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潘鎮江

HCMA 750/201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2年第750號

(原沙田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2年第37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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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上訴人被控一項盜竊罪，違反《盗竊罪條例》[1] 第9條。他於沙田裁判法院應訊，不承認控罪。經審訊後，暫委裁判官 (下稱裁判官) 裁定他罪名成立。他不服定罪裁決，提出上訴。

控方案情

2.這是一宗拾遺不報的案件，失物是一部流動電話手機。根據承認事實，物主與上訴人並不認識。2012年7月31日，物主在一間酒樓的等候處座位遺失了手機。其後，上訴人從座位上拿走了手機。翌日晚上7時15分，上訴人被警員截停，手機在他的褲袋中。

辯方案情

3.在原審時，上訴人行使了權利出庭作證。他的證詞可簡述如下。

4.2012年7月31日，下午1時，他與大哥 (一名智障人士)、二哥及姐姐，一共4人到了涉案酒樓用膳。大約下午2時20 分，大家結賬離開。期間，他發現酒樓門口等候區一張椅子上有一部手提電話手機，即本案證物。當時等候區並無客人在等候。他隨即告知姐姐，姐姐指出，手機可能是早前一位穿著黑色衣服的男子留下的。結賬後，二人追及該名男子，但那人表示手機不是他的。

5.由於當時發現不見了大哥的踪影，情急之下，他 (上訴人) 決定暫時保管手機，先行回家，並等候失主致電或嘗試其他方法。當天，他等了許久仍沒有收到失主打電話到那手機來。晚上，他檢查手機，發現它已沒有訊號，相信失主可能報失了。於是，他決定立刻把手機交回酒樓，請他們代勞，交還物主。

6.直至被捕時，他沒有想過要把手機佔為己有。

裁判官的裁斷

7.裁判官認為上訴人作供誇張失實，並不誠實可靠，拒絕信納他的證詞。

8.她裁定上訴人只是以種種藉口掩飾他把手機據爲己有的事實，盜竊意圖明顯不過，裁定他罪名成立。

上訴理由

9.在上訴時，上訴人沒有律師代表，他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1) 裁判官錯誤地拒絕接納他的證供；

(2) 裁判官沒有充份考慮案件事實，尤其是他只是因為特殊情況，未能及時交還手機而已，並沒有意圖永久剝奪他人財產；

(3) 裁判官的裁斷不合理，缺乏客觀事實作基礎，裁決理由不充份；

(4) 裁判官沒有充份考慮他的良好品格記錄；和

(5) 綜合來說，定罪是不穩妥的。

討論

第四上訴理由

10.本席認為，先行處理這上訴理由，是恰當的。

11.裁判官清楚明言：“本席謹記被告是沒有刑事記錄，亦即其可信性較高及犯罪性較低。被告也是位有智識之人士。”。最後這一句，應該是基於上訴人有中國法律碩士的資格。

12.裁判官對證據和案件的評估考慮，不見有違她的前提觀察，這上訴理由不成立。

第一上訴理由

13.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中，記錄了一些上訴人在盤問時作出的證詞，包括以下事項：

(i) 他曾想過致電999電台，但考慮到這並非一宗緊急事故，他未有如此做。

(ii) 被問及是否可把手機交到警署時，上訴人指他住在利安邨，如果步行前往馬鞍山警署，需要花上許多時間。

(iii) 他曾考慮貼街招尋找失主，然而，列印街招需要打印機、所需街招數量頗多，他認為這方法太麻煩了。

(iv) 至於把手機送回酒樓，上訴人指他與七十高齡之父親、體弱多病的母親和大哥同住；由於母親生活不能自理，他 (上訴人) 需要經常陪伴左右照顧她。

(v) 雖然他可以把手機交回酒樓，但他認為這事並非緊急，留在家中照顧母親更為重要。(在覆問時，他承認酒樓與他家距離接近，以直線量度只有200米左右的距離。)

(vi) 他照顧母親的程度並不至於寸步不離，但他需要母親同意才會離開她。他沒有為交回手機而要求母親讓他離開。

(vii) 他肯定失主一定會打電話來，所以沒有要求姐姐 (一位主婦，主要在家中帶2名分別是小學及幼稚園孩子) 來幫助。況且，姐姐帶孩子很忙，已回去了。

(viii) 被截停時，他拾獲手機已超過24小時，這是由於他忙於照顧母親及大哥，沒有再把事情放在心上。

(ix) 上訴人指他沒有嘗試使用該手機。當被問有否按手機之鍵，他指案發當晚手機電池已沒有電，他沒有動它。

(x) 為了避免侵犯私隱，他沒有嘗試用手機打電話給失主的朋友，嘗試尋找失主。

(xi) 隨著時間過去，他慢慢不再感覺需要緊急處理手機。

(xii) 當天，他拾獲手機之後，因為惦著大哥及家事，才回家去了。他同意拾獲手機時，雖然把它交給酒樓員工所需時間不到30秒，他沒有選擇這樣做。

14.就為何不信納上訴人的證詞，裁判官指出她不相信一些情節，也提出了以下的理由：

(i) 上訴人對為何沒有及早交出手機，種種解釋使人生疑;

(ii) 他描述他身負照顧3名家人的重任，若然如此，他姐姐理應可以代為處理手機。然而，上訴人沒有請她代勞，由她一走了之；

(iii) 把手機交回酒樓，是最容易不過的事，失主 (很可能是食客) 也很可能回來酒樓尋找，酒樓距離上訴人的家實在不遠，他卻沒有這樣做。

15.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維揚HCMA 191/2000一案，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張慧玲精要地點出裁判上訴應如何處理，她說：

“裁判上訴是以『重審』方式，依據在原審裁判官席前的證供證據(另若上訴庭批准新加證據亦列入依據之列)進行:參看案例周紹斌（譯音）訴香港特別行政區。就案情事實，上訴庭須顧及原審裁判官有耳聞目睹證人作證此優勢，上訴庭不能依據書面謄本認定證人是否可信可靠: 案例Raymond Chen v HKSAR FACC l/2010。就某證人是否可信可靠，純在原審裁判官決定的範疇內。但若原審裁判官所作的事實裁斷不合情理、不合邏輯、有固有不可能性存在;或原審裁判官在處理證供時，就重要事項作出錯誤引述、或有遺漏、或不曾作考慮分析，定罪是會不安穩的。」

16.在原審時，上訴人是有律師代表的，他詳盡地向裁判官作出了陳詞。本席沒有理由懷疑，裁判官在評估時沒有充份顧及律師的陳詞。

17.上訴人批評，裁判官表示她不相信失主未曾致電給上訴人，這說法沒有證據基礎。這批評，本席是同意的。不過，這點是否足以影響大局，便必須看整體情况。

18.本席認為，總的來說，裁判官不信納上訴人的證詞，理由是合理和充份的。

19.在上訴聆訊時，上訴人指出，當他被警員截停時，手機中的SIM卡還原好地在手機中，不過，警員將它取出，交了給他，因此，SIM卡現在還在他手上，他也將一張SIM卡交了給法庭。言下之意，這張SIM卡大有可能是物主的，警員這樣做，是想加强他指稱他 (上訴人) 曾就SIM卡作出招認的證詞。

20.這是對相關警員的嚴重指控，法庭必須正視。另一方面，如果指控是虛假的，也可能會對上訴人帶來後果，因此，本席給予上訴人時間，加以考慮，並聽取專業意見，以決定是否堅持立場。

21.在聆訊恢復時，控方表示，上訴人所說，與證據不符。另一方面，上訴人明確表示，經考慮後，他堅持立場，要求法庭跟進。

22.為著了解原審時的證據，本席將聆訊押後，索取原審謄本。

23.7 月26 日，聆訊繼續。謄本顯示，關乎手機中的SIM 卡，證據只來自控方第一證人這名警員，上訴人在就主要案情部份作證時，沒有提及SIM卡。在上訴聆訊時，上訴人指出，他在獲得保釋後已知道,警員交給他的SIM卡，不是他的。換言之，他在原審前已清楚這情況，並告知了辯護律師。

24.控方第一證人的相關證詞的重點[2]，是上訴人在警誡下曾對他說：他將自己的電話卡放進了電話 (控方證物) 中，亦曾使用電話。證物電話中的電話卡，他取了出來，放在家中。[3]  對此，辯方的立場是：上訴人並沒有作出這陳述。控方證人在這方面曾被盤問 [4]，上訴人在為主要案情作證時，沒有提及這方面。裁判官裁定，補錄了這指稱招認的記事冊，不能呈堂。可是，關乎控方指稱的口頭陳述，不見裁判官有何裁斷。不過，她提也沒有提這方面的證據，可見她在作出最終裁決時，根本沒有顧及，控方證人所稱上訴人曾作出的這具招認作用的陳述。

25.在細閱了原審謄本之後，本席找不出有任何支持上訴人的指稱的證據。

26.在這情況下，即使上訴人向法庭交出的電話卡確是原有物主的，這不單止對上訴人沒有幫助，反而和控方證人所述的吻合。

27.上訴人指出，裁判官可能弄錯了失物手機的型號。出現這情況，可能是裁判官的手民之誤，也可能是她弄錯了。不過，這錯誤不致對案件有任何關鍵影響。

28.以本案的證據來說，裁判官就誠信評估的裁斷，是她有權作出的，本席看不出，案中有足夠的理由，應干預這個裁斷。

第二和第三上訴理由

29.這兩個上訴理由，都和上訴人是否有犯意[5] 有關，可以一併考慮。

30.裁判官對她的考慮的交待，是簡短的。不過，本案是一宗簡單的案件，從裁斷陳述書可見裁判官清楚和準確地掌握證據和議題。她的分析和考慮算得上是合乎情理的。

31.上訴人未能提出足夠理據，令本席認為應該干預裁判官的裁斷。上訴人管有了失物接近30小時，在被警員截停時沒有主動交出失物。本席認同，裁判官裁定上訴人是有犯意的，是整體證據支持的唯一合理推論。

32.上訴人曾經批評，物主沒有被傳召出庭作證。關乎物主的證據，以承認事實來交待了。在原審時，上訴人是有律師代表的，他沒有要求物主作證。上訴人提出的這一點，不成問題。

第四上訴理由

33.這是一個涵蓋性的理由。在察看本案的證據後，本席不認為，定罪裁決是不穩妥的。

結論

34.上訴理由，無一成立。本席認為，定罪裁決是穏妥的，有足夠證據支持。因此駁回上訴，維持定罪原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