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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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C 321/201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刑事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許可申請 案件編號：刑事上訴案件2013年第321號 (原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13年第359A號) ---------------------
--------------------- 判案理由書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彭偉昌頒發上訴法庭判案理由書： 1.本案源於區域法院。申請人是原審時的第三被告，他以共犯身份與第四被告（“D4”）共同被控一項「勒索」罪[1]。審訊後，原審法官（陳廣池法官）裁定兩人罪名成立，每人判囚2 年6個月。申請人不服，就定罪提出上訴許可申請[2]。 控罪 2.再修訂的控罪指申請人與D4共同勒索男子“B”港幣7 萬元，日期是2010 年6月。 案情概要 3.B在庭上的證供，是針對申請人的唯一證據。（D4另有警誡供詞。）B在主問時說，他在2010年6月11日早上10 時到澳門賭錢，輸掉了約3萬元。一名男子問他是否需要借錢。B接受，從另一男子取過3 萬元「泥碼」，但不足半小時又把該3 萬元全部輸掉。 4.B被安排由第三名男子送返香港，到達時是6月12日凌晨2時，當時已有兩名男子在守候。這兩名男子一高一矮。高的身材略肥，是D4。矮的頭髮較短，個子則還要比B略高，他就是申請人。他們與B前往B在青衣的寓所，拿取與B有關的文件，例如是電費單。當時，只有申請人隨B入屋，沒有驚動B在房間內的太太，D4則留在屋外走廊。B補充，他在澳門已向人提供過個人資料，及透露了太太的電話號碼和上班地址，而對方亦影印了他的身分證。B有簽署借據。 5.離開青衣後，B被帶到旺角，四處溜達，但也有到過公園、餐廳、網吧和「揼骨場」，直至同日早上8時以後。其間，申請人經常打電話，也獨自離開過一段時間。相反，B的電話被沒收，不准與他人聯絡。8時以後，申請人再度出現，繼續與D4把B挾持，從未超出一至五步的距離。他們還帶B到財務公司借錢。 6.由於B的個人資料不足，欠缺稅單，他們三人先到灣仔的稅務局申請稅單。拿到了B的稅單之後，兩名男子又帶B到灣仔的財務公司借貸。B先從「亞洲財務」借到3萬元，以為可還清款項，但申請人卻聲稱不止那數目，轉而帶B到「邦民財務」，讓他「有幾多借幾多」。結果，B要從兩間財務公司借了共7萬元現金交予申請人，才獲准離去。（由「邦民財務」借出的4萬元是現金支票，所以要先到銀行兌現。） 7.B確認，他在2011年10月27日的認人手續當中，認出申請人為較矮那位男子。在2011年12月29日的認人手續當中，他又認出D4為較高那位男子。在庭上，B再次指認出D4與申請人為涉案的高、矮兩名男子。B認為，案發時該兩名男子著實在挾持他。他們不容許B打電話。B想報警，又有人說「你夠膽就報」。由於這兩名男子已得知B家人的資料，B也恐怕會家人會被牽連。 8.最後，B表示，他脫身前曾經從申請人取回一張收條，這收條和他在澳門簽下的一式一樣。B在取回後立即把這收條撕爛及棄掉。 9.B在盤問下表示，他只棄掉了該收條而沒有報警。一年以後，即2011 年7 月，則有警員主動與他聯絡。B說，他記不清楚事件的日期，兩名男子的樣貌，他則緊記於腦海之中。他否認在庭上按著兩名被告的容貌來描述挾持他的人。B說，他在警方的筆錄中有遺漏，有些細節是沒有提及。不過，他指他在到法庭作供的兩天期間，在灣仔轉了一圈，有關的經歷又再歷歷在目。 10.B承認，他在筆錄裡曾把某些環節的時間弄錯。他說，接見他的警員問題很多，他在事後又沒有仔細複讀有關的筆錄。B強調，他在庭上的證供最清楚。他需要時間喚起記憶。他清楚事情的經過。 11.B在盤問下續稱，他只有初中學歷，少看報紙，右耳的聽覺有問題。他說，他做過多份筆錄，警員在讀出時可能有錯，反正他也沒有集中精神，複讀時又不夠眼力。B同意，做筆錄時，他對事件有較好的記憶，但有時也要思索良久。在辯方的反覆提問下，B同意，他在主問時提到的案發日期（6月11及12日）並不正確，而在盤問下修正的版本（6月11至13日）又有其本身的問題（例如13 號是星期日）。B承認是自己記錯日子。然而，他肯定事件發生在6 月。 12.人物辨認方面，B認為，D4和申請人的身形體態，與他所形容的是一模一樣。就算D4與申請人脫掉鞋子，一起站在犯人欄內，兩人的高度相差只約0.2 厘米，B也堅持沒有認錯。相反，B提到，D4曾經帶他到過網吧，但當被辯方更正，指他在第一次認人手續後有不同說法，指申請人才是去網吧的人，B則承認可能是自己混淆了。無論如何，B堅稱，D4與申請人就是涉案兩名男子。他否認在庭上撒謊。他承認在2005年9月因為詐騙綜援而入獄兩個月。 13.B在覆問時重申，他提到的時間和日子雖然確有混亂，但他永遠記得涉案兩名男子。他記得他借款的收條的日期是6月。基於這個證供，控方申請修改控罪的罪行詳情，把案發日期由「2010 年6 月12 日至2010 年6月13日」改為「2010年6月」，獲原審法官批准（見上文第2段）。 辯方說法 14.申請人和D4都沒有作供，也不傳召證人。 原審裁決 15.原審法官對本案的分析，可見原審《裁決理由書》的有關段落如下。這個分析同時涵蓋申請人及D4的情況：
本上訴 16.代表申請人的馮大律師，也是原審時的辯護律師。他提出了五項上訴理由。 理由（1） 17.理由（1）批評，原審法官錯誤地信納了B的證供。 內容 18.馮大律師批評，B有騙綜緩前科，但原審法官卻在沒有解釋理由的情況下否定B有說謊的傾向性。法官明顯是先入為主，認定B是受害者而給他寄予同情[3]。 19.馮大律師批評，原審法官對B的證供「過份包容」（這是大律師的原話）。例如，法官指B：
20.馮大律師批評，原審法官只著眼於B的可靠性而忽略了B是否誠實。 21.馮大律師批評，B的證供有不少矛盾和前後不一[11]，嚴重打擊了B的可靠性及誠信，但原審法官卻沒有仔細分析這些矛盾和前後不一，只一口咬定B沒認錯人，及在關鍵事情上的證供清晰，便把申請人等定罪，有欠公允。 22.馮大律師批評，B在人物辨認方面的證供差劣，細節如下：
23.馮大律師批評，原審法官對B在人物辨認上的證供的缺漏視而不見。例如，B承認會認錯人（上文第22（六）段），原審法官便完全沒有觸及。相反，法官指B在認人手續中「毫不豫疑」地把申請人及D4認出，則並非基於證據（有關的同意事實沒有這樣的描述）。 理由（2） 24.理由（2）批評，原審法官漠視了B的說法的本然不可能性。 內容 25.馮大律師批評，B就案件究竟發於哪天或哪幾天的證供，非常混亂，不斷改變。無論如何，B在D4的大律師的盤問下最終確定，他是在2010年6月11日早上11時抵達澳門，翌日12 號早7 時返抵香港，但沒有在同一天借貸，卻被日夜挾持。他指他是在6 月13 日先到過稅務局拿稅單後才到財務公司借錢[23]。問題是，2010 年6 月13 日是星期日，稅務局、財務公司和銀行應不會辦公。 26.馮大律師批評，日期之外，B堅稱，在澳門借錢是下午的事。問題是，根據B的出入境紀錄（證物P3），他的離港時間是6 月11 日晚11時22分，回港時間則為6月12日早上8時05 分，亦即沒有任何下午在澳門借貸的可能。面對這個情況，B不但未能有較好的解釋，而且還否認在給警方做筆錄前看過證物P3[24]。馮大律師認為，這只是B用以掩飾之詞。 27.馮大律師指出，證物P3顯示，B在2010年6 月只有四次往返澳門。它們是6月8日星期二（早上9時51分出境，同日晚上6 時06分入境）、6月11日星期五（晚上11時22分出境、翌日12 號早上8時05分入境）、6月23日星期三（凌晨0時18 分出境，同日早上7時05分入境）及6月29日星期二（早上8 時37 分出境，同日晚上11時43分入境）。馮大律師認為，以上的時間，均與B對整件事件的描述不符，顯示B的說法不可能是真相，但原審法官卻未加理會。 理由（3） 28.理由（3）批評，原審法官錯誤批准控方把案發日期更改。 內容 29.馮大律師批評，原審法官錯誤地不把本案案發日期視作控罪中的重要陳述（material averment）[25]，因而令可供作案的日子倍增至2010 年6月任何幾天，對申請人提供不在場證據的可能降低。馮大律師指出，這個修改，是在辯方成功暴露B的證供的本然不可能性後獲得批准的，令申請人感覺不公平。 理由（4） 30.理由（4）批評，原審法官誤用了D4的警誡供詞作為把申請人定罪的證據。 內容 31.馮大律師投訴的，是原審法官以下幾句話：「[B] 亦說他的手提電話被二人取去，那高個子（即 [D4]）在整個過程都是在他的旁邊，不准[B]離開。在這一點，[D4]的會面紀錄亦有提及，他們的上司不准[B]離開。[B] 曾經到稅局後再到兩間財務公司。[D4] 的會面紀錄亦提及帶 [B] 去跑『財仔』得到現金。」[26]馮大律師批評，原審法官沒有明確指出D4的警誡供詞不適用於申請人，原因可能是錯誤地引用到申請人的身上。即或不然，這個含糊的做法也會令人誤會，使公義未能彰顯於人前。 理由（5） 32.理由（5）泛指本案的定罪有欠安全穩妥。 討論 33.本庭接受，B在人物辨認方面的證供，並不完美。然而，B在這個事情上，由始至終都沒有任何退讓。相反，他說：「我認人嗰陣時 ... 已經一口咬定咗㗎喇喎，已經，第一時間 ...。 」[27]這明顯是原審法官指他在認人手續中「毫不豫疑」的原因。還有，無論在警方的筆錄，抑或在庭上，B都有嘗試供出兩名涉案男子的外貌，例如是誰的眼睛不大不小[28]、誰的皮護較白[29]、誰的頭髮短如「陸軍頭」[30]、和誰的步姿「有多少沙塵」等[31]。原審法官對B有鑑貌辨色的優勢，他信納B這方面的證供，本庭認為是可以接受的。B的辨認，不應被自己甚至別人所目測或實際量度出來的兩三寸分別而推翻。B承認自己有可能認錯人，只是律師把問題提升至「可能性」的層次而已，對於個人的認知而言，他明顯是肯定的。至於B把兩名挾持他的男子的角色混淆，由於事隔多時，本庭認為不足為奇。 34.令本庭揮之不去的疑問是，B對整件事件的經過的描述。從申請人的辯護律師的盤問可見，B在警方的筆錄的說法是：他在2010 年6月12日早上7時許返抵香港[32]，8時多回家[33]，同日早上11 時許去旺角[34]，在那裡流連至6月13日凌晨3、4時還在網吧[35]，至同日早上6、7時到茶餐廳用早飯[36]，跟著才往財務公司借錢。這與他在主問時的說法是完全不同的。當時，他把被挾持借錢的時段壓縮為6 月12 月凌晨至上午8時以後（見上文第3至6段）。他聲稱，那才是他經過記憶下所喚起的事實。不過，到了D4的辯護律師作盤問，他（B）又大致回復到主問時的講法（見上文第25段）。他說，那是他在案件押後期間在家裡的回憶[37]。問題是：一，根據B自己所言，這次是他因在澳門借錢而被挾持返港取錢的唯一一次，本庭實在不能理解，他何以會就事情覆蓋兩天（6月11至12日）或三天（6 月11至13 日）的最基本案情也搞不清楚。二，若然他的首個版本（亦即最終版本）正確，但2010 年6 月13 日確實是星期日，那麼稅局、財務公司和銀行是否會開門辦公又是一大疑問。 35.為了解決以上的問題，控方申請把控罪日期簡單地改成「2010 年6月」。這當然可能對申請人構成不公。不過，根據馮大律師向本庭證實，申請人當時的指示是不需要把案件押後以尋找有關的不在場證據。所以，要指上述這個修改對申請人有實際損害，並不成立，他個人的主觀感受則不是法庭要考慮的因素。問題是，修改了控罪日期又如何？因為，B的說法，無論是哪一個版本，都總與他在2010 年6 月往返澳門的出入境時間不符。例如，6 月8 日和6 月29 日（見上文第27段），他都是在晚上回港，與他在警方的筆錄和庭上的最後版本相悖。至於6月23日，他的確在早上7時入境，但卻在同一天（23號）凌晨0時才出發往澳門，所以又與他描述的，在澳門逗留一整天的講法，完全是兩回事。有關的情況，原審法官都沒有分析。 36.由於原審法官是專業法官，本庭不認為他有把D4的警誡供詞誤用到申請人身上。然而，基於以上提到的原因，再加上B的證供是針對申請人的唯一證據，本案的定罪，確實有欠安全穩妥。B證供之不理想，並不能單純以他教育程度不高、記憶力差等理由解釋過去。最後，本庭對警方沒有（又或律政司沒有指示警方）到兩間財務公司拿取B的借貸文件作為佐證表示難以理解。本庭不明白有什麼原因會令有關部門有這個遺漏。 判決 37.本庭批准申請人的申請，並視之為正式的上訴，兼判其得直，有關的定罪與判刑一併撤銷。
答辯人： 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林德穎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申請人： 由法律援助署委派陳興榮律師行轉聘馮家安大律師代表。 [1] 即再修訂《控罪書》中的控罪（1）。控罪（2）則涉及另外兩名被告，與本上訴完全無關。 [2] D4已於早前撤回同一申請。 [3] 《裁決理由書》第58段。 [4] 《裁決理由書》第51段首。 [5] 《裁決理由書》第51段末。 [6] 《裁斷陳述書》第54段首。 [7] 《裁斷理由書》第54段中段。 [8] 《裁斷理由書》第54段末。 [9] 《裁斷理由書》第55段。 [10] 《裁決理由書》第57段末。 [11] 見辯方在原審時的書面（卷宗30至39頁）及口述（卷宗125至132頁）結案陳詞。 [12] 卷宗58頁P至R。 [13] 卷宗60頁F至S。 [14] 卷宗61頁I至K。 [15] 註釋13。 [16] 卷宗101頁H至M。 [17] 卷宗104頁M至V。 [18] 卷宗61頁I至P。 [19] 卷宗105頁O至R。 [20] 卷宗110頁G至L。 [21] 卷宗113頁F至O。 [22] 卷宗117頁Q至T。 [23] 卷宗86頁G至H、88頁E至I。 [24] 卷宗92頁N。 [25] 《裁決理由書》第34段末。 [26] 《裁決理由書》第54段下半段。 [27] 卷宗62頁U。 [28] 卷宗43頁Q。 [29] 卷宗44頁C。 [30] 卷宗62頁E。 [31] 卷宗44頁O。 [32] 卷宗56頁F。 [33] 卷宗66頁U。 [34] 卷宗65頁A。 [35] 卷宗66頁P。 [36] 卷宗67頁L。 [37] 卷宗84頁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