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嘉森

DCCC 793/2023

[2024] HKDC 966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3年第79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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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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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1.2023年1月5日，黃女士（下稱“PW1”）收到一名身份不詳男子的來電，對方自稱是PW1的兒子，聲稱因打架被警方拘捕，需要保釋金。PW1信以為真後，前往觀塘指定地點交付保釋金。到達後，PW1把港幣15萬元交給當時自稱李先生的被告人，被告人收取現金後，吩咐PW1回家，被告人則會與警方處理上述事宜。其後PW1發現是騙局，於是報案（控罪一）。

2.2023年2月13日，林先生（下稱“PW2”）收到一名身份不詳男子來電，對方自稱是PW2的侄子，聲稱因犯罪被警方拘捕，需要保釋金，PW2信以為真，提出支付港幣55,000元，並與女傭（下稱“PW3”）前往大角咀指定地點交付保釋金。到達後，有一名自稱是侄子朋友的男子行近，正當PW2打算把錢交給此男子時，PW3感到可疑，並阻止PW2，此男子之後離開。不久PW2又收到自稱PW2侄子的男子另一來電，叫PW2把錢交給朋友。不久，被告人行近PW2及PW3，要求PW2把錢交給他，PW2照辦，期間PW3暗中用流動電話，拍攝了被告人與PW2之間的互動情況，包括PW2把現金交給被告人，被告人再把錢放入斜孭袋中，與及可以聽到被告人在收取現金前說「我過去搵佢啦」。其後PW2發現是騙局，於是報案（控罪二）。

3.2023年2月14日，梁女士（下稱“PW4”）收到一名身份不詳男子的來電，獲通知她的兒子因打架被警方拘捕，需要港幣6萬元作為保釋金。PW4信以為真後，帶同她兒子的銀包，前往觀塘指定地點交付保釋金。到達後，被告人行近PW4，向PW4表示之後會把錢帶去警署，PW4於是把現金港幣六萬元，連同兒子的銀包，交給被告人。當時PW4兒子的銀包內有7張信用卡、一張自動櫃員機卡、一張香港身份證、一張駕駛執照、一張回鄉卡、兩張八達通卡、一張船隻操作員牌照、一張建造業平安咭及現金港幣200元。PW4後來發現這是騙局，於是報案（控罪三）。

4.2023年2月14日黃女士（下稱“PW5”）收到一名身份不詳男子的來電，對方聲稱PW5兒子被拘捕，並扣留在觀塘警署，電話中另一把男聲則稱呼PW5為「阿媽」，之後告訴PW5需要港幣4萬元至5萬元作為保釋金。PW5信以為真，於2023年2月15日帶同港幣5萬元後，前往觀塘指定地點，到達後，被告人行近PW5，要求PW5把港幣4萬元交給他，PW5照辦，被告人離開，此時埋伏在附近的警務人員將被告人截停。查問後得知PW5兒子從未被捕，亦從未向PW5要求保釋金。

5.警方拘捕被告人，罪名是「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被告人在口頭警誡下表示：「我知我呃阿婆啲錢係唔啱嘅，但我都係一時手緊先咁做嘅啫」（控罪四）。

6.其後被告人在錄影會面下表示，上述4次事件他都是按照指示，前往不同地點向受害人收錢。

控罪

7.被告人被控共4項「串謀詐騙」罪，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9C(6)  條予以懲處。被告人承認控罪，同意案情，裁定罪名成立。被告人原本亦同時被控共4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的交替控罪，控方申請撤回，本席批准。

被告人背景及求情

8.被告人於1997在內地出生，於2000年來到香港永久居住，案發時26歲，曾在香港都會大學取得酒店管理學士學位。父親50歲，是一名司機，母親40歲，是全職家庭主婦，被告人有兩個妹妹，仍在求學階段。

9.被告人雖然擁有大學學歷，但未能找到理想工作，只曾擔任餐廳樓面，在疫情後喪失工作，其後轉為裝修學徒，月入大約12,000元，但在疫情肆虐期間，工作越來越少，僱主亦拖欠薪金，情況令到被告人陷於經濟拮据的困境，加上其父親在疫情期間，因隔離政策而滯留內地，一家人經濟出現問題，被告人為了幫補家中經濟困難，在受到不良分子的教唆及利誘下，干犯了是次罪行。被告人在整個犯案過程中的得益，總共一萬元。他不是主謀或者策劃者，只是聽從指示收錢。

10.被告人沒有刑事定罪記錄，現在坦白認罪，深感後悔，希望完成服刑之後重新做人。被告人親自寫了求情信件，表示他對自己的過錯已有深刻反省，在扣押期間繼續修讀裝修及木工課程，改進自己，亦明白對不起家人，深感悔疚。被告人的父親亦撰寫了求情信件，要求對被告人作寬大處理。

量刑

11.被告人干犯的罪行，非常嚴重。他夥同其他人利用受害人愛護子侄之心，聲稱受害人的子侄被警方拘捕，目的是騙取受害人支付保釋金，而他們針對的對象，明顯亦是一些較年長的人士，本案的涉案金額不少，由港幣4萬元至港幣15萬元。雖然本席接納被告人不是主謀或者策劃者，但任何串謀犯罪案件，不同串謀者扮演的角色自然不同，但他們都有參與罪行，在本案中被告人扮演的角色是負責向受害人收取金錢，在騙局中可說是不可或缺。

12.在 HKSAR v Hung Yung Chun and Ko Tien Ping [2011] 2 HKLRD 174 案，上訴庭已指出電話騙案的罪責較街頭騙案更嚴重，應採納的量刑基準亦要更高。事實上，上訴庭在該案裁定電話騙案的量刑基準應為4年，而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加刑之幅度則是三分之一。

13.控方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2)(c)(d)  及 (e)  條申請加刑。根據偵緝總督察鄧啟榮於2024年5月13日所寫的口供，相關電話騙案的報案宗數及所涉金額，現時在香港已達致普遍程度的罪行，自2018年起至2023年有持續增幅，對受害人所造成的金錢損失，一直都是相當龐大。本席認為控方的申請有充分的理據，辯方亦沒有爭議。

14.本席考慮本案所有情況，認為每項控罪的量刑基準應是4年監禁；被告人適時認罪，可獲三分一的刑期扣減，即減刑至32個月，再因應控方的申請，每項控罪加刑10個月至42個月。

15.被告人在短期內4次犯案，涉及4名不同的受害人，本席考慮了總量刑原則後，下令每項額外控罪加刑6個月，因此判刑如下：–

(1)  控罪一至四：分別42個月監禁；及

(2)  控罪二至四的其中6個月與控罪一的刑期分期執行。

16.總刑期60個月（42 + 6 + 6 + 6）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