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坤耀

DCCC 36/2020

[2020] HKDC 113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0年第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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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1.被告人面對一項「販運危險藥物」罪，他否認控罪。

控方案情

2.2018年12月22日約午夜12時15分，警方在尖沙咀金馬倫道42號華懋金馬倫中心9樓AKA酒吧（下稱「該酒吧」）行動。當時，該酒吧正在營業，3位員工（被告人、黃大偉、陳紹龍）在現場工作。

3.探員15101 (PW2) 負責搜查該酒吧。他供稱，整個搜查過程，在該酒吧3位員工見證下進行。對此，辯方不同意。但辯方同意，PW2在吧檯範圍搜出下列物品：

(I) 在近收銀處的沒上鎖儲物櫃，撿獲1個約6吋x 4吋的腰包（證物P27），載有：

(i) 10個紅邊透明可再封膠袋，共載有2.05克固體，內含0.75克可卡因（統稱證物P1）；

(ii) 25個透明可再封膠袋，共載有5.21克固體，內含2.44克可卡因（統稱證物P2）；

(iii) 3個紅邊透明可再封膠袋（統稱證物P3）；其中一個載有2.50克粉末，內含1.55克可卡因；另一個載有4.52克粉末，內含微量氯胺酮；第三個載有3.27克粉末，內含微量氯胺酮及0.05克脫氯-N-乙基氯胺酮；

(iv) 33個白紙包裹（統稱證物P4）；其中13個共載有3.41克粉末，內含2.95克氯胺酮；另外18個共載有4.74克粉末，內含1.97克3,4-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最後2個共載有0.58克粉末，內含0.18克3,4-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

(v) 1個紅邊透明可再封膠袋，載有12.60克粉末，內含10.90克氯胺酮（證物P5）；

(vi) 1個紅邊透明可再封膠袋，載有4.16克粉末，內含3.60克氯胺酮（證物P6）；

(vii) 1個紅邊透明可再封膠袋，載有5.20克固體，內含2.12克3,4-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證物P7）；及

(viii) 6個紅色錫紙包裹，共載有38粒不含任何危險藥物的丸劑（統稱證物P8）。

(II) 在收銀機約2米外一個暗格內撿獲：

(i) 17個黃色錫紙包裹，共載有19.90克粉末，內含0.47克硝甲西泮及4.47克3,4-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統稱證物P9）；及

(ii) 20個黃色錫紙包裹，共載有23.50克粉末，內含0.44克硝甲西泮及5.16克3,4-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統稱證物P10）。

4.PW2亦在該酒吧範圍撿獲其他物品，包括：13頂棒球帽、11件風褸、12對手套、6個追蹤器、2把開山刀、1支伸縮警棍、1盒口罩。

5.用以包裹證物P4的33張白紙（統稱證物P4A），其中13張上發現22個指模印。鑑證後，確認屬於被告人雙手不同手指的指紋或掌紋[1]。

6.被告人面對的控罪只涉及證物P1至P7中的毒品。

辯方案情

7.被告人選擇作供，但沒有傳召辯方證人。

8.被告人供稱，他在該酒吧任職侍應，並須兼顧清潔、收銀等工作，月入15,000元，每日以現金支薪。他的工作時間是晚九朝五，受僱該酒吧約2年。

9.被告人表示，警方搜查該酒吧時，他和另外2名員工一直逗留在VIP房，由警員看守。除了在VIP房撿獲的物品外，他沒有見證警方在該酒吧哪個位置撿獲哪些物品。被告人稱，警方撿獲的毒品全部不屬於他；載着證物P1至P8的腰包[2]亦不屬於他。他表示，吧檯近收銀處的儲物櫃並沒有上鎖。任何員工（甚至相熟顧客）也可以使用該儲物櫃存放物品；或進入吧檯拿取酒精飲料。

10.關於證物P4A中13張載有他指模印的毒品包裝紙，被告人解釋，該酒吧員工職責的一部分是，每晚營業前，確保吧檯的木盒有足夠的「單紙」供記賬用[3]。該些「單紙」，是用A4白紙一開四人手撕開的。當木盒的「單紙」數量不夠，被告人或其他員工便會補充。

證據評估及分析

11.舉證責任在控方，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之下，證明控罪的每一元素。

12.現時唯一能證明被告人與腰包內毒品有關係的證據是，證物P4A其中13張包裝紙上的22個指模印。

13.警方行動當晚，身在該酒吧的員工有被告人和另外2人。該酒吧還有一位經理，但當時不在場。

14.被告人解釋了為何那13張包裝紙上出現他的指模印，主控袁大律師質疑被告人的解釋。袁大律師指，假如有第三者用了被告人手撕的「單紙」來包裝毒品，該人的指模印理應留在相關證物上。辯方何大律師則反駁，假如被告人管有相關毒品，為何他的指模印沒有在腰包或任何膠袋出現？何大律師指，正正因為這一點，第三者用了該些「單紙」來包裝毒品的說法其實可信，亦並非不可能。袁大律師力陳，物件上沒有某人的指模印，不代表那人與該物件沒有接觸。

15.上訴庭副庭長麥機智在HKSAR v Jassey Francis Ja and another [2018] HKCA 369案這樣說： "The absence of DNA and fingerprint evidence to show that a defendant has handled a vital exhibit is a neutral fact: see, for example, HKSAR v Law Wing Hong; HKSAR v Pham Thi Nga; HKSAR v Butt Ummar; HKSAR v Tsuchiya Koji; HKSAR v Dramane Mouhamed Saiti.  The prosecution are not required to provide such evidence in a criminal case, and nor does the absence of such evidence in the normal course undermine a prosecution[4]."

16.本席認為，相關證物沒有其他人的指模印並不支持控方的案情，亦不削弱辯方的論點。但本席反問，假如被告人真的管有腰包內的毒品，為何他的指模印只是在其中13張包裝紙上出現？按常理，總會在腰包或眾多膠袋上留下一、兩個指模印吧。

17.吧檯是開放式的，任何員工均可以並須要進內。收銀處旁的儲物櫃沒有上鎖，任何員工也可以用來存放物件。袁大律師陳詞時指，腰包內的毒品市值2萬多元[5]，管有者如非能經常監察吧檯的情況，理應不會隨便放在當眼地方。何大律師則表示，警方行動時，現場還有另外2名員工及其他顧客。不能排除有人看見警察查牌，為求脫身，便把腰包放在儲物櫃，待稍後安全時才取回也好，刻意擾亂警方視聽也好。何大律師稱，這是十分合理及常見的情況。

18.本席認同何大律師的陳詞。他的推論，並非「憑空想像的疑點」(a fanciful doubt)。單憑撿獲腰包的位置，表面嫌疑最大的，應是該酒吧的員工。假如沒有指模印的證據，本席相信，控方未必具足夠證據檢控任何人。關於指模印的證據，被告人提供了解釋。身為陪審員，本席信納他的解釋。憑現有的照片判斷，該酒吧似乎沒有安裝「下單」用的電腦銷售系統[6]。如要使用人手「下單」的記賬方式，員工須定時手撕白紙來補充「單紙」，也屬合理。關於這一點，控方未能提出證據反駁。

19.本席沒有忽略，證物P4A其中1張包裝紙，留下屬於黃大偉的指紋[7]。這一點，加強了被告人相關證供的可信性。身為陪審員，本席認為，被告人手撕白紙作為「單紙」，然後有第三者使用該些「單紙」來包裝毒品，這並非天馬行空的想像，實為合理的可能。而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否定這可能。

20.基於上述理由，本席認為，按現有證據，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人管有腰包內的毒品，更遑論販運。本席裁定，被告人罪名不成立。

[1] 見證物P23。

[2] 證物P27。

[3] 見證物D1，照片7。

[4] 判詞第42段。

[5]「承認事實」（證物P26），第9(a) 至 (c) 段。

[6] 見證物D1，照片2（被告人供稱，所謂「收銀處」，其實是吧檯放置信用咭機及收藏現金的位置；該酒吧並沒有收銀機。）

[7] 見證物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