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蘇雲龍

HCMA 325/2021

[2022] HKCFI 229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21年第325號

（原沙田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21年第2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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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案 書

1.上訴人經審訊後被裁定四項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罪[1]罪名成立，每一項罪名判監兩個月，同期執行。他不服定罪，提出上訴。

控方案情

2.在2019年12月1日大約下午2時18分，入境處人員在大角咀港灣豪庭1樓126號舖，名為「麗宮薈」的中式酒樓廚房內，檢查四名在廚房工作的人的身分證明文件，發覺這四個人，分別名為崔忠強、孫學泉、蘇海成及毛洪義都是以訪客身分進入香港，是不可以合法僱用的人。

3.調查後證實麗宮薈和雙瀛公司簽有一分判合約，將洗碗工作分配給雙瀛公司。上訴人是雙瀛公司負責人，負責指派洗碗員工到麗宮薈工作。麗宮薈每月給雙瀛公司108,000元費用。

4.根據控辯雙方在審訊時達成的一份承認事實，指這四名中國籍男子都是持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以下稱「通行證」）來香港，以訪客身分逗留，不可以接受有薪或無薪的僱傭工作，以及當入境處人員於2019年12月1日大約1418時到大角咀港灣豪庭1樓126號舖麗宮薈進行觀察時，當中三名男子，崔忠強、孫學泉、蘇海成在現場廚房洗碗，而另一名男子，毛洪義在整理餐具。入境處人員在現場檢取了一份麗宮薈和雙瀛公司簽署的洗碗合約副本，雙瀛公司發給麗宮薈發票的一份副本，及四份由入境事務處助理處長簽發的證書及其他證物亦根據承認事實呈堂為證據。

辯方案情

5.上訴人選擇不作供，也不傳召證人。

上訴理由

6.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如下：

(一)  控方未能夠證明涉案違法工作的人士就是證明書上所指不能在香港合法受僱的四名人士；

(二)  裁判官錯誤地使用司法認知裁定一張表面看來可能是通行證所載的資料是事實；

(三)  裁判官錯誤地理解及解讀本案的案情；及

(四)  案件中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上訴人與涉案的非法工作人士有僱傭關係。

討論

7.代表上訴人的關大律師強調，案件中的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入境事務處助理署長所簽發的證書上所指的人士，是否就是案件中非法工作的人。他指出控方並沒有傳召這方面的證供。本席並不同意這個看法。證書上首先言明上訴人所面對的控罪的罪行陳述和罪行詳情，而後者列出了不能合法地被僱用的僱員名字。入境署人員作供的時候清楚地指出他們在案發現場，以非法受僱的罪名所拘捕的僱員名字。這些證據足以證明證明書上所指的人士，就是上訴人所面對的控罪中被指為不能合法地被僱用的僱員。

8.其實，在這件案件中，控方根本上就不需要倚賴這四份證明書，因為控辯雙方所達致的承認事實中，已清楚列出四個在香港不能接受任何有薪或無薪僱傭工作的人的名字。這四個人的名字與上訴人所面對的控罪中所指不能合法地在香港被僱用的人的名字相同。再加上入境處人員的證供，承認事實中所指的那四個人明顯地就是控罪中所指的那四個人，否則控辯雙方因何要達成這份承認事實，以及這份承認事實用來作甚麼用途。

9.第一項上訴理由不成立。

10.關大律師批評裁判官錯誤地使用司法認知裁定一張表面看來可能是通行證上所載的資料是事實。裁判官確實是這樣做了。這一個議題涉及控罪中所指的四個不能合法地僱用的人在入境處人員行動時所出示的往來港澳通行證。裁判官一方面同意通行證上所載的內容是傳聞證供，但另一方面卻以司法認知的原則裁定有關內容為傳聞證供的例外，接受其真確性。

11.裁判官的這個做法在法理上明顯地是錯誤的，但他最終只是以此作為證明這些通行證上所指的四名男子就是控罪所涉及的四名男子的證據之一部份。正如本席在上文所作的分析，案中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一點，裁判官根本上不需要倚賴這些通行證。無論這幾張通行證是真是假，對案件並無關鍵性，因為承認事實的內容已足以證明這四個人在香港是不能合法地被僱用。

12.裁判官所犯的錯誤不足以成為上訴的理據，因此第二項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13.就裁判官錯誤地理解及解讀本案的案情這一點，關大律師強調承認事實的內容只是涉及四名男子在麗宮薈現場工作，並非承認他們就是控罪中所指的四名男子。本席在上文已經解釋了這份承認事實的作用，因此關大律師的說法並不成立。

14.第三項上訴理由不成立。

15.就第四項上訴理由，關大律師指案件中沒有證據證明涉案的四位人士與上訴人有任何直接和間接僱傭關係。關大律師援引多個案例去解釋如何構成僱主及僱傭的關係。在Poon Chau Nam v Yim Siu Cheun [2]香港終審法院這樣說：

“11. In the earlier case-law, whether the master controlled the manner of doing the work was regarded as the single test for identifying a master and servant relationship,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vicarious liability, there being an evident logic in founding the master’s vicarious liability on his control over the servant who inflicted the damage.[3] However,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control test as originally conceived was too narrow. As Mackinnon LJ observed in Wardell v Kent County Council,[4] many a person who is clearly an employee ‘possesses, and is engaged to exercise, ，some qualification of skill’ so that his method of working cannot be said to be under his employer’s control. His Lordship was there dealing with a qualified hospital nurse and gave as other examples ‘a chef, or a cabinet-maker, or a compositor, or even a professional football player’

12. The test was therefore widened to embrace indirect forms of control. Thus, in Short v J and W Henderson Ltd,[5] Lord Thankerton applied “the four indicia” of a contract of service suggested by Lord Justice-Clerk Alness in Park v Wilsons and Clyde Coal Company Ltd,[6] consisting of the following:

‘(a)  The Master’s power of selection of his servant; (b)  the payment of wages or other remuneration; (c)  the Master’s right to control the method of doing the work; and (d)  the Master’s right of suspension or dismissal.’

13. …...While control (broadly conceived)  continues to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indicia of employment, the courts have increasingly turned to the economic or commercial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as more suitable guides to the allocation of such statutory rights and duties.

14. Thus, in the Privy Council in 1947, having pointed to the inadequacy of control as a single test, Lord Wright stated:

‘In the more complex conditions of modern industry, more complicated tests have often to be applied.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a fourfold test would in some cases be more appropriate, a complex involving (1)  control; (2)  ownership of the tools; (3)  chance of profit; (4)  risk of loss.’[7]”

16.在Lee Ting Sang v Chung Chi Keung & Another [8]英國樞密院稱許Cooke J 在Market Investigations Ltd v Minister of Social Security[9] 就僱傭關係的解釋：

“... the fundamental test to be applied is this: ‘Is the person who has engaged himself to perform these services performing them as a person in business on his own account?’ If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s ‘yes,’ then the contract is a contract for services. If the answer is ‘no,’ then the contract is a contract of service. No exhaustive list has been compiled and perhaps no exhaustive list can be compiled of the considerations which are relevant in determining that question, nor can strict rules be laid down as to the relative weight which the various considerations should carry in particular cases. The most that can be said is that control will no doubt always have to be considered，although it can no longer be regarded as the sole determining factor; and that factors which may be of importance are such matters as whether the man performing the services provides his own equipment, whether he hires his own helpers, what degree of financial risk he takes, what degree of responsibility for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he has, and whether and how far he has an opportunity of profiting from sound management in the performance of his task.”

17.由此可見，根本上是不可能盡數列出決定僱傭關係是否存在所有要考慮的因素，而要就每一件案件的情況作出處理。其實，在一般情況之下，要決定僱主及僱員的關係是否存在，並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只是在一些情況比較特別的案件，才會出現比較難以決定的情況。本案件明顯地並不屬於後者。

18.裁判官是分析了案中的證據之後，才達致上訴人是控罪中所指的四人的僱主的結論[10]：

「17. 接著本席考慮下被告人和涉案的四名男子是否有僱員和僱主關係。本案無爭議的是麗宮薈同雙瀛公司簽定一份分判合約將洗碗工作分判給雙瀛公司。被告沒有選擇作供，亦沒有傳召證人，只倚賴呈上法庭的兩份會面記錄作為他的證供。內容大概是被告人在承包了這洗碗合約之後他便找一個蛇頭，幫他請人，安排人手到不同的酒樓負責洗碗。本案本席考慮到被告人沒有任何刑事定罪記錄，本席考慮他的證供時會，特別小心到考慮。被告人沒有作供本席清楚明白這是他的權利本席不會對他作出任何不利揣測。

18. 本席詳細考慮他的證供，他的證供來自兩份會面記錄。被告人2019年12月1日作了一個會面記錄。在這份會面記錄他承認雙瀛公司承包麗宮薈洗碗工作，而他負責安排每日派人去麗宮薈洗碗，他也承認他將麗宮薈合約分判給蛇頭黃詩萍，由黃詩萍去處理。但和黃詩萍就沒有任何文件合約，只是一個口頭協議，以85,000元給黃詩萍安排足夠人手，其他的他便不理。每月他在地鐵站交錢給黃詩萍。他是現金交給黃詩萍，而黃詩萍沒有收據給他。在2020年4月14日再作的一份會面記錄澄清每次交錢的地鐵站都是在不同的地鐵站。至於聯絡黃詩萍只靠電話。最近黃詩萍改了電話號碼便不能和黃詩萍聯絡。

19. 本席詳細考慮被告人的證供本席不相信被告人所說。第一，被告人和麗宮薈分判洗碗工作是有合約，證明被告人知道從事商業活動合約是重要部分，可以保障雙方權益。但他偏偏和黃詩萍便沒有簽定任何合約，只用口頭協議。第二，被告人和黃詩萍以現金交易，每個月在不同的地鐵站見面交錢，沒有收據證明，交咗錢之後，也不知道黃詩萍如何安排人手去洗碗。若果黃詩萍沒有執行口頭協議，被告人如何向黃詩萍追討及如何執行雙瀛公司和麗宮薈的洗碗合約。被告人和黃詩萍只靠一個電話聯絡，而被告人知道黃詩萍都係經常改變電話號碼。被告人在會面記錄所說的種種現象都不是一般正常商業行為。

20. 雖然被告人在會面記錄中說要黃詩萍提供可以僱用的人，作為洗碗工人。但被告人連黃詩萍派幾多人去，如何安排，派什麼人都沒有理會到。從這些跡象可以看到被告人完全沒有盡對麗宮薈合約責任，被告人如何能夠令到麗宮薈的分判合約得以盡量執行。

21. 經本席考慮過後，本席不相信被告人的證供。本席完全不相信人接受被告人有將分判合約分判給所謂黃詩萍。

22. 麗宮薈同雙瀛公司有合約，將洗碗工作分判雙瀛公司，而被告人承認是雙瀛公司負責人，負責打理、管理雙瀛公司。涉案的四名不可僱用的人在案發時身穿著洗碗工人工作服，在廚房裡邊進行洗碗工作，將他們的物品包括身份證明文件放在廚房的一個鐵架上。如果他們不是和麗宮薈有合約的雙瀛公司派來，他們如何會在案發現場的洗碗地方洗碗。按常理麗宮薈亦都不會讓他們在廚房裡工作。本席考慮到麗宮薈和被告人負責管理的雙瀛公司有分判洗碗合約，惟一合理及無可抗推拒的推論就是雙瀛公司派這四名涉案的人去麗宮薈工作。而被告人是雙瀛公司的惟一負責人，亦是惟一有權僱用，代表雙瀛公司僱用洗碗工人的人。本席可以作唯一合理及無可抗推拒的推論四位沙涉案的中國籍男子和被告人有僱員及僱主關係。」

節錄中被告人是指上訴人。

19.關大律師就裁判官的裁定提出質疑，指裁判官錯誤地不接受上訴人在會面紀錄中就着聯絡不上黃詩萍的解釋，及錯誤地認為上訴人與黃詩萍之間的協議並不是一般正常商業行為。關大律師強調事發之後黃詩萍有動機去迴避上訴人，上訴人找不到她一點也不奇怪。他進一步指出不同的行業會有不同的商業模式，因此上訴人與黃詩萍之間的做法並非不正常，裁判官不應該以這個理由不接納上訴人的說法。

20.首先，裁判官並不是因為上訴人聯絡不上黃詩萍而認為上訴人沒有說實話，而是認為上訴人只可以用電話一個方式聯絡黃詩萍是不合理。至於裁判官指上訴人與黃詩萍之間的協議並非一般正常的商業行為這一點，本席認為裁判官的分析和考慮完全正確和合乎情理。

21.上訴人在庭上沒有作供，因此會面紀錄的內容並非在宣誓之下說出，也沒有受到控方盤問的考驗。本席認為裁判官所作的事實裁定完全合乎邏輯和情理，沒有理由作出干預。

22.不少案例，包括終審庭在周時彬訴香港特別行政區 [11]一案都指出，當涉及事實時，上訴法庭須確認自己並不享有裁判官直接從證人聽取證據的優勢。就著這個議題，亦有很多案例指出，上訴庭須顧及裁判官是耳聞目睹證人作證的過程，而上訴庭則只可以依賴原審的聆訊謄本，及如沒有謄本的話，則需要依賴裁判官裁斷陳述書中的控辯雙方案情扼要。

23.因此，就一個證人的證供是否可信及可靠，是裁判官的範疇，上訴庭不應輕易干預，除非裁判官的事實裁定不合情理，不合邏輯，存在固有的不可能性，或裁判官在處理證供時，就重要事項作出錯誤引述，或有遺漏，或不曾作考慮分析。本席認為在本案中，裁判官沒有犯上任何這些錯誤，因此沒有任何理由作出干預。

24.第四項上訴理由不成立。

結論

25.定罪上訴駁回，維持原判。

答辯人：由律政司檢控官劉德澤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由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延聘關百安及梁家揚大律師代表上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