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猥褻侵犯罪，即修訂公訴書第一項控罪；
b） 強姦罪，即修訂公訴書第二項控罪；
c） 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非法性交罪，即修訂公訴書第六項控罪，和
d） 另一項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非法性交罪，即修訂公訴書第九項控罪。
證供顯示，事主是明愛賽馬會荔景社會服務中心樂道坊的工友，被告人是該中心的護理助理員和司機，兩人因而認識，並成為朋友。
2010年8月某日被告人與事主相約外出看電影，期間被告人在戲院撫摸事主的胸部和下體，後來在8月的另一日被告人藉詞替事主按摩醫治經痛，帶事主到南京街富達賓館2號房強逼她性交和口交，用相機影事主的下體，後來又在8月的一個星期六早上，被告人到事主母親的單位與事主性交，當天事主的母親不在家。不久之後，大約在9月25日前後，被告人再到事主母親的單位與事主性交。
裁決顯示，就強姦罪而言，陪審團接受當時事主是不同意性交的。至於其他控罪，相信陪審團認為被告人知道事主是精神無行為能力的人，或有理由懷疑事主是這類人，所以在法律上不能同意控罪所涉的行為。
被告人58歲，沒有犯罪紀錄，中五畢業後曾任的士司機、貨車司機和按摩師等工作。犯案前是荔景社會服務中心護理助理員，月薪8,000元。被告人已婚，兒女已成年，與家人在葵涌公共屋邨居住，被告人患高血壓和前列腺良性增生症，因服藥物而聲稱有勃起功能障礙的徵狀。
被告人一向熱心社會服務，自92年起開始參與童軍分區委員會和業主立案法團等工作。
家人的求情信顯示，被告人與家人缺乏溝通，很少互相支持和關懷，相信這是被告人向其他方面尋求慰藉的原因。兩位曾與被告人共事的區議員來信證實，被告人熱心服務、善良和樂於助人。
判刑前本席替被告人索取心理學家和精神科醫生報告，也考慮過事主的心理評估報告。臨床心理學家指出，被告人不善於解決自己的問題，只會採取迴避的態度，他一直沒有正視婚姻關係不和諧的問題，也忽略家人的感受。心理學家認為，被告人只當事主是性愛工具，從沒有打算跟她發展長遠的親密關係。不過，被告人一向守法，有穩定職業，對社會態度正面，所以心理學家估計，他重犯的機會低。而精神科醫生認為，被告人沒有精神問題。
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學家指出，這案件對事主的身心各方面都造成影響，事主沒有信心處理男女關係，此案影響她的情緒，令她失眠和焦躁不安。為避開工場帶來的壓力和困擾，事主希望離開樂道坊出外謀生，但鑒於她的精神狀況，這想法顯然並不實際。心理學家認為，必須小心觀察事主，給予支援和定期由精神科醫生跟進。
本案案情嚴重，被告人知道或有理由懷疑事主是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幾次不同形式侵犯她，性交時沒有採取避孕措施，更曾影下事主的相片，這些都是加重整體刑罰的因素。
辯方韋大律師希望本席考慮，事主在事後仍寫信和送禮物給被告人，顯示她未必如心理評估報告所講情緒受困擾，本席會考慮此點。
本席同意辯方韋大律師的講法，被告人只是因職責上有機會接觸事主，此案不涉違反信任的問題，本席不會就此另外加刑。
關於第一項猥褻侵犯罪，本席以兩年為量刑起點，判被告人入獄兩年。
就第二項強姦罪，本席參考過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劉展宇案（CACC 529/2005）。該案的被告人強姦和猥褻侵犯一名弱智的鄰居，上訴庭考慮過有關案例和被告人的背景後，裁定量刑起點應為7年。上訴庭強調，法庭必須考慮整體情況，量刑指引只供參考作用。
以本案而言，被告人背景良好，而且熱心服務社會，但他所做的侵犯行為比劉展汝案更為嚴重，除了利用事主精神狀況的弱點外，他在個多月內幾次不同形式侵犯事主，沒有使用避孕措施，更拍下相片。考慮到整體情況，本席認為量刑起點應為七年半，此罪判被告人入獄七年半。
就第六項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非法性交罪，本席以3年為量刑起點，判被告人入獄3年。
至於第九項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非法性交罪，本席以3年為量刑起點，判被告人入獄3年。
基於整體刑罰原則，本席命令如下：
（a） 第一項控罪的其中6個月刑期與第二項控罪的刑期分期執行，
（b） 第六項控罪的其中1年刑期與第二項控罪的刑期分期執行，
（c） 第九項控罪的其中1年刑期與第二控罪的刑期分期執行。
被告人本應共入獄10年，考慮到他多年來服務社會，酌情減刑1年，現最後判被告人各項控罪共入獄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