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黎雯敏

DCCC 504/201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5年第50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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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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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

1.被告承認三項「洗黑錢」控罪（第一至三項控罪）及一項「串謀洗黑錢」控罪（第四項控罪）。

2.第一項控罪指她於2014年12月5日在香港，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即港幣100,000元的款項，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

3.第二項控罪指她於同日處理港幣20,000元的款項。

4.第三項控罪指她於2015年3月18日處理港幣39,000元的款項。

5.第四項控罪指她於2015年4月9日與其他身分不詳的人串謀「洗黑錢」。

事實基礎

6.本案共有三宗電話騙案，相關三個家庭的女長者。這三名女事主均是各自接到騙徒來電訛稱她的兒子（或女婿）[1]被人禁錮，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女事主要付錢才可放人。騙徒指示女事主準備現金到約定地點交收，全程須以手機保持聯絡，騙徒派被告來收錢。

7.第一宗騙案中的女事主損失港幣100,000元（第一項控罪）及稍後的港幣20,000元（第二項控罪），但當騙徒要求她另付港幣10,000元時，她覺得可疑便沒有再付錢。

8.第二宗騙案中的女事主損失港幣39,000元（第三項控罪）。

9.第三宗騙案中的女事主未出發去銀行交錢時已與女兒商量，決定報警，女兒替她應約來到相約的銀行交錢，警察在附近埋伏，被告不斷以手機與人聯絡，被告向她拿取「錢袋」，她將一個「錢袋」交給被告，警察當場拘捕被告及起回「錢袋」（第四項控罪）。

10.她向警察承認主事人透過手機指示她如何向事主們收錢，她知道該些款項是不合法的，她替人收錢的原因其一是賺取當中0.3%至0.5%回佣藉此抵債，其二是她害怕債主對她的家人不利。

11.出入境記錄顯示被告從內地到港逗留4天期間分別干犯第一及二宗罪行，她在第三宗罪行發生前一日到港，同日被警察拘捕。

12.控方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2)(c)[2]及(d)[3]條申請加刑。根據偵輯總督察Lam Cheuk-ho於2015年7月24日所寫的英文口供，與電話騙案相關的「洗黑錢」罪行，是現時在香港已達普遍程度的罪行。以親身交錢這種模式干犯的電話騙案，於2008年出現，其犯罪數字亦自從那年起不斷攀升。這種以親身交錢模式干犯的電話騙案對受害人所造成的金錢損失，一直都是相當龐大。

13.辯方並不反對加刑申請。

求情

14.被告現年34歲，內地公民，初中程度，在港沒有刑事記錄，被捕前任職保險銷售員，與丈夫育有一名8歲兒子，因生意不景欠債數萬元，犯案主要是為了還債，其次是不想家人受到債主威脅。

15.辯方梁大律師呈交一宗本席自己的案例作比較：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譚明杰 DCCC 179/2015，宣判日期是2015年6月9日，被告被控一項“洗黑錢”罪，他專程來港替主事人向受害人收$20,000，沒有證供顯示他知道是有關電話騙案，他的報酬是收益的8%，警察在他收錢時拘捕他，並起回$20,000。控方也是以第455章第27(2)(c)及(d)條申請加刑，本席以21個月作為量刑基準，扣除認罪可得的三分之一減刑後加刑21.4%，最終刑期是17個月。

判刑考慮

16.上訴庭在HKSAR v Boma [2012] 2 HKLRD 33, 43列舉洗黑錢案件的判刑因素，除了洗黑錢的金額之外，其餘因素包括：

（1）產生黑錢的前置罪行的性質及判刑;

（2）被告人是否知道該前置罪行是甚麼;

（3）有否國際元素;

（4）洗黑錢的罪行是否涉及繁複的步驟、計劃或詐騙手段;

（5）有否犯罪集團存在;

（6）交易的次數及犯案時期的長短;

（7）被告人是否知道了前置罪行的性質後仍然繼續洗黑錢;

（8）被告人的角色及報酬。

本案判刑

17.第一名女事主損失港幣$100,000（第一項控罪）及港幣$20,000（第二項控罪），第二名女事主損失港幣$39,000（第三項控罪），這些款項不能尋回。被告在四個月期間三次跨境犯案，並可得到報酬，但報酬金額不大。

18.本席以兩年作為第一至四項控罪的量刑基準，扣除認罪可得的三分之一減刑，刑期是16個月。就控方申請加刑，本席加刑25%，每項刑期是20個月。

19.第一及二項控罪屬同一事件，刑期應同期執行，其餘控罪屬不同事件，刑期應分期執行。基於總刑期的考慮，本席作出調整，最終計算如下：

（1）第一及二項控罪，各為20個月，同期執行；

（2）第三項控罪，當中4個月與其他控罪分期執行；

（3）第四項控罪，當中4個月與其他控罪分期執行。

20.總刑期是28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