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林民軒

DCCC 107/2019

[2019] HKDC 1306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9年第1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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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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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人被控兩項控罪，均為與年齡在13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23條，被告人否認控罪，故須進行審訊。

控方案情

2.本案涉及兩項控罪，控罪一及控罪二，分別來自兩個獨立的事件，但涉及同一名投訴人（女童X）。控方指稱，於兩個不同的時間，事發時十二歲多的女童X，同意下，在被告人的家中睡房裡，與當時為情侶的被告人性交。第一次性交後，X曾經告知朋友Y。而第二次性交後，X在母親詢問下，亦告知母親，之後同往警署報警。

3.部分控方的案情不被爭議，控辯雙方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C條簽訂了一份承認事實（證物P3）。承認的事實包括：被告人與父母居住在涉案單位；2018年5月20日，X與被告人初次見面；2018年11月17日，X母親帶同X報案；有關被告人住所的照片呈堂為證物P1；而X於2018年11月20日的錄影會面亦呈堂為證物P2A，其謄本為證物P2B；2018年11月28日，X與朋友Y分別在警方的列隊認人程序中認出了被告人；最後控辯雙方亦確認，被告人在香港並無刑事定罪紀錄。

4.控方總共傳召了五名證人，包括女童X、她朋友女童Y、X的母親A、法醫林百通醫生，及女警17065。

5.控方主要倚賴的是女童X，她的主問證供包含在上述的錄影會面（證物P2A）裡，而她亦在庭上經視像系統被盤問及覆問。

6.簡單來說，根據控方的案情，X的證供關乎兩個事件，即兩項控罪。背景是2017年12月底，X與被告人經Facebook認識。2018年5月20日，兩人初次見面，並於同日在被告人家中的睡房內性交。兩人先在被告人家中的客廳玩電子遊戲，直至下午四時許進入了被告人的房間，X自己脫下了裙及內褲，然後與被告人性交。

7.這次是X的第一次性交，她記得被告人沒有射精或沒有精液在她身上，但不清楚被告人有沒有用安全套。休息之後，被告人就送了X離開，到地鐵站去。之後，在5月的一個星期六，X把上述事件告知朋友Y。X亦說到，在加入Facebook那時候或5月20日初次見面當天，已經告知被告人自己是13歲。以上是控方針對控罪一的基本案情。

8.至於關於控罪二的事件，X就發生日期並不肯定，估計大約是2018年7月14日，放暑假的首個星期。當時兩人已經是情侶，當天約中午12時至1時左右，X與朋友Y相約在地鐵站，然後由被告人接往被告人家中。X喝了小量啤酒，感到有些醉，然後進入了被告人的房間休息。之後約4時至5時，被告人送Y離開，到地鐵站去。約晚上7至8時，被告人回來後，與X在房間內性交，維持約30分鐘。

9.這次亦是在X同意下的性交，X自己脫下牛仔短褲及內褲。X記得這次被告人有用安全套，因為她之後在廚房的垃圾桶裡，看見撕開的安全套包裝。發生性交後，X看了一會手機，然後睡到晚上10時，起身洗澡，之後再玩手機至凌晨1時至2時，換上帶來的睡衣，進入被告人的房間睡覺，直至第二天早上。她知道被告人早上9時前往上班，X繼續在被告人的家中玩電腦、手機。在上述整個事件中，被告人的家人都沒有回來，而X留在被告人的家中過夜，是瞞著自己的父親，說是在Y的家中留宿。以上是控方針對控罪二的基本案情。

10.另外，幾名控方證人中，比較重要的是控方第二證人Y及控方第三證人X的母親A。Y的證供一部分，是關於控罪一的“新近投訴”，即X就2018年5月20日與被告人發生性交後曾告知Y。而Y另一部分的證供，是關於控罪二。雖然，她並沒有全程留在被告人的家中，於X與被告人發生性交前早已離開，但她確認於2018年7月曾與X到被告人的家中，提早替X慶祝生日。

11.X的媽媽A的證供，除了確認X於2005年8月21日出生、案發時不足13歲外，主要是環繞發生於2018年11月15日晚上直至16日凌晨，A與X的對話，以及A與被告人在WhatsApp上的溝通。期間，A從X得知她曾與被告人性交，亦從被告人得到一些X曾傳送給其他人的裸照。期間，A有傳送一個訊息給被告人，指“X同你件事學校已經知道，所以我哋亦會追究到底”。所有相關的內容見證物D9。

12.於16日晚上或凌晨，A曾致電質問被告人，有否與X發生性行為，被告人否認。翌日（即17日），A帶同X往警署報案。A亦有提到，之前於2018年11月曾與X及被告人一起吃飯，期間有談及X的真實歲數及就讀班級，當時被告人並無反應。

13.控方第四證人（林百通醫生）於2018年11月26日替X進行檢查，他亦準備了一份醫療報告（證物P4），其中文譯本為證物P4A。他發現X的私處並無新近的外傷，處女膜有兩處舊的撕裂，是較早前私處曾遭穿透性的損傷，包括性交而殘留的痕跡，發生於檢驗前最少一個星期。林醫生同意，手指放入陰道可能會對處女膜造成損傷，但不同意女性於兩個月內有兩次各30分鐘的性交，會導致大部分的處女膜消失。

14.最後的控方證人是第五證人（女警17065），主要是提供給辯方作盤問。她確認於2018年11月17日，X與母親A報警時只有提及7月14日的性交，而沒有提及5月20日的任何事情。而於2018年11月20日，X開始錄影會面前，曾經向女警17065說回想起5月20日的性交，女警打斷X的說話，說錄影會面即將開始，女警亦沒有把此事告知負責進行錄影會面的社工，而只是告知社工X於報案時提供有關7月14日事情的資料。

15.控方舉證完畢前，由於認為控罪二的罪行詳情裡的案發日期與證供不吻合，申請把當中的日期由“於2018年7月14日”修改為“於或約於2018年7月14日”，辯方反對有關的修訂申請。經雙方陳詞後，本席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3條，批准控方的申請，就控罪二作出相關的修訂。有關的裁定及理由，本席已於2019年8月8日在庭上作出及交待，在此不再重複。經修訂後，被告人就控罪二重新答辯，維持不認罪的答辯。之後在本席詢問下，辯方表示並無其他申請。

16.控方舉證完畢後，辯方並無中段陳詞，本席裁定被告人須要就兩項控罪答辯。

辯方案情

17.被告人行使他的權利選擇不作供，但傳召了三名辯方證人。辯方第一證人周駿銘是被告人的同事，現年26歲、教育程度至中五、沒有刑事定罪紀錄。他的證供主要證明被告人就控罪二，於案發時不在犯罪現場。他指於2018年7月，他與被告人一同在“晉電工程有限公司”工作，時間為星期一至六朝九晚六。他亦把他們兩人及其他同事7月份的簽到表呈堂為證物D10。證人指，被告人期間並沒有請假或遲到早退，而特別關於7月14日，證人指當天他與被告人及另一名同事陳家沛，一同在葵涌安蔭邨澤蔭樓的水泵房工作，當天的工作時間亦是朝九晚六。

18.辯方第二證人陳翠英是被告人的媽媽，為一名保險經紀、沒有刑事定罪紀錄。她亦為辯方提供被告人於案發時不在犯罪現場的證供。就控罪一，第二證人記得由於當天是2018年5月20日，亦為台灣的情人節，因為“520”國語諧音為“我愛你”，她從Facebook得知，所以當天下午3時許買了食物回家，打算與家人慶祝。大約4時，被告人帶了X回家。根據第二證人的說法，這亦是被告人第一次帶女孩回家。第二證人看見X“時私索索，好似喊緊”，在詢問之下，得知X鼻敏感，須要休息，被告人於是帶了X到睡房，兩至三分鐘後，被告人出來告訴第二證人X須要“瞓下”。被告人之後留在廳玩遊戲機，直至約5時30分至45分，被告人再進入睡房叫X起床，亦在睡房逗留了兩至三分鐘，然後被告人送X離開住所。

19.關於控罪二，辯方第二證人記得2018年7月份有一天，他與丈夫於下午6時回家，看見一個藍莓蛋糕，亦看見X與被告人打算離開住所。經詢問後，被告人告知第二證人當天提早為X慶祝生日，所以買了蛋糕，亦有叫證人吃。接著，被告人與X離開。10至15分鐘後，被告人獨自回家。

20.辯方最後一位證人（第三證人）袁玉麟，沒有刑事定罪紀錄、為一名保險經理，亦是被告人母親的上司，是被告人的品格證人。他的證供指，自被告人9至10歲時已經認識他。被告人比證人的兒子大一歲，兩人有一起玩，兩家人亦有聚會。第三證人沒有聽過被告人有任何不良的行為或習慣，認為被告人是一個很乖、很聽話、很勤力的年輕人。

21.傳召了三名證人後，辯方舉證完畢。簡單來說，辯方的說法是，被告人雖然與X是情侶，但兩人並沒有如控方所指發生過性交。另外，辯方亦指，由於X在Facebook上報稱自己是於2001年出生，平時亦有作成熟的裝扮，更加在被告人的家人前訛稱有在“7-11”兼職及談及選科，故此，被告人並不知道X的真實年齡，並誤以為X於事發時是16歲。

22.之後，控辯雙方的代表均遞交了詳盡的書面結案陳詞，並在庭上作口頭補充。本席已經全部細心考慮過，在此不再逐一詳細複述，較為重要的相關部分，會在稍後的證供分析上詳述。

本案議題

23.顯而易見，本案最重要的議題，是X的可信性及其證供的可靠性，這亦是控方指控被告人的基本證供。

相關法律

24.首先，就法律方面，本席提醒自己以下幾點：

(a) 本案涉及的控罪，是與年齡在13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罪，本席認為，現今適用的法律，仍然是上訴法庭的HKSAR v So Wai Lun [2005] 1 HKLRD 443案例，即有關的控罪為絕對法律責任（strict liability）的罪行：即使如果有被告人聲稱他不知道、亦沒有理由懷疑涉案的女童是13歲以下，這並非抗辯理由。終審法院在HKSAR v Choi Wai Lun（蔡偉麟） (2018) 21 HKCFAR 167處理的是另一項的猥褻侵犯罪，雖然對So Wai Lun一案有作討論，但並無對其在本案控罪中的應用原則推翻或更改。

(b) 這是一宗刑事案件，與其他刑事案件一樣，控方有舉證的責任，證明被告人有罪，而被告人沒有任何責任證明自己清白或任何事情。控方舉證的標準，須要達至毫無合理疑點，即須要使法庭肯定被告人有罪，法庭才可以把他定罪。

(c) 被告人被控兩項控罪，本席須要就每一項控罪，分別考慮對被告人有利及不利的情況。有關每一項控罪的證供都不同，因此，本席就每一項控罪的裁決亦毋須相同。

(d) 被告人選擇不作供，這是他的權利，本席不會因此而對他作出任何不利的推論。

(e) 被告人過往並無刑事定罪紀錄，本席給予自己相關的良好品格指引，即他與沒有良好品格的人相比，干犯本案控罪的可能性較低。

(f) 被告人選擇傳召證人，他沒有責任這樣做，他毋須證明自己無罪或任何事情。本席會細心考慮他的證人的證供，如果他們提出的說法，是或有可能是真實，本席必須裁定被告人無罪。即使本席完全拒絕辯方的說法，控方仍然有責任提供足夠的證供，使本席肯定被告人有罪，本席才可以把他定罪。

(g) 控方有證據指X在指稱的控罪一事件發生後曾告知Y，這並不是證明X與被告人之間發生甚麼事情的證據。事發時，Y並不在場，因此，她並沒有看見兩人之間發生的事情。本席只可以考慮該項證供來決定X有否說出事實，該項投訴並不是證明X與被告人之間曾發生甚麼事情的獨立證據，本身不能證明投訴內容屬實。

(h) 辯方的抗辯是被告人不在犯罪現場，由於控方必須提出證據，使本席肯定被告人有罪，所以被告人毋須證明他事發時身在其他地方。相反，控方必須反駁被告人不在現場的說法。即使本席斷定被告人不在犯罪現場的說法虛假，亦不能基於這點而裁定他有罪。

證供的分析及裁決

25.本席先考慮控方比較次要的證人（第二至第五證人）。本席接納他們是誠實的證人，亦接納他們相關的證供。但即使如此，他們的證供對支持控方的案情而言，並沒有太大或決定性的作用。如上述，控方第二證人Y的證供，主要是關於控罪一的“新近投訴”。雖然，她有提到控罪二發生當日（無論當日為2018年7月份的哪一日）早段發生的事情，但對控罪二當中的指稱並不知情。

26.控方第三證人（X的媽媽A）除了可以確認X的真實年齡外，亦可以提供關於報警前與X及被告人的接觸的證供，因而導致之後的報警。除此以外，她不能提供任何證供指控被告人干犯本案裡的任何控罪。

27.控方第四證人（林醫生）的證供其實屬於中性，他指出X的處女膜的情況，只能夠證明X的私處之前曾遭穿透性損傷，包括性交，當然不能證明與被告人有關，甚至不能證明X之前一定發生過性交，特別是X曾承認有在與網友傳送訊息及開啟鏡頭時，把手指放進私處。

28.最後，控方第五證人（女警17065），她的證供對控方並無幫助，她出庭提供給辯方盤問。她確認X與A於2018年11月17日報警時，只談及7月14日（即關於控罪二）的性交事件，而直至2018年11月20日的錄影會面當天前，X才向女警提及2018年5月20日的性交事件。她當時打斷X的說話，因為錄影會面即將開始，留給處理的社工跟進。女警的做法，本席認為並無不妥或不合理之處。

29.本席現考慮並處理本案最關鍵，即X的證供。辯方用了大量的時間，包括在庭上的盤問及在結案陳詞中大量的篇幅，批評X的可信性，指出X平時及在庭上的證供中，均有大量的謊言，鉅細無遺，其中包括X在Facebook上用假名及假的出生年份、曾經欺騙自己父親假稱與Y去街或往Y的家中留宿等事情，未免過於瑣碎，部分無關痛癢，甚至屬於吹毛求疵，本席在此並不細數。

30.但綜觀X的所有證供，確有以下幾個重點，令本席十分關注：

(a) 就X與被告人發生性交的次數，X於不同時段的說法並不一致。X於11月15日晚上或16日凌晨，最初向母親A否認有性行為，之後又向母親承認，但只提及7月14日一次的性交，以上是母親A於盤問時確認。當然，接著翌日（即11月17日），A帶X往警署報案，X亦只提及7月14日的一次性交，以上亦為控方第五證人（女警17065）確認。之後，再隔短短三天，到了11月20日錄影會面當天，X在會面過程裡，詳細描述兩次（包括2018年5月20日及7月14日）性交，甚至在錄影會面時，提及除了上述兩次性交外，還有其他性交，但卻記不起次數及於何時發生，詳情見證物P2B謄本的第74至88記項。最後，X在庭上作供時，維持只有兩次（即5月及7月）性交的說法。以上多次的分歧，在本案的情況下並不尋常。首先，本案並非涉及長時間內多次的性交，如果X在庭上的說法屬實，只是在兩個月內兩次的性交。第二，X向母親A及警方覆述性交事件時是11月中，距離她所說的5月份性交只有六個月，距離7月份的性交更只有四個月，而期間還有否其他的性交，照理在記憶上不應該會在次數上都有模糊或分歧之處。

(b) 關於上述X與被告人性交次數上的分歧，引申到另一個更令人疑惑的課題，就是X最初向母親及翌日向警方只提及7月14日的性交，反而沒有提及更早兼且是第一次發生於5月20日的性交。當然，X當時無可能忘記5月的性交，除了因為只是事發後六個月之外，更加是X所指與被告人初次見面及初次性交，而且是X的第一次的性交。在盤問下，X解釋不知道是否須要向警方提及第一次的性交，亦沒有想太多。本席認為，如果這說法屬實，無論是因為X年少、或無知、或甚麼原因也好，都不能解釋為何於報案後的三天（即11月20日），正正於開始錄影會面前，X又會主動向女警提及回想起5月20日的性交。再一同考慮X所說，11月20日前，有警察或社工向她問及5月20日的事，因為即使她之前沒有向警方披露，但她知道警方曾檢查她的電話及向Y錄取口供。如果把以上種種加起來，究竟是否X於向母親交待及初次到警署報案時當刻，忘記了她之前曾向Y說謊，稱與被告人於5月20日性交，之後知道警方有檢查她的電話及向Y求證，才再於錄影會面時補回，以上這個辯方的指控，並非無的放矢，有其固有的可能性。

(c) 還有，關於證物D3（即X於剛剛報警後向朋友Y發出的短訊），亦令本席費解。內容原文是：

“那時候你和我去他家玩　你買了一罐酒　我喝了一半　然後醉醉的　5—6點他送你去地鐵站　回來之後問我可不可以和他發生性行為　我說可以　之後的整天都沒有性行為　然後隔天我就走了”

以上明顯是指控罪二裡的事件，X在庭上解釋她的意思，原意是指與被告人發生性行為之後的整天，都沒有性行為，這個說法甚為牽強。X並非指自己有手民之誤或一時打錯字。即使她在庭上亦同意，按字面的意思，是指當天沒有發生性行為，而按上文下理，如果X的意思真的是指當天有發生性行為，為何要多此一舉、多費周章強調之後整天都沒有性行為？可見X的解釋並不合理。顯而易見，該段文字的字面意思，亦正如Y於庭上確認她的理解，是指當天並沒有發生性行為。如果再考慮下去，該段訊息發出之後，X馬上再發訊息給Y，說會先刪除聊天紀錄，並且提醒Y記得跟被告人說，還有記得叫被告人更改Facebook上的名字，以上種種行為，更添本席疑慮。

(d) 辯方指控，並在提出的證供中顯示，X平時經常在不同事情上說謊，特別是她的朋友Y亦指，X經常借她作為藉口，即俗稱“借他過橋”來欺騙父親，甚至因此而與X斷絕交往，同意X是大話精等等。以上雖然不能對X在庭上的可信性有決定性的影響，但本席亦必須對X一貫的誠信再作考慮。無論如何，本席認為，更重要、更關鍵的，是X在庭上作供的可信性，特別是在盤問下的即時反應，包括X最初供稱並沒有拍攝露點（即裸露上身）的照片，但當辯方把證物D2（即X發給台灣網友的露點照）呈堂後，X則改口承認。另外，X亦回答辯方問題時供稱沒有與網友談及自慰，但當辯方把證物D4（即X與另一名姓陳的網友的網上對話）呈堂後，即推翻X上述的說法。還有，X作供指，於報案後再沒有在網上結識男性及在網上談及性愛，但辯方把證物D6、D7及D8呈堂，當中的對話及網上性愛內容，亦再一次推翻了X之前的說法。以上例子的重要性，不在於X在網上結交異性或對性的態度，其重要性在於X在庭上最初的證供，對比於之後看到反駁自己的證物的回應。明顯地，這些對X庭上證供的可信性及可靠性均構成影響。

31.當然，本席亦必須要考慮辯方的證人及其證供。本席接納辯方第一證人及辯方第三證人為誠實的證人，但他們的證供並無決定性的影響。辯方第一證人的證供，只可以證明被告人於7月份，除了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外，均在朝九晚六上班，而2018年7月14日為星期六，故被告人須要上班，不能在案發地點（即自己家中）干犯控罪二。但案中的證供，綜觀而言，並不局限於控罪二的案發日期為7月14日。X的最後證供，亦只是對有關案發日期作估計。如果案發日期為星期日，無論是7月15日或22日，辯方第一證人的證供均無作用。另外，辯方第三證人作為被告人的品格證人，亦只可對被告人的一般品格作證，而他亦誠實地作供指，並未聽過被告人於2018年時有女朋友，亦只是於被告人年少至十多歲時，才常與被告人有家庭聚會，現在只間中吃飯，其證供對被告人於案發時與X交往的過程及當中發生的事實，並無參考價值。

32.至於辯方的第二證人（被告人的媽媽）的證供，由於涉及兩項控罪，本席會於處理控罪時分別考慮。

33.本席現先處理控罪一，辯方第二證人的相關證供，本席並不接納，她提及當天是5月20日，是台灣情人節，故清楚記得當天發生事情的所有細節。她這個說法，除了略嫌人工化之外，她所描述當天發生的事情亦不合常理。她除了可以鉅細無遺地說出當天所有細節，包括以分鐘計的時間，這點令人生疑之外，更重要的，是她指當天是第一次看見被告人帶女孩回家，知道對方鼻敏感不適，而要進入被告人房間休息及睡覺，而並不是留在客廳中休息，更加不是返回自己家休息或去看醫生。而且，一個多小時之後，被告人進入房間叫X起身，但並非叫X參與被告人家中的晚飯，而是把她送離住所，回到自己的家。若果如此，為何辯方第二證人當初要把X留在家中，在被告人的房間休息？以上種種，並不合情理。

34.即使本席並不接納辯方上述就控罪一的證供，但如上述，本席因為種種理由，不能確信X的相關證供，特別是X在最後的錄影會面，才初次披露控罪一的事情。雖然，本席並不能肯定辯方的指控（即X說謊，訛稱5月20日與被告人發生性交，藉此向朋友Y炫耀），同樣地，本席不能穩妥地確信X對被告人相關的指控。故此，本席裁定被告人就控罪一，罪名不成立。

35.在此一提，對於辯方提出，被告人不知道X的真實年齡或誤以為X是16歲，本席拒絕接受。首先，被告人選擇不作供，這是他的權利，但亦因此而沒有足夠關於被告人的個人認知的辯方證供。更重要的，是本席接納X及X媽媽A相關的證供，X的證供清楚說出，於加入Facebook當時或於5月20日初次見被告人的時候，已經告知對方自己13歲。而A亦曾於11月與被告人晚飯時，向被告人說不贊成他們拍拖，說X年紀太少，只有13歲。而根據A的說法，被告人聽到之後，並無詫異或任何反應，還表示會等待X長大。以上唯一合理的推論，是被告人當時必然已經知道或相信X只有13歲，以上亦與本席在庭上觀察X作供時的言行舉止大致吻合。

36.本席現在考慮控罪二，對於案發的確實日期，現在綜觀所有證據，變得並不重要，最低限度可以確認的，是2018年7月的某一天，而當天Y曾出現在被告人家中，與X及被告人一起慶祝X的生日。即使辯方第二證人的證供十分混亂，而且令人懷疑，對於7月份她或她與丈夫有否外遊、外遊的次數或時段，她多次迴避反覆，甚至連正確的日期都未能確定，令人難以置信。其實，只要翻查資料，特別是旅遊證件或機票、車票、酒店等資料，就可以確定。

37.但無論如何，根據本席之前接納Y的證供，當天就是X、Y、被告人三人在被告人家中買蛋糕預祝X生日的一天。而X及Y的所有證供中，於相關的時段，並沒有提及有另一次預祝生日的事件。當然，如上述，Y的證供只可以證明當天於Y離開時，X仍然留在被告人家中。之後，被告人有沒有回家、何時回家，與X有或沒有發生任何事情，Y並不知情。

38.如上述，雖然本席不接納辯方第二證人的證供，但同樣因為上述種種原因，特別是在證物D3中，X向Y發出的訊息，有關控罪二的事件，X表示當天整天都沒有性行為，本席不能穩妥地接納X的相關證供及對被告人相關的指控。雖然，本席有裁定被告人於事發時，知道或相信X只有13歲，而作為一個24歲、已經工作的成年人，選擇與她拍拖成為情侶，亦有帶X到自己的家，是有可疑之處，但明顯不足以支持有關的控罪。故此，本席裁定被告人就控罪二，罪名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