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楊金隆及另一人

DCCC 743/2020

[2021] HKDC 1560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0年第7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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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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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和第二被告人共同被控一項「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控罪一）。第二被告人亦獨自面對一項「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控罪二；控罪一的交替控罪）。第一被告人也獨自面對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控罪三）。他們否認全部控罪。

控方案情

2.控方的證據冗長，但辯方對絕大部份沒有爭議。

3.控方對2位被告人的指控，其實並不複雜。本席認為，毋須複述每項細節，概括地描述便足夠。

4.案發時段（即2015年4月30日至2019年5月24日），第一被告人（下稱「D1」）任職「港交所[3]」，與史琳女士 (PW30)共同管理「首次公開招股交易組」(IPO Transaction Team)。該部門於2017年1月改稱「首次公開招股審查組」(IPO Vetting team)（下統稱「IPO組」）。IPO組負責處理所有「聯交所[4]」的首次公開招股申請（包括主板及創業板）。

5.D1於2013年9月2日加入「港交所」。約2019年3月，「港交所」向D1進行內部調查。2019年5月9日，D1請辭。2019年8月8日，D1離任「港交所」。

6.控方的指控是，第二被告人（下稱「D2」）於2017年6月20日至2019年3月28日其間，發了5張金額合共815萬港元的支票。該5張支票均存入了D1妻子（下稱「郝女士」）的個人銀行戶口。此外，2018年8月9日及9月13日，D2分別發了2張50萬港元的支票。該2張支票（金額合共100萬港元）存入了D1和郝女士的聯名銀行戶口。

7.2015年12月，D1填寫了一份香港賽馬會（下稱「馬會」）的「賽馬會員」 (Racing Member)  申請表[5]。D2在該申請表上，以第三支持會員 (Third Supporting Member)  的身份，支持D1的會籍申請[6]（簽署日期是2015年1月16日；唯手民之誤，正確年份應該是2016年）。

8.2015年4月30日至2019年1月31日其間，12所公司先後向「聯交所」呈交首次公開招股申請，而D2曾向相關公司及∕或保薦人提供建議及∕或意見。該12所公司最終均獲批在主板或創業板上市[7]。

辯方案情

9.D1及D2均選擇不作供。D1則傳召郝女士為辯方證人。

10.郝女士詳細解釋了來自D2的915萬港元的目的及去向。簡單說，郝女士供稱，該915萬港元是她替D2代持的；並悉數購入了共7隻高入場門檻的私募基金。換言之，該915萬港元絕非D2向D1提供的賄款。

證據評估及分析

11.舉證責任在控方，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每項控罪的每一元素。

12.D1和D2均沒有刑事紀錄。關於他們的良好品格，本席已對自己作出適當的指引。本席謹記，2位被告人均有權保持緘默；本席不會因此作出對他們不利的推論。

13.本案控、辯雙方的證據繁瑣，但可歸納分類處理，毋須觸及細節。控、辯雙方的書面結案陳詞，已詳細描述相關證據，本席不在此贅。

14.關於適用的法律原則，控、辯雙方亦在其書面結案陳詞引述。大致上，雙方也有共識，沒有明顯分歧。

15.本案的關鍵議題，全涉及關於事實的裁斷；與如何演繹有關的法律原則，委實沒有重要的關聯。就相關事實的裁斷，本席將在以下段落作出分析。

D1是否知道D2曾參與該12所公司的上市申請

16.D1和D2認識多年，屬私交友好；2人亦經常攜同配偶一起社交、聚會，這是不爭的事實。D2參與了該12宗上市申請，亦是不爭的事實。

17.既然是私交友好，按常理，D1知道D2的工作性質、所屬公司、職銜等資料也屬合理。可是，現時沒有任何證據顯示，D1曾通過任何渠道，知悉D2以任何身份參與該12宗上市申請。除了D2發給D1關於「良斯[8]」的7份電郵[9]，並沒有任何文件或證據顯示，D1知悉D2與該12宗上市申請有關。憑常識考量，縱使D1知道D2的工作性質，除非D2告訴D1或任何呈交「聯交所」的文件顯示D2的參與，法庭不能純粹基於他們的交情而作出推論，D1知悉D2所參與的每項上市申請。

18.案發時段達4年之久。本席不知道，該4年內經D1處理的上市申請共有多少宗。憑常識，本席相信，每年在「聯交所」成功上市的申請也不止12宗。按現有的證據，控方不能證明，D1知悉D2有份參與該12宗上市申請。

19.關於「良斯」的上市申請，除了D2發給D1的電郵[10]，「聯交所」的文件並沒有顯示D2的參與。即使D2曾發電郵向D1「問功課」，也不能證明D2有任何實質參與該宗上市申請，因而作出D1知情的推論。

20.D1在財經金融界工作多年後才加入「港交所」。因此，或多或少，他必定認識參與上市申請的不同「行家」（例如保薦人、包銷商、律師等）。當然，這些人未必全屬D1的「朋友」，也算是「互相認識」(acquaintances)。在這基礎上，本席認為，D1日常工作接觸的各類別「上市申請參與者」(IPO players)  ，沒有可能全是初次接觸的陌生人；總會有部份是朋友、部份是「互相認識」。正如法官在庭上面對不同的法律代表，有些是陌生人、有些是朋友、有些是「互相認識」。

21.本席試舉一例：法官甲與大律師乙是私交友好；大律師丙正在法官甲席前處理某宗案件，而大律師乙則在背後出謀獻策（義務或收費也好）。除非另有證據，一般情況下，不能基於法官甲與大律師乙的交情，便推斷法官甲對大律師乙參與該宗案件知情。同樣道理，D1和D2是私交友好，但在沒有進一步證據的情況下，法庭不能推斷D1知道D2參與了哪宗上市申請。

D2支持D1的馬會會籍申請

22.根據馬會會籍經理楊女士 (PW21)  的證供，每年7月，只有名譽董事、名譽遴選會員、遴選會員會每人獲發5份「賽馬會籍」(Racing Membership)  申請表，讓他們邀請合適的人士加入馬會。換言之，這些高級別的會員，才有資格對外發放入會申請表；而每年每位高級別會員獲發的申請表均受嚴格配額限制。這安排令每份申請表有需求、有身價（俗稱「有價有市」）。

23.另一方面，任何級別的馬會會員，也可擔任「賽馬會籍」申請人的支持會員，沒有限額。這一點，與上述高級別會員每人每年只能向外發放5份申請表的特權有重大分別。擔任「賽馬會籍」申請人的支持會員，可算是舉手之勞，只須撰寫數句推薦的說話及簽署，便能成事。D2所做的，與自己開車時讓D1乘搭一程「順風車」無異。

24.本席認為，D2擔任D1申請馬會「賽馬會籍」的支持會員，並不構成《防止賄賂條例》中的「利益[11]」。而就本案而言，緊接D2簽署D1申請表格的前後（即2016年1月前後[12]），均沒有D2參與的上市申請呈交「聯交所」。

D2提供予郝女士的915萬港元的性質

25.關於這議題，控、辯雙方各執一詞。不爭的事實是，在2017年6月20日至2019年3月28日這1年9個月其間，D2分7次把合共915萬港元存入郝女士的私人銀行戶口或D1與郝女士的聯名銀行戶口。表面上，這的確是不尋常的情況。不過，郝女士在庭上解釋，這些款項並非屬於她或D1，而是她基於友情，替D2投資私募基金。郝女士以同等價值的美元購入了不同基金，也是不爭的事實。

26.控方在其書面結案陳詞詳細分析了郝女士的證供。結論是，她不可信。

27.身為陪審員，本席對郝女士的證言有以下評論。根據控方製作的「資金流向表[13]」，郝女士每次收到D2的款項後，在數天至1周內便會悉數購入相關基金（擬投資在「陸金所[14]」的100萬港元除外）。這一點，傾向證明郝女士證供的真確性。假如來自D2的款項是賄款，D1或郝女士何須大費周章購入私募基金，並受禁止贖回期的限制？即使不花在及時享樂，面對這些額外收入，投資在股票、地產不是能獲取更高、更快的回報嗎？又假如要利用私募基金作掩飾或日後開脫之說，何不要求D2透過其他不透明的渠道付款？D1、D2、郝女士均是金融、投資界的精英。本席相信，既然懂得利用私募基金作幌子，他們斷不會如此大意和明目張膽，直接把賄款存入郝女士的銀行戶口。

28.同樣道理，關於擬投資在「陸金所」那100萬港元，本席認為，郝女士的解釋（因為當時D1要求她支付某些家庭開支，為了方便，才要求D2把款項存入聯名戶口）並非不合理。由於要等候大戶隨時發出指示，款項由郝女士保管達8個月，本席也理解。

29.控方亦批評，郝女士一直刻意不披露她與D2、Shirley[15]的WhatsApp及WeChat訊息，留待至出庭最後一刻才拿出所謂「佐證」。本席認為，郝女士沒有義務協助廉署或控方。身為辯方證人，她亦沒有責任事先披露其證供的內容。盤問其間，控方有機會檢視郝女士的手機（沒有在調查初期交予廉署那部）。檢視後，控方沒有就手機內訊息的真偽、有否刪剪等事情作出盤問。因此，本席信納該些訊息並非事後編造，而是相關人士通訊的實時紀錄。

30.身為陪審員，本席認為，與其花時間、心力去編造多年前涉及起碼4人的文字通訊記錄[16]，辯方定必會想到編造D2、Shirley分別委託郝女士代持、代購基金的正式文件，後者不是來得更有說服力嗎？但辯方沒有這樣做，反而透過零碎、缺乏系統的文字訊息來證明郝女士的證言屬實。本席相信，郝女士替D2代持、代購基金的說法，有可能是真確的。

31.控方亦批評，D2和Shirley均是金融、投資界的專業人士，何須全程依賴郝女士。此外，各人投入的金額均高達千萬港元，卻單純憑一個「信」字。本席信納郝女士的解釋，金融、投資界就像醫生和律師，其實細分很多專門範疇。郝女士購入的私募基金，入場門檻價格高，並須為專業投資者或對投資具相當認識的人士方能參與。郝女士正正認識相關的基金負責人，他們「畀面」郝女士，才讓她認購。D2和Shirley沒有這些人脈關係，根本沒有門路進場。因此，他們全程依賴郝女士，並不出奇。至於金額高低，其實是相對的。對某些收入和資產達若干水平的人，百萬甚至千萬元的金額，並非甚麼大不了。數名在同一公司工作的基層同事，每人湊一百數十元投注六合彩、賽馬或球賽，通常也憑一個「信」字。本席相信，高收入人士，每人出資數百萬元一起認購私募基金，也可單憑一個「信」字。

32.身為陪審員，本席信納郝女士的證言。她替D2代持915萬港元認購私募基金的說法，有可能是真的。

33.基於上述各項議題的分析，本席認為，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i)  D1知道，D2曾以任何形式參與該12宗上市申請；(ii)  D2擔任D1馬會「賽馬會籍」申請的支持會員構成「利益」；及 (iii)  D2提供予郝女士的915萬港元構成給予D1及∕或其配偶的利益。因此，本席裁定，控罪一，D1和D2罪名不成立；控罪二，D2罪名不成立；

34.至於控罪三，由於D1並不知道，D2曾參與該12宗上市申請；D2亦沒有提供任何利益予D1，所以D1根本毋須向「港交所」作任何利益申報；或在審批相關上市申請時避席。本席裁定，D1罪名不成立。

35.本席在審訊其間否決了辯方將D2及郝女士回答廉署的誓章呈堂的申請，並交代了簡單理由。基於現時的裁決，本席認為，毋須撰寫詳細理由解釋相關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