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志山 Kenny

CACC000545/1999

CACC 545/199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上訴法庭

刑事上訴案件1999年第545號

(原本案件編號: 高院刑事案件1999年第1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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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訊日期：2000年2月17日

宣判日期：2000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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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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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訴法庭法官胡國興宣讀上訴法庭判案書:

1. 上訴許可申請人(即被告)被控兩項罪名 :

(1) 他於1998年12月26日，在香港九龍旺角白楊街11-13號榮發大廈5樓A2室外，管有危險藥物，即內含0.68克海洛英鹽酸鹽的0.84克混含劑，違反香港法例第134章《危險藥物條例》第8(1)(a)及(2)條；和

(2) 他於同日在香港九龍旺角白楊街11-13號榮發大廈5樓A2室，非法販運危險藥物，即內含1.40克海洛英鹽酸鹽的1.71克混合劑及內含27.15克甲基苯丙胺鹽酸鹽的27.23克晶狀固體，違反該條例第4(1)(a)及(3)條。

2. 被告否認控罪。案件在高等法院暫委法官黃永輝及七人組成的陪審團席前審理。結果被告被判該兩項罪名成立。被告不服判罪，向本庭提出許可他上訴判罪的申請。被告的申請書中提出四項上訴理由:

(1) 控方第一證人探員1938號的口供出現前後不符的情況，而原審法官沒有作出質疑證人可信性的指示，令審訊過程對被告不公平；

(2) 陪審團就「管有及販運」的定義向法官作出詢問時，法官用比喻的方法解釋，有誤導陪審團的可能性，故導致陪審團判決上有所出錯；

(3) 沒有充分證據證明第（2）項控罪所指的住宅內的毒品是屬於被告所擁有；和

(4) 更沒有證據證明被告販運該住宅內的毒品。

3. 在總結案情及引導陪審團裁決講詞中，原審法官已將控辯雙方的案情及爭辯點有頗詳細的陳述。

4. 根據控方證據，1998年12月25日，控方第一證人探員1938號與他的同僚於案發樓宇榮發大廈5樓A座外埋伏，執行槍械和彈藥搜查令。12月26日零時46分，第一證人看見被告與一女伴從電梯出來，走向該5樓A座，被告用鎖匙準備開門，於是第一證人及他的同事從防煙門後走出，表露身份，問被告及他的女伴是否該處的住客。得知他們是該處住客時，第一證人向被告說，懷疑被告藏有槍械及毒品，向他進行搜身；在被告前褲袋搜出一包白色厠紙，內有懷疑毒品，其後證實是第（1）項控罪所指之毒品（即第1號證物）。於是第一證人宣佈拘捕被告，然後用對講機通知該警隊主管及其他隊員。

5. 當主管及其他隊員到達後，第一證人向主管報告及展示搜出之毒品。主管就向被告出示槍械及彈藥搜查令，然後以被告之鎖匙開門進入A座第2室。第一證人在被告面前搜查該住宅，在一塑膠四桶櫃的第一格抽屜中搜出一個白膠袋，內藏懷疑毒品，即控罪第（2）項所指的兩種涉嫌毒品（分別為第2號及第3號證物）。其後被告及他的女伴被帶返警署。

6. 有關第（1）項上訴理由，即控方第一證人的證供出現前後不符的情況，法官在他的總結中有所提及。第一證人被盤問時，被問及關於第1號證物在何處搜出，他最先的回答是從該四桶櫃內第一格抽屜裡搜出，但後來他說他答錯了，其實是從被告褲袋中搜出。

7. 另一方面被告的證供說，1998年12月25日晚上，他向該住宅的租客周富強借用該住宅一晚，租客給他四條鎖匙，其中三條是可開啟該大廈大門及該住宅的鐵閘及木門的鎖匙，另外的一條鎖匙則不知有何作用。該晚他與女友在住宅中逗留一段時間，其後外出。回來時，當到5樓電梯打開門時，就看見七至八名穿著避彈衣的警員，他們問被告是否到A座2室，被告就取鎖匙開鐵閘，當被告打開木門時，警員就先衝進去，然後才帶被告進入該住宅。被告否認警員在門口向他搜身。被告說他並不知道室內有第2號證物及第3號證物的毒品，且他亦非吸毒者。

8. 在指出控方第一證人有關在何處搜出第1號證物後，原審法官向陪審團說，證供的處理及決定，是事實上的判斷，由陪審團自己決定。他又說，如果陪審團肯定第一證人曾在5樓A座門外向被告搜身，而且在他右褲袋搜出第1號證物，陪審團才可以判被告第（1）項罪名成立。法官亦指出，怎樣評估証人、衡量証據、判定甚麼証據可靠和甚麼証據不可靠，完全由陪審團自己決定。故此本庭認為審訊並無對被告不公平。至於被告投訴原審法官沒有作出質疑証人可信性的指示，既然法官已向陪審團指出控方第一證人有關在何處搜出第1號證物的前後不同的證據，經已足夠，並沒有責任要作出質疑該證人可信性的指示。故本庭認為第（1）項上訴理由不成立。

9. 就第（2）項上訴理由而言，在法官的原先總結案情及引導陪審團裁決之講辭中，法官已對“管有”和“販運”毒品的定義作出解釋。其後應陪審團之要求，法官再向他們作出解釋。就“管有”的解釋，原審法官舉了一個例子。他說如果有人把一包糖果放進你的口袋裡，而你不知道該包糖果的存在，那麼你便不是管有該包糖果。直至你知道有一包東西在你口袋中，但如果你不知道該包是甚麼東西，你亦不能算作管有該包糖果，因為你並不知道有糖果的存在。當你知道有一包東西在你的袋中，且知道該包東西裡面是糖果，而你亦隨時可以取該包糖果出來吃或者棄置，即是可以因情況所需而控制該糖果，在這情形下，你就是“實質保管”該糖果，而成為管有該糖果。

10. 法官上述的例子，很清楚及正確地解釋“管有”其中的“實質保管”的意義，並沒有誤導陪審團。故本庭認為，第（2）項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11. 被告亦投訴本案並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住宅內的毒品是屬於他所擁有。其實“擁有”並非第（2）項控罪所需證明的事實，所需證明者是被告“管有”該些毒品。控辯雙方同意，在搜到第（2）項控罪的兩種毒品的第一格抽屜外面，有被告的左拇指指紋。被告作供時對此作出解釋，他在12月25日晚上9時離開該住宅之前，覺得肚餓，就四處找尋東西吃。但他記不起有沒有開過所有的抽屜。意思很明顯，他的證供暗示他可能找尋東西吃時在該第一格抽屜上留下指紋。原審法官亦有充分地陳述有關在被告身上發現的四條鎖匙的證據。他向陪審團引導時說，如果他們認為被告並不是該住宅的住客，就要判被告第（2）項控罪罪名不成立。本庭認為，第（3）項上訴理由並不成立，因為在本案中，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該住宅內的毒品是被告所管有的。

12. 今天被告向本庭提出，既然有證據說涉案住宅不是他的地方，因租客是周富強，但控方卻不傳召周富出庭作供，這對他不公平。其實控方傳召那些証人是控方的權利，如果被告認為周富強出庭作供可對他有利的話，應由他自己傳召周富強作供。所以這一點並不構成任何合理的上訴理由。

13. 第（4）項上訴理由是沒有證據證明被告是販運該住宅內的毒品。就“販運”的定義，法官向陪審團作出清楚及明確的解釋，然後更引導陪審團如“販運”是唯一合理推論才可判被告第（2）項罪名成立。唯一合理推論就是，雖然並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被告販運該些毒品，但是陪審團可就他們信納的證據，從而推論被告是否販運該些毒品；如果他們的推論是被告販運該些毒品，這推論必須是唯一合理的推論才可把被告定罪。法官在該等法律及事實問題上，並無犯錯，且本案有充分證據支持“販運”，故本庭認為第（4）項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14. 基於上述原因，本庭拒絕被告的申請。

被告人: 無律師代表

與訟人: 由副刑事檢控專員陸貽信及政府律師黎劍華代表香港特別行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