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曾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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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訴被告人於2018年12月21日至約2019年6月24日期間，在香港，藉作欺騙，即虛假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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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829/2022 [2025] HKDC 703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2年第829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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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裁決理由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被告人否認兩項欺詐罪。 第一項控罪 2.訴被告人於2018年12月21日至約2019年6月24日期間，在香港，藉作欺騙，即虛假地表示：
並意圖詐騙而誘使控方第一證人作出一項作為或一連串作為，即交出總額$781,300的款項，導致被告獲得利益，或導致控方第一證人蒙受不利或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性會蒙受不利。 第二項控罪 3.罪行詳情指被告於2019年3月5日或若至2019年6月6日期間，在香港，藉作欺騙，即虛假地表示：
並以圖詐騙而誘使控方第二證人作出一項作為或一連串作為，即交出港幣50萬元款項，導致被告獲得利益，或導致控方第二證人蒙受不利或有相當的可能性會蒙受不利。 4.有關證人及控方案情：
被告作供 5.被告因為保險工作關係，不能成為任何公司董事或股東。不過聚鴻成立之初，是她出資20多萬元。 6.控方第一及第二證人所交出的投資金錢，存入被告的私人戶口，是為了避稅，故此提高回報率。 7.被告自稱兩名證人的投資項目，並沒有指明特定項目，當第一個項目不成功，仍可將資金投放在下一個項目。 8.被告開出的支票，由於不同原因，缺乏資金，不能兌現。被告從沒有想過會退票，被告否認控方證人的指控。 證據分析 9.當分析案情時，本席緊記舉證的責任在控方身上，標準必須達致毫無合理疑點。被告沒有舉證清白的責任。 10.被告以往並無定罪紀錄，因此其作供時之可信性大大提高，犯罪之傾向性理應偏低。 本案中有關證人的關係 11.2012 被告與Ricky Lai（賴敏華）同在ING保險公司工作，Ricky是他的上司。
本案證供顯示的時序 12.2016至2017 被告在一項投資失誤，欠下Ricky Lai 300萬至400萬 元。 13.2018年8月 被告與控方第一證人通訊，聲稱在耀星及飛星娛樂公司工作，“做得幾好”。 14.2018年12月 被告向控方第一證人表示，有一項投資項目，由於投資者資金調動出現問題，需要籌集及填補300萬元資金。 15.2019年1月 控方第一證人在一次聚會中，認識了控方第二證人，當時談及回報高的投資。 控方第二證人表示有興趣，控方第一證人提供被告的電話號碼，控方第二證人最終在3月份作出投資。 被告與兩名證人的協議
17.2019年3月6日至2019年6月6日[2]，為期3個月，控 方第二證人投資50萬 18.2019年3月14日 — 口頭協議 — 到期日3月28日 控方第一證人投資10萬元 19.2019年3月21日 — 為期3個月 — 到期日6月20日[3] 控方第一證人投資101,300元 — 合約內則寫明50萬[4] 20.2019年4月6日 為期14天 — 到期日4月19日[5] 控方第一證人投資35萬。 21.2019年5月
22.2019年5月至6月期間 被告向控方第一證人表示，將會出售自置物業，償還債務。 23.2019年5月3日 被告向控方第一證人開出的45萬元支票，不能兌現。 24.2019年5月15日 被告被委任為聚鴻的董事。 被告向財務公司借貸，分別3次向控方第一證人還款，合共13萬元。 25.2019年5月21日 — 3萬元 26.2019年5月24日 — 7萬5千元 27.2019年5月24日 — 2萬5千元 28.以下所有支票，一概不能兌現： 2019年5月31日 被告向控方第一證人開出的20萬元支票 2019年6月6日 被告向控方第二證人開出的$565,000的第一張支票日期 2019年6月6日 由於第一張支票退票，被告在一星期後，再開一張支票給予控方第二證人，同為$565,000。 29.2019年6月24日 被告向控方第一證人開出的$605,000支票 30.2019年6月28日 Ricky Lai私人名義在被告的物業註冊了一個「法定押記」（legal charge）。 31.2019年6月 聚鴻停止營運。 32.2019年7月 被告要求控方第一證人切勿報警。 33.2019年8月 嚴建華追討薪金，被告承認沒有經濟能力支付（證物D3-第7至9頁）。 34.2019年9月
35.2022年8月 渣打銀行申請被告破產，破產令於2022年8月生效。 36.證供顯示四間公司： 2015 — 聚鴻環球顧問有限公司成立
37.2017年 — 亞洲遙距教育集團有限公司成立
38.2018年9月 — 耀星工作室有限公司成立，董事為賴敏華（Ricky Lai）。 39.2011年 — 運昌工程公司成立，被告為擁有人。（其中一張支票，涉及運昌工程公司的戶口）。 不爭議的事實 40.(1) 由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4月6日，控方第一證人曾經與被告簽署三份書面合約及一個口頭合約，合共支付被告$781,300。
41.第一項控罪涉及控方第一證人的4個協議，當中3個書面合約及一個口頭協議。 第一份書面合約（P2） 42.日期為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3月23日，投資金額為23萬元，回報為19%，即是$43,700，本金及回報總和為$273,700。
控方第一證人願意投資被告聲稱的項目之原因 43.2018年8月，被告向控方第一證人表示在耀星及飛星演唱會公司做演唱會項目，包括陳小春及林俊杰等歌星，“做得幾好”。 44.其後在2018年12月21日，再次接觸控方第一證人，表示有投資者因資金問題，令到演唱會資金斷鏈，當時需要籌備300萬資金填補。探討控方第一證人投資的興趣。 45.是次演唱會項目，歌星是陳小春（證物P15 - 記項51），在不同地方舉辦演唱會，從成都至澳門及香港。其後會有林俊杰演唱會（證物 P15 - 記項51）。從一般人的角度來看，陳小春和林俊杰，是有名氣的歌聲，其演唱會有一定的號召力。 46.被告表示Ricky Lai除了是“耀星”及“飛星”的老闆之外，也是“聚鴻”的股東，三間公司聯營合辦演唱會。 47.被告同時將耀星文化有限公司的網上資料“Shiningstartasisa.com”傳送至控方第一證人（P15 - 第258頁），同時附加兩張照片（P15 - 第259頁）。Ricky Lai與陳小春的合照（P15a(i)及(ii)），這兩張照片顯示Ricky Lai及陳小春在切燒豬的時候，另一張是五人合照，當中包括 Ricky站在陳小春身旁。 48.被告表示Ricky Lai就是“飛星”和“耀星”的老闆，負責主辦陳小春的演唱會。這兩張照片無非在增強被告說話的可信性，同時增強控方第一證人對投資的信心。 49.被告同時向控方第一證人表示，投資是次項目“非常安全，因為公司我有份。”（證物P15 - 記項11）。控方第一證人明白被告所指的公司，就是簽約的公司 — 即是聚鴻（P2、P3及P4的合約，甲方公司均為聚鴻環球顧問有限公司）。 50.其實被告在2018年8月，並非“做得幾好”，因為她在2016至2017年間，在一個項目中失誤，欠下Ricky Lai大約300萬至400萬元，至2018年8月，應該未償還債項，因為發展至2019年5月，Ricky已通知被告欠債總額已達致1,200萬元。在2019年6月，Ricky Lai在土地註冊處已註冊了一個個人名義的Legal charge，最終，被告的自置物業賣買因此告吹。 51.控方第一證人明顯對於被告欠下Ricky Lai的債項毫不知情。數百萬元的債項，並非一個小數目，一般人士的心理，對於負債者，以及在決策上有失誤，對於任何投資的提議，都會卻步。若然控方第一證人知道實際情況，同樣不會輕易作出投資，因為畢生積蓄，隨時化為烏有。被告蓄意不作披露，也知道箇中原因。 52.除此以外，被告亦在WhatsApp內，以文字及語音明確地顯示她參與這些項目。 53.控方第一證人將有關WhatsApp內容制成文字謄本P15。在2018年12月21日，被告向控方第一證人以文字表示：
54.被告在作供時表示，該額度就是300萬元。若果以上述內容來看，必須在12月24日中午時，籌得300萬元。該項目是陳小春巡迴演唱會，其後有林俊傑演唱會（P15 - 記項51）。 55.被告以高利率回報（19%）（15 + 1 + 3%）為利誘，同時短時間內，需要控方第一證人作出決定，或許尋找其他朋友投資，以3%作為回報。 當控方第一證人詢問被告：“安全嗎？” 被告回應：“非常安全、因為公司我有份”（P15 – 記項10至11） 56.被告這樣的說法，無非讓控方第一證人安心，將金錢轉到被告手上。 57.控方第一證人對於這類投資項目，明顯沒有經驗，也缺乏資訊，也擔心受騙，曾經問過被告“唔會係WhatsApp騙案吧”（P15 – 記項42）。被告沒有回應。 58.被告作供時表示，該項目300萬元額度，她只籌得123萬元：
59.其實被告是否真的可以拿出50萬元不得而知，是否一名同學拿出50萬投資同樣無從稽考，50萬元不是一筆小數目，可是卻沒有合約紀錄，被告同學的50萬也下落不明。 60.可是被告在2018年12月24日的WhatsApp內表示，仍有20萬額度未籌得，通知控方第一證人有朋友有興趣就要盡快投資（P15 – 第264頁）。 61.在2019年1月4日，被告再次通知控方第一證人，仍有15萬額度，回報率保持19%，若果控方第一證人有朋友有興趣就要盡快決定投資[7]。 62.被告作供時解釋，曾經有五名親友，口頭𠄘諾願意出資30萬至50萬作為投資，可是沒有成事。 63.反映被告的客源有限，除了控方第一證人之外，就是他的一個同學及親友，因此需要控方第一證人出手幫忙以高息回報，招攬其他投資者，墮入被告的圈套。 64.不論12月24日或到1月4日仍有餘額未達標，明顯是不真確。被告目的是顯而易見，她要更多的金錢到手。 65.是否真的有300萬元籌款活動，同樣無從稽考，完全沒有任何合約可言，任由被告自圓其說。 66.陳小春演唱會是在2019年1月19日連開4場，當被告在2018年12月24日，急趕地通知控方第一證人的時候，演唱會應該準備得如火如荼，300萬元並非一個小數目，已經有一名投資者退出，距離演唱會日子，越來越迫近，倘若被告不能籌得300萬元，主辦單位如何應付籌辦演唱會？ 67.基本上，被告沒有客源根本籌不足300萬元。 68.直至2月中，被告因為籌不足有關額度，故此投資在陳小春演唱會的項目失敗。 69.至於這一筆23萬元的投資， (i) 主問時披露23萬元已交到Ricky Lai手上 (ii) 盤問下被告聲稱其中5至10%，大約2萬元左右作 為公司營運，其餘交給Ricky（約21萬元）。 (iii) 被告已經不能籌足300萬元，何解還要交給Ricky Lai？不論是23萬元或21萬元是雙方錢銀的交易，牽涉 控方第一證人在內，可是被告與Ricky Lai 完全沒有書面 合約。 70.被告聲稱可以有經濟能力歸還23萬元本金給控方第一證人，可是實際資金已在Ricky Lai手上。若然被告所言屬實，即是被告面對雙重損失，一方面錢已移交給了Ricky，另一方面自己掏腰包還錢控方第一證人。 71.控方第一證人相信被告是聚鴻的其中一名股東，在他們雙方的WhatsApp對話中，有跡可尋，可見證物P15 - 記項357至366：
72.Gather Zone就是聚鴻英文名。控方第一證人之所以提及“你係呢間公司其中一位股東”，明顯是基於先前被告曾經對他的表示。 73.直至3月份，當控方第一證人介紹控方第二證人作為投資者的時候，控方第一證人仍然深信被告就是“聚鴻”的其中一名股東。是事實上，被告在公司註冊處的文件，並非股東、董事或秘書。 第二次協議（口頭） 74.被告以電話諮詢控方第一證人再作一個短期投資10萬元的興趣： 日期為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28日，回報為20%，即2萬元。
75.被告聲稱這個口頭協議，是投資在林俊杰2019年11月的演唱會門票，以低價8折買入，7折付款，預期以正價出售，從而賺取差額。 76.在2019年3月底，被告已籌得37萬元（證物D5）（當中包括控方第一證人的10萬元投資），全數交付Ricky Lai，最終損失2萬元，被告的第二個項目，同樣失敗。當被告要求Ricky Lai償還35萬，可是不得要領，Ricky Lai解釋因為被告在內地投資失誤，投資者已在追債，提議被告考慮做下一個項目。 77.被告口口聲聲作供時表示，在簽約時，沒有指明投資在特定項目，是次項目投資失敗，可投入下一個項目。不過當時並沒有其他項目在手。 第二份書面合約（P3）—50萬 78.日期為2019年3月21日至2019年6月20日，共3個月。簽署日期為2019年3月21日，控方第一證人因應被告的提議，將第一份合約的$273,700，及口頭合約合共$120,000，控方第一證人再注資$101,300，被告額外提供$5,000回報，組成第二份書面合約的50萬元。
79.這一個項目，是投資在2019年11月的演唱會。被告𠄘認由3月至6月期間沒有項目在手。 80.既然沒有項目在手，何故投資回報期只有3個月？（由2019年3月至6月）在這段期間如何賺取20.5%的回報？ 81.而且一筆50萬元的款項，被告已經運用了：
82.被告在盤問下，承認無法歸還本金於控方第一證人，此時被告仍然相信Ricky Lai可以墊支當作借貸給被告，當然最終Ricky沒有作出任何墊支，原因涉及被告之前投資失誤，引致欠債問題。 第四個協議（P4，日期由4月6日至4月19日）— 35萬 83.這一個項目是內地舉行的歌唱比賽（海選），控方第一證人投資額35萬元。被告聲稱投資80萬元，包括控方第一證人35萬元及已籌了45萬元。不過被告對於投資項目的細節一概不知，例如參加者報名費、評分制度、藝人名稱、冠、亞、季軍的實際獎金等等，被告投資也沒有合約。同樣地，Ricky Lai拒絕交出有關數目，表示被告轉到他手上的錢當作還債，並非投資。被告抗議無效。 84.控方第一證人投資的35萬元，被告同樣已經動用:—
85.在4月尾被告向Ricky Lai求助，因為Ricky Lai是唯一可以求助的人，此時Ricky Lai表明財政緊絀，無能為力。再次表示被告先前的失誤，已代表被告賠了不少。 86.被告打算賣樓償還債務，2017年因為投資失誤，欠下Ricky 300萬至400萬元的債項，也沒有賣樓，此時要賣樓，明顯地是缺乏經濟來源。 第二項控罪 書面合約（P7） 87.涉及控方第二證人的50萬元投資： 簽署日期為2019年3月6日 合約期限為3個月，即是由2019年3月6日至6月6日 回報金額為13%，即是$56,500 88.被告同時主動向控方第二證人開出一張2019年6月6日的期票，金額為$565,000[8]。 控方第二證人的證供 89.在2019年1月認識控方第一證人，在該次見面中，雙方提及投資心得及方法。控方第一證人表示在該時段已經投資某些項目，回報在10%左右，同時顯示陳小春演唱會的影片及相片。 90.控方第二證人表示有興趣，控方第一證人因此提供被告的電話號碼。 91.控方第二證人與被告電話聯絡，得知有此投資計劃，被告提及兩間公司，由被告負責有關項目，分別為：
但沒有提及“聚鴻”這一間公司， 92.這是第一次控方第二證人將50萬元積蓄，作為投資，亦都擔心受騙，曾經上網查看“飛星”及“耀星”兩間公司，知悉是有規模的網站。 93.在2019年3月6日，中午時間，控方第二證人與“阿傑”一同到達被告九龍灣企業廣場的寫字樓，與被告簽署P7的合約。 94.在簽署合約時，控方第二證人注意到合約公司是“聚鴻”，並非“耀星”或“飛星”，因為“睇影片”的時候，控方第二證人注意到公司的標誌“logo”是“耀星”及“飛星”。 95.當被問及簽約公司為何是“聚鴻”的時候，被告解釋：
96.控方第二證人曾經收過2張支票（證物P8），2張支票同樣不能兌現：
97.在簽署合約時（證物P7），被告主動簽發一張期票，控方第二證人的感覺，他所投資的50萬元是受到保障。日期為2019年6月6日，控方第二證人預期可以取得金錢，面額為$565,000：
98.在盤問下，控方第二證人否認被告曾經向他表示：
99.控方第二證人亦明確表示，倘若知道被告沒有資格或身份代表三間公司，控方第二證人絕不會拿出50萬作出投資。 100.控方第二證人預期在2019年6月6日存入期票，能夠全數（即使$565,000）提取，控方第二證人從沒有預期該將期票，不能兌現。 101.在整件事件中，控方第二證人從沒有參閱過關於“聚“” 的文件，不知道股東是誰，因此不知道以下的人物：
102.被告的證供表示，是次的投資項目為人民幣150萬至200萬左右，是林俊杰在2019年11月的演唱會。Ricky Lai負責深圳及澳門的兩個主場，Ricky Lai表示，被告人籌不足150萬至200萬的金額，Ricky Lai可先行代被告出資。 103.被告解釋11月的演唱會，雖然未知回報，但是可以在6月向控方第二證人派發回報的原因：
支票 104.被告解釋，由於預期可以收到回報，故此被告在簽署P7協議的時候，先行開期票給控方第二證人。 兩張支票（P8） 105.第一張支票 — 由被告的私人戶口（中國工商銀行）開出，支票日期為6月6日。可是在6月5日下午，被告收到銀行通知，她的私人戶口已被停用，因為出入的數據太多，另外，被告沒有填寫“客戶盡職調查報告”，銀行將戶口凍結。 106.被告向控方第二證人表示因為戶口有問題，所以再開一張支票（聚鴻戶口），支票同時不能兌現。 107.50萬元的運用： -
被告的經濟狀況 108.被告每月淨支出：
被告欠債 109.被告在2016至2017年初，來自一宗投資失誤，欠下Ricky Lai 300萬至400萬元人民幣。期間被告以工作形式，免費為Ricky工作，從而償還債務。另外被告從事保險的佣金及在娛樂項目收到佣金，亦全數賠償Ricky Lai。 110.直至2019年5月時，欠債問題仍未解決，此時，債項已高達1,200萬元。 111.被告基本上已經沒有經濟來源，可支付欠Ricky來的債項，正如被告作供時表示被告存錢給Ricky Lai，Ricky Lai當作還債之用，並非投資。 2019年4月19日 112.控方第一證人在2019年4月6日支付被告35萬元，回報為7%，被告應該在4月19日連本帶回報歸還控方第一證人 113.在3月尾至4月初，被告知道無力支付4月19日的本金（$350,000）及7%的回報。被告當時作最壞打算，必要時賣樓吐現。 4月18日至5月3日 114.控方第一證人在4月18日已開始提醒被告有關款項（可見WhatsApp內容，P15，第238頁至3/5/2019第242頁）。由4月18日至5月3日，被告以不同藉口，推搪還款日期，被告聲稱直至5月3日，退無可退，被告在下列日期，曾經開票，及向財務公司借貸：
115.單從被告：
116.在此值得一提，被告作供時指出，“聚鴻”在2019年6月已停止營運，足以顯示聚鴻經營困難，業務一蹶不振，每月租金高達12萬元，聚鴻完全缺乏資金來源繼續經營。 117.另一方面，在5月至6月期間，被告通知控方第一證人已放盤賣樓，套取資金償還債務。 118.Ricky Lai一定知道被告放盤賣樓，而被告與Ricky Lai之間的債務當時已達至千萬多元，Ricky Lai在6月28日委託律師，在土地註冊處註冊了一個“all money”“Legal charge”，無非在保障自身的擁益（辯方證物D2）。 119.在2019年7月16日，已有買家出價$13,980,000購買，並且已成功簽署臨時買賣合約。最終因為Ricky Lai的Legal charge令單位不能完成買賣，並且在2019年10月取消合約（可見辯方證物D2 - 土地註冊處文件）。 120.發展至7月時，被告曾要求控方第一證人切勿報警。 2019年8月尾—追數公司 121.被告指稱第一及控方第二證人以追數公司向“嚴建華”及其丈夫追討債項（可見辯方證物D3 — 被告與嚴建華的WhatsApp對話及圖片）。 122.控方第一證人多番強調並沒有接觸任何追數公司討回債項。 123.控方第二證人表示曾經在一個聚會中，在席間向朋友吐苦水關於50萬投資，血本無歸，但只提及一個名字“Jasper”（被告的英文名），沒有展示與被告簽約的文件（P7）。也不認識嚴建華很難想像，沒有任何指示，單憑一個“Jasper”的名字，便可以展開一場追數的活動。 124.這樣亦引伸一個問題，被告除了欠第一及控方第二證人的債項之外，還涉及其他債項，最明顯不過就是欠Ricky Lai的一筆千多萬元債項。 125.第一及控方第二證人的資金是存入被告的私人戶口，並非公司帳戶。若然三間公司聯營，被告大可以吩咐兩名控方證人向Ricky Lai或三間公司追討。 126.控方證人的對頭人只有被告。 127.若然控方證人向Ricky來追討，Ricky一定向他們披露被告欠他千多萬元，控方證人所付出給被告的金錢，實際是投資？還是還債於Ricky Lai？答案已呼之欲出。 128.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被告在5月15日才委任為“聚鴻”的董事，被告在此之前開出的支票，全為私人戶口，與丈夫的聯名戶口，Lucky Engineering Company的戶口不涉及“聚鴻”戶口，直至6月的2張支票才由“聚鴻”戶口開出，戶口內當時沒有可使用的資金。 2019年9月 129.控方第一及第二證人已經不能聯絡上被告，另一方面成功接觸及與Ricky Lai會面，會面後，控方第一及第二證人知道受騙，立刻前往警署報案。 借貸 130.辯方在陳詞指出，被告與兩名證人之間的財務關係，實質是借貸，並引用香港法例第163章“放債人條例”。本席對此並不苟同：
聚鴻 131.在公司註冊處的紀錄，並非董事、秘書或股東。被告從來沒有向控方第一或第二證人披露有關資料。 132.被告解釋因為從事保險行業，與僱主有協議，不可以持有其他公司股份，也不能成為董事秘書或股東。其僱主的做法，無非讓被告不能在外面接生意。 133.“聚鴻”的成立，被告聲稱出資20多萬元，股本為1,000股，Ricky Lai及其丈夫各佔150股，嚴建華佔700股。控方在盤問被告時指出，若然被告是真正的幕後老細，何故其丈夫的股份只有150股。被告聲稱因為嚴建華與她共事多年，是一名可信的合作夥伴，沒有任何法律文件表明被告是幕後真正老闆。那麼丈夫是不可信？本席認為並非一個合理的解釋，被告只是為了本案，作出一個理由，自圓其說，可是毫無可信性。 134.另外，被告於2011年成立運昌工程公司，並為擁有人[9]。 135.何故被告在2019年5月願意被委任為“聚鴻”的董事？當時被告仍然從事保險行業。 136.本席拒絕接納被告的說法，在簽約時他是幕後股東、董事或老細的說法。 137.從被告的證供得出一個結論：
138.正如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這些投資項目都是未來式，2019年11月無法確保一定成功，可是合約內容寫明“所有風險由最紅承擔”，此無非讓兩名證人在沒有疑慮下，放心存錢入被告的戶口內。 總結 139.任何合理指引的陪審團，都會得到唯一的結論，就是被告向兩名證人，以欺騙手段，取得金錢。 140.被告向控方第一證人聲稱“聚鴻”“她有份”，並且為演唱會／娛樂項目作尋找投資者，令控方第一證人不斷由2018年12月28日至2019年4月動用$781,300作為投資。 141.4月19日，被告不斷推搪付款日期，直至6月24日的支票被退回，控方第一證人才接受現實明白已被騙。 142.控方第二證人相信被告在簽約的時候，被告向他表示三間公司“飛星”、“耀星”及“聚鴻”由被告“話晒事”，股東同為一班人。被告是其中一位，可以管理資金。事實上，被告並非任何一間公司的股東或董事。控方第二證人明確表示，倘若知道被告沒有資格或身份代表三間公司，絕對不會拿出50萬元積蓄作為投資。 143.被告出此下策，無非從控方第一及第二證人得來的金錢，支付公司每月的營運費用及支付欠Ricky Lai 的巨大債項。 144.本席接納控方證人證供誠實可靠。對於被告的證供，不予接納，明顯說謊，自圓其說。 145.控方在兩項控罪中，已舉證至毫無合理疑點，被告被裁定兩項控罪罪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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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cited in this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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