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貴浩及另24名 訴 首領貨運有限公司

HCLA000144/2003

HCLA137 & 144/200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勞資審裁處上訴案件2003年第137及1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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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任懿君

審訊日期： 2004年5月19日

宣判日期： 2004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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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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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席在頒下這判案書時，首先想説明一點，即法庭在闡釋和解釋這些服務合約或僱員合約，或在理解相關條文時並非純粹看黑字白紙的字面意義。故此，在法律上，不能這樣說：「因爲這裏寫的是服務合約，故這就是服務合約，而非僱員合約。」再者法官判案時亦會顧及當時的社會情況，不會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置若罔聞，只憑字面的意義去判案。

2.本案發生在1999年、2000年和2001年間，香港當時正值經濟衰退及通縮，換言之，僱員在經濟上的競爭能力甚低。僱主要求僱員簽文件，僱員只有兩個選擇：簽或不簽。簽的話就可以開工或繼續工作；不簽的話，就正如剛才上訴人一方所說的「放下鑰匙，沒有工作做」。故就所述的服務合約而言，本席要察看究竟上訴人是在甚麽情況下，簽署這份服務合約。與此同時，本席必須指出，有少部份的南方人(特別是南方人，本席自己也是南方人)不太守規矩，他們總有「山高皇帝遠」的想法。爲何如此說呢？因爲政府推出了政策，他們就相議對策。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府想給予僱員多些法律上的保障，僱主就要求僱員簽署服務合約，把僱員變成服務人員，即自僱的合約人員，不再是僱員。他們以爲這樣就可不受有關法律管制。

3.最明顯的例子是本席以前審理過的一宗案件。該案涉及一間名為David Hot Blocking Press Limited的印刷公司¹。政府當時推出了長期服務金政策，涉案的僱主知悉後，就自作聰明地說：「這十分簡單，我在12月31號解僱所有的職員，在1月2號再聘用他們。由於我在1月1號沒有聘用過他們，所以他們不算是長期服務。」這名自作聰明的僱主沒有看過條例，條例並沒有說服務期間有一天沒有工作就不算作長期服務。最後的結果是這名自作聰明的僱主，除了要根據以前的合約支付長期服務金外，還要付額外金錢。因他在裁判後指出以前解僱他的僱員時，已經給了他們一些遣散費。但按照時限法律，他已不能向僱員作出追討。於是，就前一段時間的長期服務金而言，這個自作聰明的僱主連過去的遣散費付款在内，共付了雙倍，實在是得不償失。

4.這只不過是一個例子。但本席發現有些人對政府的政策以爲可以有許多對策來自保。但必須留意的，是政府很多政策旨在保障僱員，以達成社會上比較長遠的整體利益，僱主如搞小動作或做手腳，後果最終都是由整個社會去承擔。譬如說長期服務金和公積金等，如果僱主弄得每個人都喪失公積金，那麽他日當許多僱員年老時，香港政府就需要付很多金錢來供養他們。所謂「羊毛出自羊身上」，將來僱主做生意，也要繳付更重的稅。故爲了下一代的緣故，僱主最好不要搞這麽多小動作，否則對我們、整個社會和我們的下一代都會帶來不良的後果。而此後果最終都要我們或我們的下一代來負上。(比如環境污染問題便是另一例子。)

5.就本案而言，本席不會苛責這名僱主，他可能有其他苦衷。但依本席之見，這份合約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僱員合約，而非所謂的服務合約。其實理由很簡單。法官從字面上看見「服務合約」的字眼時，他理應考慮，任何合約都可以寫成是服務合約或者僱員合約，所以需要考慮的乃是在實質上，他們雙方同意的是一份何等的合約？他們的意圖是甚麽？他們的選擇又是甚麽？

6.在第一點關於他們的合約實質與意圖，本席剛才已經指出，每一份的合約是服務性質，或是僱員性質，是取決於合約在實行上的實質，而非字眼上的運用。

7.至於他們的所謂選擇，其實他們沒甚麽選擇。當時是經濟衰退和金融風暴後的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大部份僱員都處於人浮於事的狀況，有何選擇可言？他們可以不簽這份服務合約嗎？可以刪去「服務」這兩個字，將之改為「僱員」合約嗎？不可以。不簽就沒有工作做，事情就如此簡單。所以若說他們是自願地將本身的僱員合約改為服務合約，則未免過份簡單地了解當時情況。

8.僱主此舉可能亦以爲有一石二鳥的作用。他既不用付長期服務金，也無需辦公積金。當然，在公積金還沒有實行之前，僱主可能並無此意圖。但在後期，此舉帶給僱主的好處越來越多，於是大家都採用服務合約的形式。事實上，自從政府立例引進公積金制度後，社會上的所謂「服務」合約，則比比皆是。

9.但在本案，本席看見有很多特徵，證明所有答辯人所有的司機(即各上訴人)均在實質上是僱員。他們根本不屬於一個獨立服務體系，或是以服務合約形式立約的獨立生意人。

10.第一，所有司機工作時所用的拖頭、拖卡、貨櫃，全部均由答辯人公司提供，而公司對這些屬於自己的資產買了保險，除了對這些有價值的物件投保外，也買了第三者保險。購買第三者保險當然是基於第一、法例需要；第二、所有司機都要受保。如果司機本身屬於一個獨立的服務體系，他們應該自己提供車頭、購買保險、支付所有的費用和負責維修，但剛才其中一名司機代表說這些全部都由公司供給，而公司也沒有異議。

11.此外，司機為這間公司服務時，亦長期持有拖頭的鑰匙。

12.其他支出，譬如：一般開銷、電油，亦由公司負責。他們每人均持有一張公司的身份證，同時上班時須穿上公司制服。若不上班亦須請假，雖然僱主辯稱此舉只是想計算每日可以開工的司機人數。但此舉與僱員身份的司機應遵守的無別。

13.至於司機們的薪金是以處理的貨櫃數目計算。在此，本席必須指出一點：香港對於僱員的保障源於50、60年代，當時香港以紡織業爲主，故很多法例上對僱員的保障都是在那時候產生。自那時起，僱主就以縫製了幾件或幾打衣服來計算薪金，而不再看工作時數，不是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6點或7點計算薪金，有時趕工再加班，加班付雙倍的工資亦以件數計算。原因很簡單，因爲有些工人是熟手，一小時可以縫製很多打衣服；有些工人是生手，縫製得很慢；有些工人很懶；有些很勤奮。僱主爲了鼓勵多勞多得，就以縫製多少打衣服來計算薪金。但該行業不會因薪金是以縫製多少件衣服來計算，就變爲服務性行業，工人也變成非僱員。工人仍然是僱員，不過薪金是以縫製的衣服數量來計算。這是個很簡單平常的薪金計算法。

14.因此，在本案中的司機們，處理了多少個貨櫃，就有多少薪金，這和縫製衣服數量的算法分別不大。(當然，除了視乎是否勤奮外，也視乎有沒有堵車，這責任不在於司機。本席有時候覺得倘若兩地政府疏通道路的工作做得不好，特別在兩地出入的關卡處，司機大多會怨聲載道。)

15.從上述的特徵明顯可見，每名司機均是僱員，相關的合約亦非服務合約。公司甚至也為司機安排了僱員賠償保險(Employee Compensation Policy), 以上各點的意向都顯示司機在實質上是僱員。

16.當然，另一個剛才相方爭辯得甚為激烈的問題是，司機是否需要負商業上的責任或賠償商業上的損失？倘若車和拖頭都是你的，你撞了車，這就是商業上的損失，這是一例。但現在情況有別。所有的車輛均由公司提供，制服也是由公司提供，譬如說你駕車途中肚子疼，把車駕駛到一邊，通知公司說自己不行，要去醫院。那麽公司便找另一名司機來接替你。當然，這個貨櫃就不能算是由你處理的，因爲你並沒有工作，對嗎？但這並非商業上的損失，你只是沒有工作，但沒有甚麽損失。總而言之，司機們在運作上沒有商業上的損失，只不過如有工作，就有薪金而已。縫製衣服也是一樣。如果開工不足，就算你每天可縫製十二打衣服，但公司沒有貨品，沒有訂單或訂單少了，公司只能讓你縫製六打衣服，而你縫製好六打就停止工作，你的薪金就以六打來計算。這不是一項商業上的損失，而是開工不足的後果。

17.換言之，經探討整宗案件後，本席認爲明確可見，公司想藉著簽署這些服務合約，避免建立僱員和僱主的關係，從而逃避這種關係所產生的僱主責任。司機則為了一份工作，故按指示簽署這些合約。但我們都知道，如果是公司的僱員，就須接受公司一切的安排和指示。如果犯了任何錯誤，例如在處理貨櫃和單據時，沒有完全依從公司的指示，後果很簡單：不用再上班了。公司隨時可以終止司機的合約，可以用毀約、沒有依照合約條款、不服從命令或工作態度不理想這些原因去終止合約，這就是廣東話所說的「炒魷魚」。

18.故本席所作的最終結論是上訴人得直，原審法官的決定予以擱置。本席裁定C1至C25的申請人是答辯人「首領貨運有限公司」的僱員，答辯人須向各申請人根據法例支付其應得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鑑於各申請人的情況有別，故負責是次上訴的大律師須將今天的有關命令儘快送交一份給本席，以便本席根據文件的資料計算出每名申請人應得的金額。答辯人並須支付所有上訴人的訟費。

19.本席及後亦根據高院規則， 釐定各上訴人(除C23上訴人外)的訟費為1,000元。而C23上訴人的訟費，若雙方不能同意，則由聆案官釐定；他本身的訟費，亦根據法律援助規則而釐定。

出席人士：第一至第三上訴人出席，並無律師代表。

第四上訴人缺席(已故)，由陳贊花代表，並無律師代表。

第五至十四、十六至十八及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及

二十五上訴人出席，並無律師代表。

第十五、十九及二十上訴人缺席

第二十三上訴人由郭吳陳律師事務所延聘吳敏生大律師代表。

答辯人：由鄧曹劉律師行延聘吳明正大律師代表。

1 David Hot Blocking Press Limited v. Ho King Yam [1996] 1 HKC 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