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郭詠琴

DCCC 650/2022

[2023] HKDC 1401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2年第6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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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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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人面對一項「搶劫」罪（控罪一）及一項「盜竊」罪（控罪二），她否認全部控罪。

控方案情

2.2022年4月23日約午夜12時35分，路人關先生在旺角通菜街與水渠道交界，看見被告人揮舞一把約30厘米長的刀（證物P1[1]），並大聲叫嚷。

3.稍後，被告人持着刀，進入位於水渠道22至26號地下的OK便利店（下稱「便利店1」）。她站在收銀處櫃檯前，對店員凌女士 (PW5)  說了一聲：「煙」。PW5問她：「要咩嘢煙啊？」被告人沒有回答。然後，被告人走進收銀處，從展示櫃取了一包香煙（證物P3[2]），沒有付款便離開便利店1。這是控罪一。

4.被告人持刀沿水渠道步行至位於34至36號地下的7-11便利店。她沒有付款，便拿走了放在該店門外的一瓶水（證物P5[3]）及一瓶運動飲料（證物P4[4]）。這是控罪二。

5.控罪一和二發生的經過，全部錄影下來（證物P6）。

6.警務人員接報到場，由水渠道開始追截被告人，尾隨她至花園街171至173號一幢大廈。其後，在該大廈5樓某單位發現被告人，警員15881 (PW3)  在該單位拘捕被告人，並在桌上撿獲證物P3、P4、P5（全部尚未開封）。

7.關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 (actus reus)  ，辯方並沒有爭議。辯方同意，被告人做了上述2項控罪的行為。但辯方指稱，事發時，被告人精神病復發，令她精神錯亂，法庭應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第74 (1)  條，就控罪一和二，作出「因精神錯亂而無罪」的特別裁決。

8.關於案發時被告人的精神狀態這議題，控、辯雙方傳召了各自的精神科醫生以專家身份作供。

9.控方傳召了鄧醫生 (PW1)  及雷醫生 (PW4)  作供。他們均認為，事發時，被告人雖然思覺失調復發 (psychotic relapse)，但當時她明白自己在做甚麼，亦明白取去貨品而不付款是犯錯的行為。

辯方案情

10.被告人選擇不作供，但傳召了黃醫生 (DW1)  作供。黃醫生認為，案發時，被告人思覺失調復發，可能令她不理解自己當時的行為；及不明白自己的行為是犯錯的。

證據評估及分析

11.舉證責任在控方，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每項控罪的每一元素。

12.本案唯一的爭議是，被告人於案發時的精神狀態。

13.2022年5月3日，鄧醫生就本案首次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下稱「小欖」）接見被告人，並撰寫了第一份關於被告人的精神科報告（日期：2022年5月6日；證物P12）。鄧醫生解釋，該份報告的目的，是評論被告人是否適宜答辯 (fit to plead)，故沒有評論案發時被告人的精神狀態。

14.2023年7月，鄧醫生應警方要求，就辯方專家黃醫生撰寫的報告（日期：2023年4月27日；證物D1），撰寫了第二份關於被告人的精神科報告（日期：2023年7月21日；證物P11）。

15.鄧醫生供稱，自2022年5月3日首次會見被告人，便擔任她的主診醫生至今。鄧醫生表示，被告人因本案被捕及還押小欖後，她是首位會見及診治被告人的精神科醫生。相反，黃醫生只是於2023年4月24日會見了被告人2小時45分鐘。

16.案發後10天，鄧醫生便會見尚未獲處方精神科藥物的被告人。身為陪審員，本席認為，關於被告人於案發時精神狀態的評估，起碼在時間先後及長短方面，鄧醫生盡佔優勢。

17.接受辯方楊大律師盤問時，鄧醫生同意，不能完全排除，案發時被告人受幻覺、幻聽影響的可能。鄧醫生亦同意，根據其會面筆記，2022年5月，被告人曾提及「佛祖嚟咗」及「見到黑影」。可是，鄧醫生認為，案發時，被告人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因為她曾向鄧醫生表達，當時想要香煙；並因為口渴而拿取飲料。被告人亦曾告訴鄧醫生，不肯定自己有否付款，但知道買東西須付款。鄧醫生補充，被告人從沒有向她提及，幻聽、幻覺令自己做出涉案的行為。鄧醫生質疑，為何於審訊前，被告人突然想起一些比較重要的說話或情節。鄧醫生強調，雖然案發時被告人思覺失調復發，但病情並非壞至失去了「買東西要付款」這概念。

18.接受主控佘大律師複問時，鄧醫生澄清，2022年5月首次會見被告人時，被告人只是說話較快及內容較多，但仍能有條理表達自己；2人能夠溝通。

19.雷醫生只是於2022年5月會見了被告人一次，並撰寫了一份關於被告人是否適宜答辯的精神科報告（日期：2022年5月6日；證物P13）。雷醫生的職位是顧問醫生，職級和經驗均較鄧醫生高和豐富。雷醫生解釋，思覺失調 (psychosis)  與神志失常或譫妄症 (delirium)  並不相同。一般思覺失調的患者，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20.在庭上首次觀看案發時的錄影片段後，雷醫生同意，被告人的行為屬於思覺失調復發。但雷醫生表示，會面時，被告人曾表示，「當時想食煙同頸渴，但冇錢，就去攞」。雷醫生認為，被告人行事「係有目的去做」。最後，雷醫生強調，距離案發時間越近，病人的描述越直接。

21.另一方面，黃醫生表示，錄影片段是最客觀的。黃醫生指出，很明顯，被告人當時的思想和行為十分紊亂。黃醫生分析，假如一個人想「食煙」或「飲嘢」，「攞到之後會即刻食」，但被告人並沒有這樣做；本案3件被盜貨品均原封不動在被告人家中撿獲。因此，黃醫生認為，不能排除被告人當時受幻聽或幻覺影響。她可能聽到一些指令[5]而做了一些行為，但不能分辨該些行為是對或錯。

22.本席細心考慮了3位醫生的專家意見。身為陪審員，本席認為，關於接觸被告人的先後及涉及時間的長短，鄧醫生和雷醫生均佔了明顯的優勢。相反，黃醫生的專家意見，只是建基於案發後1年， 1次歷時2小時45分鐘的會面，以及案發經過的錄影片段。

23.鄧醫生和雷醫生均表示，根據他們與被告人於案發後10天的談話內容，他們認為，案發時，被告人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亦沒有失去買東西要付款的概念。本席完全信納他們的專家意見。

24.黃醫生的專家意見是，案發時，被告人可能失去了分辨自己行為對錯的能力。本席認為，某些情況在醫學上有可能出現，並不代表實際出現了。而黃醫生提出的可能性，亦被鄧醫生和雷醫生徹底反駁了。因為被告人於案發後10天的說話，定必較1年後的來得真實、直接。

25.基於上述分析及理由，本席認為，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案發時，被告人並非精神錯亂。考慮了現有的證據，並按照Ghosh案關於「不誠實」的法律原則對自己作出指引，本席認為，控方已就本案2項控罪成功舉證。本席裁定，控罪一和二，被告人罪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