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齊德強及另一人

DCCC 556/2014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4年第5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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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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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圖盜竊罪最高刑罰是10年監禁。根據案例香港特別行政區訴Ngo Van Huy，一般來説，初犯俗稱「打荷包」的人士，若然沒有任何加刑因素，判刑範圍應該在12至15個月即時監禁之內。

2.本案件有以下加刑因素，分別為：一) 此企圖盜竊發生在一個擠擁的港鐵車廂內、二）兩名被告人夥同干犯控罪，以及三）兩名被告人都是內地人。雖然沒有證據證明兩名被告人來香港，是特別為了要干犯今次控罪，但本席裁定，一個內地人到香港干犯控罪，本身都已經足夠成為一個加刑因素，理由是內地和香港地理上非常靠近，內地人進入和離開香港非常簡便。若然內地人在香港干犯刑事罪行，尤其是當在離開香港期間，在港鐵列車上進行「打荷包」之類的刑事罪行的話，若然沒被揭發，將會幾乎沒可能去跟進，因為犯案者將會在短短十多、幾十分鐘之後，就可以離開香港警察管轄範圍。

3.控方所引述的兩個案例，分別是蔣思源和廖梅。在兩個案例裡，上訴庭認為該兩個案件干犯控罪的情形，都顯示一個經過操練和專業的手法去干犯。上訴庭在該兩個案例引用再之前另一個案例，就是女皇訴Saldana，裁定一個30個月判刑起點為合適。而在女皇訴Saldana此一個案件裡，上訴庭裁定，Saldana案例裡的控罪干犯很明顯有組織和有計謀，上訴庭亦裁定那是一個專業手法去犯案，而這一點在判刑時候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在那一個基礎上，上訴庭表示，因為案件的嚴重性，如此性質的有組織犯法，包括一班人進行「打荷包」，即使沒有國際元素在內，將來都可能可以合適用一個兩年半的判刑起點來處理。

4.在廖梅、蔣思源和Saldana三個案件裡，參與的人都是主動參與盜竊事情裡，例如接手被偷出財物，又或者倒一些果汁落在受害人身上來分散其注意力，以令到盜竊比較容易，或令到受害人比較困難偵測到該盜竊。

5.在本案件裡，證據顯示第二被告人扮演一個角色，純粹就是向第一被告人指出「打荷包」的目標。本席裁定並沒有足夠證據，去證明兩名被告人當時是一個有組織的專業犯案集團去干犯控罪。他們所做的當然牽涉一些計劃，但本席認為是否達致一個專業水平，是可以爭拗的，本席認為疑點利益必須歸於兩位被告人。本席裁定，基於所有事實，採納一個24個月（即兩年）判刑起點，同時針對第一及第二被告人，此判刑起點已經考慮以上提到的加刑因素在內。

6.有關第一被告人，雖然他認罪，但由於他不成功地挑戰有關案情內容，牽涉的一點就是關乎是否與第二被告人夥同犯案的加刑因素，所以被告人不能夠得到三分之一全盤扣減。假如被告人得到三分之一扣減的話，他的刑期將會是16個月，但本席命令第一被告人刑期將會定為18個月，換句話說認罪扣減是百分之二十五。

7.至於第二被告人，由於經過審訊之後被定罪，所以沒有任何量刑扣減，第二被告人判監24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