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愛琴 v 建議答辯人

[Chinese Translation – 中譯本]

CACV 33/2025, [2026] HKCA 869

原案件 [2025] HKCFI 23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民事上訴案件編號2025年第33號

（原案件編號：高等法院憲法及行政訴訟2024年第22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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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陳健強頒下上訴法庭判案書：

1.  原訟法庭法官楊家雄（「楊法官」）於2025年1月13日頒令駁回申請人就司法覆核提出的許可申請，這是申請人就該命令提出的上訴。地政總署署長（「署長」）在表格86中被指是本案的建議答辯人。正如下級法庭於日期為2015年1月13日的判決書（「判決書」）第[2]段所指，在表格86中，申請人並無指明在擬提出的司法覆核中，她所尋求的濟助是針對任何判決、命令、決定或其他法律程序（「受爭議的決定」）。

2.  除本上訴外，本庭也須處理申請人提出的三項申請，即 (i)  申請人根據2025年6月12日存檔的傳票，申請在上訴中援引新證據（「新證據申請」）；(ii)  申請人根據《高等法院規則》（香港法例第4A章）第24號命令第7條規則，並藉於2025年6月30日存檔的傳票，針對署長提出文件披露的申請（「文件披露的申請」）；以及 (iii)  申請人根據2025年8月26日存檔的傳票，就民事上訴司法常務官於2025年7月22日作出的指示（「該等指示」）提出的覆核申請（「覆核申請」）。

3.  在本上訴的聆訊中，申請人就本案「程序爭議」提交了一份四頁的書面陳詞。儘管本庭不願意接納遲交的陳詞，但仍予以審閱。總括而言，申請人除重複早前向本庭存檔的書面陳詞中部分論據外，也有以下投訴：(i)  她只是於2026年4月30日才收到署長就覆核申請提交的書面陳詞副本（該陳詞的日期為2026年4月13日）；(ii)  聆訊文件册中遺漏了兩份重要文件，即法庭於2025年9月16日作出的指示，以及申請人於2025年9月22日以信函方式提出的緊急申請；以及 (iii)  申請人要求押後是次聆訊。

4.  連同陳女士一起代表署長的戚先生向本庭表示，該份日期為2026年4月13日的書面陳詞已送達申請人，本庭並無理由質疑此說法。該文件或許因不可預見的情況而未能送達申請人。該陳詞內容簡單直接，本庭沒有理由相信申請人無法處理覆核申請。

5.  至於日期為2025年9月16日的指示和申請人於2025年9月22日發出的信件均可見於法庭檔案，本庭亦已予以審閲。前者的内容並無異常。後者所載事項大多重複申請人書面陳詞的內容。因此，本庭並無理由押後是次上訴的聆訊。

覆核申請

6.  由於覆核申請關乎本上訴的進行方式，按邏輯應先行處理此申請。

7.  申請人於2025年8月26日存檔一份非宗教式誓詞，藉此支持覆核申請。有關誓詞包含兩頁名為「支持誓章」的附件和兩項證物。證物「LE-1」是一份三頁的陳詞，內容涉及覆核申請以外的事項，而證物「LE-2」則是該等指示的副本。

8.  從申請人存檔的資料看來，她就該等指示提出的兩項主要投訴是： (i)  根據該等指示第 1(a)  段，署長毋須就新證據申請和文件披露申請存檔及送達任何反對誓章；以及 (ii)  該等指示第4段出現錯誤，雙方並沒有同意以書面方式處理本上訴。

9.  就投訴 (i)  而言，該等指示的第1(a)  段已向上訴人指出，是否提交反對證據乃是由署長自行決定的事。這顯然正確，而此項投訴存在誤解。

10.  至於投訴 (ii)  方面，有關錯誤無關宏旨。原因是本上訴已根據日期為2025年10月21日的聆訊通知，正式排期於本庭聆訊，因此才出現是次聆訊。此項投訴全屬學術性質。

11.  申請人在隨附於覆核傳票的兩頁附件中提出另外兩點。首先，申請人尋求許可提交覆核申請及其支持誓詞。誠如戚先生指出，根據民事上訴司法常務官於2025年9月16日作出的指示，覆核申請須與申請人的上訴和其他申請一併由本庭處理。此事項已因事態發展而不再構成問題。

12.  其次，申請人要求將證物「LE-1」納入上訴文件册。基於該證物已妥為納入經修改的申請文件册，作為17分頁内的文件，此事項同樣也因事態發展而不再構成問題。

13.  應當指出，申請人於2026年3月30日向法庭存檔了一份書面陳述書（覆核傳票），當中確認法庭已就其上訴定下聆訊日期，且證物「LE-1」亦已納入上訴文件册。

14.  總括而言，本申請提出的各項爭議，不是存在誤解，便是因事態發展而不再構成問題。覆核申請必須予以駁回。

本上訴

15.  從表格86和申請人的支持誓詞（連同三份附件）看來，申請人是一座寮屋構築物的佔用人，而該寮屋構築物的寮屋編號（「寮屋編號」）正面臨被刪除的風險[1]。至於刪除的原因，從申請人提出的資料中並不明顯。然而，就本上訴而言，有關的原因並不重要。

16.  楊法官於判決書第[2]段中裁定，案中沒有任何受爭議的決定，故申請人的許可申請必定會失敗，這亦足以構成駁回申請的理由。

17.  楊法官於判決書第[4]及[5]段中進一步裁定，刪除寮屋編號的決定屬政府土地行政政策的一部分，不屬可被司法覆核的事項。此外，申請人試圖繞過有關行政決定而挑戰其背後的寮屋管制政策（「寮屋管制政策」）欠缺基礎。原因是有關政策自1982年起便已存在，而任何對該政策作出的根本性挑戰，均會違反《高等法院規則》第53號命令第4(1)  條規則所訂的3個月時限。在此情況下，申請人的許可申請並無合理可爭辯之處，因此法庭予以駁回。

18.  申請人於上訴通知書中提出六項上訴理由（「理由(1)至(6)」）。有關理由可簡述如下；

(1)  楊法官可能未有仔細審視全部呈堂證供，存在對申請人產生偏見的可能性。

(2)  本案在於挑戰寮屋政策和權力的存在性及合法性，而非質疑地政總署署長的具體行政決定。

(3)  申請人質疑寮屋政策的合法性。申請人並聲稱楊法官錯誤將有關舉證責任單方面放在申請人身上。

(4)  申請人質疑《高等法院規則》（第4A章）第53號命令第4(1)  條在本案的適用性。

(5)  楊法官未有給予證物應有的重視及地政總署的1982年寮屋管制政策缺乏文件紀錄及法律依據。

(6)  本案除涉及個別行政決定的合法性外，還關係到法律所保障的重要權利。

19.  申請人另於2025年2月26日存檔補充上訴理由。其性質並不是新增的理由，而是陳詞。

20.  本庭遺憾地說，各項上訴理由都缺乏理據。

21.  法庭曾在多宗判決中闡釋寮屋管制政策（參見，例如：古定元對地政總署署長案[2021] HKCFI 649 判決書第[2]至[8]段）。簡而言之，寮屋構築物是在政府土地上非法搭建的構築物，其存在只是在符合某些條件下獲政府暫時准許。寮屋的佔用人並不能取得任何佔用有關土地的法律權利。就法律分析而言，寮屋編號是一種非正式的特許或寬免，反映政府所給予的容忍[2]，並可被政府刪除[3]。如政府決定刪除一個寮屋編號，政府會是以土地擁有人的身份行事。任何對刪除決定提出的挑戰均屬私法範疇，且不屬可被司法覆核的事項。

22.  從申請人的陳詞可見（她於2024年11月20日為支持許可申請提交的非宗教式誓詞之附件 (3)，第2頁第二個完整段落），申請人知悉寮屋編號被刪除並不屬可予司法覆核的事項 （參見：陳家文訴地政總署署長 案 [2024] HKCA 819，判決書第 [35] 段）。本庭遺憾地說，她試圖繞過法律障礙的做法存在誤解。

23.  楊法官正確地指出，申請許可必須存在一項受爭議的決定，如不存在受爭議的決定，則他席前的許可申請就必定會失敗。此外，誠如楊法官指出，考慮到第53號命令第4(1)  條規則的要求，申請人試圖透過挑戰自1982年起已存在的寮屋管制政策，以繞過法律障礙實屬欠缺基礎。本庭同意。

24.  即使假設寮屋管制政策可被提出司法覆核，並且不考慮第53號命令第4(1)  條規則，申請人就挑戰該政策可能有的唯一利益，僅在於寮屋編號被刪除。若非因寮屋編號被刪除，申請人就沒有足夠的利益以此作根據提出許可申請。此點正好說明，她聲稱對寮屋管制政策提出的挑戰實屬徒然。

25.  就理由 (1)  而言，從判決書第 [5] 段顯見，楊法官已考慮了申請人所呈交的證物。此理由毫無基礎。

26.  至於理由 (2)  及 (3)，上文已充分解釋當中存在誤解；此外，舉證責任在裁定許可申請時，並非關鍵。

27.  申請人並無提出任何理由解釋為何《高等法院規則》第53號命令第4(1)  條規則不適用於本案。理由 (4)  並無基礎。

28.  理由 (5)  及 (6)  僅屬空泛指稱，並無實質內容。

新證據申請

29.  有關的新證據如下：

(1)  立法會秘書處於2025年4月29日的回函，連附錄1（日期為2003年4月1日的房屋政策簡介）及附錄2（日期為2002年3月30日的新聞公報）；

(2)  2023年4月3日至2023年5月24日與地政總署的電郵通訊紀錄；及

(3)  政府檔案處日期為2025年3月24日，就XCC(82)107 文件開放安排的回函。

30.  眾所周知，除非有關申請符合以下條件，否則本庭不會考慮接納新證據（參見Ladd v Marshall案 [1954] 1 WLR 1489），即該新證據：

(1)  申請人雖然盡了合理努力，仍然未能取得有關的證據在原審時引用；

(2)  如果採納有關證據，對案件的結果會有重要影響，雖然不一定是決定性的影響；及

(3)  有關證據須是表面上可信，雖然不一定是無可置疑的。

31.  本庭已考慮過有關的新證據。本庭可迅速處理這申請。鑑於申請人的許可申請及本上訴根本上存在誤解，有關的新材料根本無助其案。第 (2)  項的條件未獲符合。

32.  申請人主張本案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本庭未能同意。相關的法律清晰，且申請人的許可申請欠缺基礎。在此情況下，本申請必須被駁回。

文件披露的申請

33.  申請人尋求的文件如下：

(1)  1982年至2003年與「取消寮屋編號」政策相關的 (a)  政策制定會議紀錄；(b)  地政總署內部執行指引； (c)  部門通函；及

(2)  法律顧問意見：(a)  律政司或外聘律師就政策合法性出具的法律意見書正本；及  (b)  依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香港法例第28章）第6至13條對刪除編號權力的風險評估報告。

34.  在上訴中提出文件披露的申請，屬極為罕見的情況。必須謹記，上訴處理的乃是對下級法院判決的挑戰；而文件披露則關乎會呈交給法官處理有關審訊或申請的證據。作為審前準備工作一部分的文件披露，會由司法常務官或法官於正式聆訊之前處理。訴訟各方有責任及早並妥善運用文件披露的程序，為相關的聆訊作準備。

35.  上訴程序一般不容許接納任何沒有呈交予下級法院的證據。因此，在上訴中引入新證據須符合嚴格的要求。若容許在上訴階段提出文件披露申請，無異於顛倒確立已久的訴訟程序。相關程序的設立，旨在確保訴訟的公平及爭議得以有效率地裁決。在上訴時批准文件披露的申請，將抵觸訴訟終結性的基本原則，並會嚴重損害勝訴的一方。

36.  此外，若容許在上訴時進行文件披露，很可能會對處理上訴造成相當的延誤，這同樣會嚴重損害勝訴的一方。假使准許文件披露，並假設因此取得相關的文件，有關的證據除非符合Ladd v Marshall案所訂的準則，否則仍不得在上訴中援引。再者，文件披露程序亦極有可能演變為衍生訴訟，例如:就法律專業保密權的爭議。該訴訟很可能須交回下級法院處理，而對該訴訟結果不滿的一方，亦可能會提出上訴。

37.  上述分析清楚顯示，在上訴時提出文件披露申請極不理想。本庭認為，除非申請人能證明以下兩項門檻要求，否則此類申請概不應予受理：(i)  能提出强而有力的解釋，說明其為何未有在下級法院提出文件披露申請（「第一項要求」）；以及 (ii)  所尋求的文件很可能對上訴的結果產生決定性影響（「第二項要求」）。

38.  申請人提交本庭的材料，根本未能符合第一項要求。申請人完全沒有解釋，為何在下級法院時，她如認為有需要，卻沒有尋求文件披露。表面看來，所尋求的文件已存在多年。此外，亦須謹記，儘管法庭在司法覆核程序中具有命令文件披露的權力，但由於司法覆核中就事實的爭議並不常見，一般並不需要該項非正審申請。

39.  鑑於申請人的許可申請本質上存在誤解，實難看見所要求的文件如何能對本上訴的結果產生任何影響。同樣她的申請不符合第二項的要求。

40.  本庭為求完整處理這議題，就所要求文件的相關性此問題而言 （相關性乃第 24 號命令第 7 條規則下的一項基本要求），本申請亦必然失敗。當案件進入上訴程序時，法庭對相關性的考量會有所不同。相關的爭議已由下級法院釐清並作出裁定；上訴爭議的問題法庭須按上訴理由裁斷。在本案，有關的上訴理由並無理據，實難看出所要求的文件，與推進申請人的案或削弱署長的案有任何相關性。

41.  在此情況下，文件披露的申請必須予以駁回。

處置

42.  基於上述理由，本上訴、新證據申請、文件披露的申請及覆核申請全部被駁回。本案並無理由不依循「訟費隨結果而定」的規則。本庭命令本上訴及上述三項申請的訟費，均由申請人支付。

43.  至於署長於2026年4月17日提交的經修訂訟費陳述書，儘管申請人陳詞指有關的收費偏高，本庭認為該等收費合理。然而，有關的聆訊歷時不足一小時，而非原先估計的五小時。經調整後，本庭簡易評定訟費為港幣105,617元。

申請人：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庭應訊

建議答辯人：由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戚偉安先生及政府律師陳瑜詩女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