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方婉儀

HCMA 167/2019

[2019] HKCFI 1816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及判刑上訴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9年第167號

(原九龍城裁判法院傳票案件2018年第365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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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理由書

1.本案涉及對的士司機兜路的指控。

2.案發當日 ( 2018年6月13日 ) 晚上11時左右，身為的士司機的上訴人，在深水埗接載一對夫婦 ( 譚女士和她的丈夫 ) 前往黃大仙下邨龍輝樓，期間，乘客已對司機所採取的行車路線表示不滿，最後雖然到達目的地，但車費 ( $71.6 ) 比最直接的路線 ( $49.5 ) 多出大約$20。

3.乘客要求司機給予收據，但上訴人卻按錯掣，由取「收據」變成「落旗」，因而未能發出收據。上訴人指男乘客上車後一直以粗口及很兇惡的語氣喝罵她，令她驚惶失措按錯掣，最後她更需要致電報警求助。

4.上訴人事後被票控兩項罪行，分別是沒有提供的士收據和行車「兜路」[1] 。上訴人承認沒有提供的士收據但對「兜路」的指控則否認，並聘請私人律師替其抗辯。

5.案件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裁判官鄧少雄席前審理，原審時，控方只傳召案中女乘客譚女士作供，而上訴人亦有作供。經審訊後，上訴人被判無罪，但其訟費申請卻被法庭拒絕。現上訴人自行向本法庭提出上訴，只要求取回在裁判法院所支付的律師費用。

6.裁判官並沒有在其裁斷陳述書交代判無罪的事實裁定，而參考他的口述裁決，他認為：

「譚女士的證供出現幾個版本，法庭難以倚賴，而上訴人的版本亦並非完全不合理、不可能。從證供顯示，上訴人當時是行錯了路，而且她亦承認按錯了『收據』掣，這些最多只是可疑。」

因此，裁判官裁定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舉證。

7.裁判官在其裁斷陳述書交代其拒絕訟費的理由：

「5. 本席認為，方女士 ( 上訴人 ) 被控兜路，而其的士收據是本案中相當關鍵的證據。方女士也就「沒有發出的士收據」一項控罪，認了罪，即她同意她沒有合理辯解，而沒有發出收據。」

「7. 本席認為，方女士在案發時沒有發出的士收據，稍後又承認了相關控罪，是誤導控方，令控方認為在本案中，有較強的案情；方女士亦自招嫌疑。」

8.裁判官認為譚女士作出多個不同版本，於是不倚賴她的證據，這些不同版本的事實是什麼並不清楚；但無論如何，裁判官認為上訴人的版本並非不可能，那麼便是接受了。

9.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引述上訴人的說法：

「當男乘客上車時，已經發覺他有酒氣，沿途男乘客用粗口責罵她，指她不認得路，譚女士亦沿途指示她路程，令方女士感到驚慌，因而按錯掣、落錯旗；她( 上訴人 )還致電也是當的士司機的兄長，詢問應如何處理；但沒有人提醒她可以發出手寫的單據。之後，警察到場處理。」

10.若以上案情獲法庭接納，女乘客譚女士沿途一直給上訴人提供行車路線，這並不構成兜路的理由。換句話說，本案沒有證據顯示上訴人兜路。

11.裁判官非常強調的士收據在案中的關鍵性，但在裁判官的席前，控辯雙方的同意事實顯示當日的士的收費是$71.6，而另一同意事實就是最直接的路程車費約為$49.5。

12.其實裁判官是暗指上訴人知道自己兜路，因此以撳錯掣的理由不列印有關的收據。從證據的角度來看，當日有兩名乘客乘坐上訴人的的士，他們應該知道車費多少，證據也可以來自他們。因此，有沒有收據並非關鍵所在。

13.但裁判官似乎拿着這一點來顯示上訴人自招嫌疑，所謂嫌疑即是顯示有兜路之嫌，但這是不合邏輯的推理，與他的無罪裁決背道而馳。

14.在沒有兜路的事實裁定，純粹沒列印收據可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可以是上訴人所提及的 ( 因給男乘客駡得慌張而弄錯——這與她認罪無關因「被罵」未必構成該罪行的辯護理由 ) ，而這亦是裁判官不能排除的事實 ( 因他說上訴人的版本有可能是真的 )。

15.既然有可能是真的，即上訴人弄錯；現裁判官卻又拿着這一點暗示上訴人有兜路嫌疑，看來於理不合。

16.基於以上所述，本席認為裁判官是倚賴了不恰當的理由拒絕上訴人的訟費申請，因此，判上訴得直。

17.上訴人可獲得裁判法院審訊的訟費；若控辯方未能達成協議，則交由聆案官評定。

答辯人： 由律政司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黎劍華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 無律師代表，親自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