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e Document

100%Judiciary

HCMA000717/2003

HCMA 717/200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罪及減刑上訴

案件編號：高院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03年第717號

（原西區裁判法院傳票2003年第19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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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訴

被告人	陳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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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彭偉昌

聆訊日期：2003年8月20日

裁決日期：2003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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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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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訴人經認罪後被裁定一項‘使用沒有第三者風險保險的車輛’罪成立，違反香港法例第272章《汽車保險（第三者風險）條例》第4（1）及（2）條，處罰款1千元及取消駕駛執照12個月。上訴人不服，現以自辯形式同時就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

事源

2.上訴人是涉案電單車的車主及駕駛者，02年11月1日在薄扶林道超速，被警方截停後發現行車證過期將近一月，乃被控以上述罪名。

不服定罪的上訴

3.上訴人認罪後仍就定罪上訴的理由只有一個，簡單說就是傳票的日期顯示，警方的檢控超出了香港法例第227章《裁判官條例》第26條的規定，即需於案件發生後6個月內提出告發，裁判官理應把控罪撤銷。

4.其實，這個觀點，上訴人的律師在一審時已提出過，但為裁判官所拒絕接納，現在只是重複。

5.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警方曾向上訴人發出過數張傳票，最早一張的日期是03年2月13日，最後亦即上訴人唯一收取過的一張則為03年6月2日，但理由只是上訴人曾更改地址，之前數張傳票均未能寄達。

6.換言之，首張傳票的確在案發後6個月內發出，而根據普通法（或說判例）規定，在上述情況下發出第二、第三、甚至以後的傳票，實為第一張的延續，就算超出法定的期限亦不成問題，唯一的要求即所有傳票均需源自同一在法定期限內提出的“告發”（information）：見Archbold 2003, 1-201。

7.就這點，本席留意到，無論本案的第一或最後一張傳票，上面均寫明告發是由香港中央交通違例檢控科的警處警長張浩傑在03年2月12日所提出的，亦即符合上述說過的、普通法或案例的規定。這點裁判官在她的口述判詞中也曾提到。

8.再說，《汽車保險（第三者風險）條例》第4（3）條規定，即使有別的條例規定也好，就前者所訂定的罪行而提出的“法律程序”（proceedings for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可於“罪行發生之日起計6個月內；或既不超過由檢控人員知道發生該罪行之日起計3個月，亦不超過由該罪行發生之日起計1年的期間”提出，並“以較長的期間為準”。簡單說亦即超過《裁判官條例》第26條所規定的6個月。

9.當然，這個結論要視乎何謂“法律程序”，但在控辯雙方都未能提出具體的不同見解下，本席認同裁判官的看法，即“法律程序”等於（或最少包括）上文提及的“告發”。這是對法例唯一合理的詮釋。

10.如此一來，先不要說本案的告發是在案發後12日發出。就算是最後一張的傳票，日期亦只不過在案發後7個月，完全符合《汽車保險（第三者風險）條例》第4（3）條的規定。

11.上訴人就定罪的上訴駁回。

不服判刑的上訴

12.上訴人的理據是，裁判官在援引陳耀南 [2001] 1 HKC 570一案時，對該案事主只是司機而不是車主這點，錯誤地給予過多份量，忽略了上訴人雖身為車主，卻同樣有“特別理由”而應獲豁免停牌。他的意思是，他擁有兩部電單車。涉案的一部常用，另一部則少用。無論如何，兩部電單車的一切開支，均全由他的僱主包辦。奈何他的僱主在他不知情下只為少用的一部購買保險，令他誤陷羅網。

13.對於這個說法，裁判官其實是有作處理的。她說：

“辯方欲依賴陳耀南此案例，指出被告人絕不知情涉案電單車沒有第三者保險，這個說法是站不著腳的。在陳耀南一案中，被告人不是車主，只是偶然借朋友車一用時就干犯此罪，但在本案中，被告人是車主，又經常使用該電單車，他是知道或應該知道其電單車的第三者保險事宜的，他不能亦不應將此責任委托他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吳志華 [HCMA 1251/1999] 中，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杜?峰在判詞中指出：

「該條例對車主為第三者風險投保一事，是委以嚴格法律責任。正因這是嚴格法律責任，任何人事也不能在沒有保留剩餘監督權的情況下把這責任委托他人。倘若一名車主可把其責任委予他人，然後以此作為一個特別理由，那麼按照第4條所規定，第二項最有力的制裁便告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