，法庭的角色，不是上訴法庭、更非作出原本決定之人士或機構。

71.在考慮整個案情後，本席不認為有任何或任何足夠之理由，驅使法庭干預關長及局長就懲罰方面所作出之決定。

72.至於申請人指革職之處分，實乃政府因財政困絀，故藉詞將他革職以侵奪其長俸及褔利等之言論，該指稱毫無真憑實據以作支持。本席認為不值一談。

命令

73.基於上述所有理由，本席頒令：撤銷是次之司法覆核申請。

74.就訟費方面，本席已在假設性的情況下聽取了雙方之陳詞。本席認為訟費應依據訴訟結果而決定，既然申請人敗訴，他必須支付答辯人之訴訟費用。故本席頒令：本法律程序之訟費，由申請人支付予答辯人，除非雙方能就數目達成協議，否則交由聆案官予以評定。

申請人：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庭應訊

第一及第二答辯人：由律政司轉聘羅紹明大律師代表

1 “In principle, however, judicial review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an appeal. It is concerned with the legality rather than the merit of the decision, with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decision-maker and the fairness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rather than whether the decision was cor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