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日明及另一人 訴 富臨飯店(1977)有限公司

HCA014584/1996

HCA14584/96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高院民事訴訟1996年第1458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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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鍾安德

聆訊日期：1999年9月27、28、30日及10月8日

裁決日期：199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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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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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第一原告("梁先生")及第二原告("羅先生")在勞資審裁處提出申請，向被告公司("富臨")申索他們在職時，富臨未付給他們有關(1) 休息日；(2) 法定有薪假日及(3)有薪年假的薪酬。

2. 兩位原告聲稱，富臨每月只給予他們每人每月三天休息日，但卻從未給予他們任何法定有薪假日或有薪年假。勞資審裁處及後將此宗申索轉交高等法院審理。

3. 根據富臨送交存檔的修改答辯書，富臨經已依法給予兩位原告所有的休息日及有薪年假。富臨承認並未給予兩位原告任何法定有薪假日，但在雙方的口頭僱傭協議中，雙方同意富臨會付給兩位原告顧客小費的一部份，來替代他們未能獲得法定有薪假日的損失。

雙方不爭議的事實/事項

4. 雙方對以下的事項，並無爭議：

(a) 梁先生由1993年2月至1996年6月25日受僱於富臨。(梁先生稱他由1993年2月1日開始受僱而富臨則稱他應由該年2月6日開始受僱)；

(b) 羅先生由1988年7月1日至1996年6月25日受僱於富臨；

(c) 兩位原告都是富臨廚部的員工。在1995年之後，羅先生獲升為廚部的"總廚"。

(d) 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例》的條款適用於兩位原告與富臨之間的僱傭合約；

(e) 兩位原告都是在1996年6月25日被富臨即時解僱。

兩位原告人索償的數額

5. 在本案的"索償聲請書"中，梁先生向富臨追討$52,671.67。此款額包含以下幾項索償：-

(a) 總共54天的休息日欠薪；

(b) 總共35天的法定有薪假日欠薪；

(c) 總共4.5天的有薪年假欠薪。

有關以上(a)及(b)點所指的乃1993年2月至1996年6月期間富臨未曾給予梁先生的休息日及假日。而梁先生用以計算欠薪的收入基數是他每月平均收入$16,900.00。

6. 至於羅先生則在"索償聲請書"向富臨追討$383,752.43。此數額包含以下幾點：-

(a) 總共128天的休息日欠薪；

(b) 總共88天的法定有薪假日欠薪；

(c) 總共70.5天的有薪年假。

有關以上(a)至(c)幾點，乃1988年至1996年6月期間富臨所欠羅先生的假日欠薪。羅先生指他的每月平均收入為$40,183.50。

7. 在富臨的修改答辯書中，除提出其他辯護理由外，富臨指羅先生的部份索償，所涉及的期間已超越了"時限條例"(香港法例第344章)所容許的六年期間。

8. 原告代表大律師坦然承認羅先生的部份索償，受制於"時限條例"。因此，在結案陳詞時，原告方亦將羅先生的索償金額修訂如下：-

(a)	休息日日數
	16日 x 6年 = 96日；
(b)	法定有薪假日日數
	11日 x 6年 = 66日；
(c)	有薪年假日數
	63日 - 6.5日(已支付) = 56.5日

証人証供可信性的評估方法

9. 由於與訟雙方在富臨是否曾給予兩位原告假期及/或假期薪酬這一點有爭議，所以與訟雙方都曾就這一點傳召各自的証人及呈交有關的文件。

10. 本席在考慮証人証供的可信性時，已全面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及對証供作出整體性的評估。但為了清楚闡明本席就本案所涉及的各個要點的裁決理由，本席會將有關的各要點及有關的證供，分在不同的標題下詳述。雖然本席這樣做，這並不表示本席在評估証據時，只分別考慮在有關標題下的証供，而未作出整體性的評估。

有關証物"D6"及「文件夾」第128頁的裁斷

11. 富臨在審訊時，提出兩份文件(即証物"D6")及「文件夾」第128 頁以証明富臨並無拖欠兩位原告1994年12月31日前所有的假期。有關的兩份文件，分別涉及梁先生及羅先生。除文件上有關僱員的姓名、職位、薪金及簽名有別，它的其他內容相同：-

「由1995年1月1日開始，閣下之每月薪金為港幣________元正另加小賬(閣下所佔之小賬份數依經常慣例由董事楊貫一先生支配)。

關於閣下之各類假期，如每月例假、勞工假及年假等計算至1994年12月31日止(欠公司/欠閣下)共________天，請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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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臨飯店啟	僱員核對無誤。」

12. 從呈堂的文件，可以見到"欠公司"這幾個文字己被刪去。因此有關兩位原告的紀錄，剩下"欠閣下"這三個字，意即指富臨欠兩位原告的假期。至於"共________天"這一部份，兩份文件都填上了"0"字。整份文件顯示直至1994年12月31日止，富臨並沒有欠兩位原告任何假期。而在"僱員核對無誤"這一欄，可見兩位原告已分別簽署。

13. 根據富臨的證人作供時稱，在1995年初，富臨覺得廚部員工的放假情況及放假紀錄相當混亂。因此富臨指示經理涂先生，要求廚部當時的"總廚"李文輝將與證物"D6"相同的表格，與廚部的每一位員工核對，及要求他們簽署確認。故此，有關兩位原告已簽署的這兩份文件，充份顯示富臨已給予他們直至1994年底的所有假日(當然除了被告承認並未給予的法定有薪假日)。

14. 至於兩位原告人，則聲稱當"總廚"李文輝到廚部要求各員工簽署這些文件時，李文輝聲稱富臨的這些文件，只是作報稅用途。原告及其他員工相信李文輝這種說法，於是簽署在文件上。而當他們這樣做時，文件上並無任何手寫的資料。

15. 本席不信納原告這方面的證供，而信納富臨證人的證供。在1995年初，即有關文件簽署的時間，並沒有證據顯示富臨與員工之間在假日(或其他僱傭條件上)，有爭議出現。亦沒有證據顯示富臨有其他的動機，在當時偽做這些文件。因此，本席認為原告有關的說法是不可信的。

16. 原告一方梅大律師指出，辯方並無傳召李文輝出席作證。就算辯方證人有關這兩份文件的證供是可信的，但辯方仍不能排除有可能李文輝擅自欺騙廚部員工，所以偽做一個理由，使員工簽署這些文件。已呈堂的證據顯示，李文輝已經離開被告，到別處工作。此外，並無證據顯示，李文輝與員工不和，或有其他私人動機這樣做。本席在考慮過整體證據之後，覺得這種可能性極低。在民事訴訟中，可被視為純屬推測或不存在，因此不接受這種說法。

有關證物"D7","D8"及「證人證供文件夾」第39頁的裁斷

17. 在審訊時，富臨亦提出另兩份文件證明富臨在1996年直至兩位原告被解僱為止，已給予他們所有的假日(法定假日除外)。

18. 根據富臨證人的證供，在1995年，羅先生接任為"總廚"後，其實廚部員工李文輝先生每月都會安排廚部所有員工(除羅先生外)隨着的一個月的假日。當他作出合適的安排後，就會將一張列明有關月份所有員工放假日期的紙張，貼在廚房的當眼處。至於羅先生自己的放假日期，則由他自已決定，並很多時由他自己填上(否則，則由李文輝代為填上)。

19. 富臨證人稱，有關的六張紙，分別列出1996年1月至6月的廚部員工放假日期。紙上寫的"羅才"即是羅先生；"梁日明"則指梁先生。這六張紙曾分別在1996年1月至6月貼在廚房內。在兩位原告離職後，富臨更要求仍在職的廚部員工，簽署確認這些紀錄。

20. 兩位原告都否認這個說法，稱他們從未見過這些紙張。簡單而言，原告方指這些文件都是事後偽做的。

21. 本席注意到辯方在1997年8月15日的"文件清單"已透露了這些文件(詳見"清單"第5項)。羅先生往中國大陸的紀錄，則可見於他的旅遊證件。這些證件在羅先生1998年12月28日的誓言中附載。在審訊時，並無證據顯示，辯方能於1998年12月前，預知旅遊證件內的紀錄。代表辯方的林大律師在比較過放假日期紀錄及羅先生的旅遊紀錄，發現兩者相符的地方，超過百份之七十，原告方面梅大律師對此點並無異議。

22. 本席在此情況下，認為富臨證人有關此方面的證供，應被信納，而兩位原告的證供，並不可信。

對有關證人證供/案情的裁斷

23. 代表富臨的林大律師，對兩位原告證供的可信性提出很多質疑。

24. 本席在考慮過與此點有關的文件，尤其是前述的證物"D6"， "D7"及"D8"，裁定梁先生並不是一個可信的證人。

25. 至於是否信納羅先生的證供，本席除了考慮證物"D6"，"D7"及"D8"的內容之外，亦考慮了林大律師提出的以下幾點 ：-

(a) 羅先生否認他曾放大假到北韓進行廚藝表演。但他的旅遊證件顯示他曾在1995年到過北京。富臨的證人，尤其是是蕭玉昭先生指，由於香港並無直航班機到北韓，所以他與羅先生要先到北京，再轉機往北韓。蕭先生旅遊證件顯示他和羅先生是一同到北京及後來一同回港。本席因此認為羅先生在這點的證供不實。

(b) 在羅先生的幾份誓章中，他曾說他經常因工作關係回中國大陸。在林大律師的盤問下，羅先生承認他在大陸有另一女伴(即俗稱的"包二奶")，故此他經常回大陸去探望她。在這點，本席亦同意林大律師的看法。羅先生在誓章中所說的"因公回大陸"，是不確的；

(c) 此外，羅先生的旅遊證件，是經富臨向法庭申請，才向富臨透露。這點顯示，羅曾試圖隱藏有關這方面的文件資料。

26. 綜合以上各點，本席認為梁先生和羅先生，都不是可信的證人。另一方面，本席覺得富臨的證人都是可信的。

27. 梅大律師指，證人涂志明未能清楚解釋如何計算員工的小賬，但這點並不表示涂先生是不可信的。此外，正如林大律師所言，有關兩位原告的小賬數目，可從他們每年的報稅記錄中得知。

28. 梅大律師亦指涂先生廻避有關農曆新年員工"雙工"的問題。本席不認為涂先生曾這樣做。相反，他清楚地指"雙工"即指在原有的工資上再付相等於一天工資的薪酬。

29. 有關證人李文輝的證供，梅大律師指他不知羅先生的假期記錄是否正確。本席不同意這一說法。李先生的證供，基本上是說羅先生是他的上司，所以李先生不能代他決定何時放假，但羅先生在自行決定放假日期後，亦會填寫這些日期在有關的紙張上。

30. 至於證人杜景琨，梅大律師指證人同意原告一方所言，農曆新年"雙工"的意思，是指在原有的工資上，再給予相等於二天工資的薪酬。

31. 在考慮富臨的證人證供的可信性時，本席已顧及梅大律師有關的陳詞，包括：-

(a) 兩位原告與富臨所簽署的"富臨飯店員工合約"第四條條款：-

"每月三次之休息日(已包括勞工處法定十一天假期在內) ..."

顯示富臨極有可能實際上依照條款所言，只給矛原告每月三日的假日；

(b) 在富臨的原本"答辯書"中，並未提到富臨聲稱，曾有口頭協議，以小賬代替法定有薪假日。這一點，只在富臨修改"答辯書"時才加上去。

32. 基於本席對證供的裁斷，本席裁定本案的案情如下：-

(a) 兩位原告與富臨達成口頭僱傭協議，其中包括雙方同意富臨付給他們小賬的一部份，替代法定有薪假日；

(b) 除了法定假日外，富臨經已給予兩位原告在他們受僱期間的休息日及有薪年假；

(c) 在兩位原告受僱期間，基於雙方較早前達成的口頭協議，富臨曾經予兩位原告小賬的一部份，來代替應給予他們的法定有薪假日。本席在參閱兩位原告的每年報稅記錄後，發現已付的小賬，遠超於兩位原告每年法定有薪假日所能獲取的工資。

有關"休息日"的裁斷

有關的法例

33. 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例》第IV部對休息日作出規定。法例第17條如下：

「(1) 除本部條文另有規定外，凡根據連繞性合約由同一僱主僱用的僱員，每7天期間須獲給予不少於1個休息日。

(2) 僱員除根據第39條有權享有法定假日，另定假日或代替假日外，尚有權享有休息日。」

34. 至於僱主是否要支付僱員的休息日薪金，《僱傭條例》並無明文規定。

富臨是否曾給予休息日

35. 基於本案獲信納的證據，本席裁定富臨已完全給予兩位原告他們受僱時所應得的休息日及工資。

有關"法定假日"的裁斷

有關的法例

36. 《僱傭條例》第VIII部對有薪假日作出以下規定：-

「39. 假日的給予

(1) ... 僱員須在以下日子獲僱主給予法定假日 -

(a) 農曆年初一 ...

(b) 農曆年初二 ...

(c) 農曆年初三 ...

(d) 清明節;

(e) 端午節;

(f) 中秋節翌日 ...

(g) 重陽節；

(h) 冬節或聖誕節(由僱主選擇)；

(i) 1月1日； ...」

37. 以上條例，列出總共10個法定假日。有關條款在1997年時曾經修訂，使"勞動節"，"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及"國慶日"亦成為法定假日。所以在1997年修訂後，總共有12個法定假日。在法例未修訂前，則共有11個法定假日。

38. 根據法例第39(2)條，僱主可另選一日，作為另定假日，以代替在法定假日給予僱員假日。而法例第39(3)條則容許僱主與僱員議定另一日代替某一法定假日或另定假日。除此之外，法例第41條規定：-

「41. 假日薪酬額

(1) 假日薪酬須為一筆相等於該僱員在整個工作日本應賺取的工資的款項。

(2) 儘管有第(1)款的規定，凡僱員受僱屬按件計酬，或其日薪每日不同，則假日薪酬須為一筆相等於該僱員賺取的平均每日工資的款項；就本款而言，平均每日工資即僱員在緊接假日或假日首天前或截至假日或假日首天為止為期不少於28天及不多於31天的完整工資期內每日工作平均所賺取的工資。」

此外，法例的40A條規定：-

「40A. 以薪酬代替假日的限制

(1) 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不得以付給根據第40條須付的假日薪酬或其他款項代替給假。

(2) 儘管有第(1)款的規定，凡僱員的僱傭合約遭終止，而在該僱傭合約終止前根據第39(2)、(2A)或(3)條獲給予的另定假日或代替假日，在該合約終止後方到期，則該等假日的假日薪酬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付給僱員，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合約終止後7天；該假日薪酬須按照第41(1)或(2)條的規定(視乎何者適用於該僱員而定)計算，猶如該僱傭合約未予終止一樣。」

富臨與原告達成的口頭協議及其認受性

39. 如前所述，本席裁定富臨與兩位原告之間，曾達成口頭協議，以小賬的一部份來替代法定假日，而富臨亦已依照協議，付予兩位原告遠超於他們的法定假日可得的薪酬。事實上，從他們每年的報稅記錄可見，富臨每年給予每位原告的小賬數額相等於他們一至兩個月的薪酬。

40. 林大律師在他書面結案陳詞中說，假如本席作出以上裁斷，原告不能再向富臨申索法定假日薪酬。而梅大律師在他書面結案陳詞中的第7頁第2段中說：

"富臨用小賬代替11天的法定假期 ... 是違法的。"

但梅大律師卻未在陳詞中對此點作進一步分析。

41. 本席曾經就此點在梅大律師在庭上陳詞的期間，將案件短暫押後，以便與訟雙方及法庭可對此進行法理的探討。

42. 本席後來在Chitty on Contract (1999)第28版第17-196段中看到以下的一段文字：-

"Where a contract is ex facie illegal, the court will not enforce it, whether illegality is pleaded or not ..."

43. 本席在較早前已引述了"僱傭條例"的第39, 40A及41條。法例的第63(4)(a)規定，任何僱主如無合理辯解而沒有給予任何僱員根據第39條給予假日，即屬犯罪。由於法例第40A條規定不能以薪酬代替假日，所以任何此類協議都不屬"合理辯解"。因此本席同意梅大律師的意見，指富臨與原告之間的口頭協議，明顯地是違法的。

44. 除此之外，法例的第70條說：-

"僱傭合約的任何條款，如看來使本條例賦予僱員的任何權利、利益或保障終絕或減少，即屬無效。"

所以，此口頭協議除違法外，亦屬無效。

45. 在Chitty一書中的第17-008，17-142及17-152段中，有以下幾段法理分析：-

"17-008 Illegality as to formation. Contracts may be illegal when entered into because they cannot be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terms without the commission of an illegal act. Thus the contract may involve a breach of the criminal law, statutory or otherwise ... The contract was unenforceable since 'the agreement could not be carried into effect without a contravention of the law' : the parties had contracted to do the very thing forbidden by the statute and the contract was therefore unenforceable.

17-142 Express voidness by statute. Statues often provide expressly for the civil consequences of breach of their provisions and this is by far the preferable solution. A contract may, by statute, be void without being illegal, the only penalty being that a contract made in contravention of the statute is entirely ineffective to create rights ... if a contract is illegal, the effect is 'to avoid the contract ab initio ... if the making of the contract is expressly or impliedly prohibited by statute ...

17-152 Statute: one party only affected. Statutes which prohibit certain contracts often impliedly recognise, for example by punishing only one of the parties, that the parties are not equally at fault, and therefore on their true construction only on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tract is prevented from suing upon it. Accordingly, when

'the policy of the Act in question is to protect the general public or class of persons by requiring that a contract shall be accompanied by certain formalities or conditions, and a penalty is imposed on the person omitting those formalities or conditions, the contract and its performance without those formalities or conditions is illegal, and cannot be sued upon by the person liable to the penalties.'

The other party to the contract is not deprived of his civil remedies because of the criminal default of the guilty party."

46. "僱傭條例"明顯是為了賦予僱員更多及更大的"權利、利益或保障"：參看有關條例的內文，尤其是有關條例的標題及法例第70條條款。故此，Chitty第17-152段的法理分析，適用於本案的兩位原告。此外，在Chitty中的第17-176段，亦有與此點有關的法理分析。因此，雖然作為僱主的富臨會受到違法合約所致的不利法律後果的約束，這點對身為僱員的兩位原告卻毫無影響。

47. 林大律師並無提出有關原告是否自願放棄法例賦予他們的權益這一個論點。本席為了更全面地裁決有關這個"口頭協議"的法律認受性這個問題，亦參考了Chitty在第17-016段在這方面的法理分析：-

"17-016 Waiver of statutory rights. Difficult questions can arise where a person attempts by contract to waive a right conferred on him by statute. Although there is a general principle that a person may waive any right conferred on him by statute (quilibet potest renunciare juri pro se introducto) difficulties arise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right is exclusively personal or is designed to serve other more broad public purposes. In the latter situation, public policy would require that the right be treated as mandatory and not be waivable by the party for whose benefit it operates. Whether a statutory right is waivable depends on the overall purpose of the statute and whether this purpose would be frustrated by permitting waiver. Thus in Johnson v. Moreton the House of Lords held that a tenant could not contract out of the protection afforded by section 24 of the Agricultural Holdings Act 1948 as this would undermine the overall purpose of the Act in promoting efficient farming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48. 如前所述，"僱傭條例"旨在保障僱員權利。因此，本席認為Chitty一書第17-016段的法理分析，亦適用於受此條例保障的僱員。換句話說，僱主不得以僱員自願放棄法定權益為理由，剝奪或減少條例賦予他們的保障。

49. 至於違法合約在法律上的認受性及其引致的法律後果，在Chitty中的第17-008，17-142及17-152段已簡略述及。在同書中的第17-158段，對此點曾作進一步的分析：-

"17-158 Ex turpi causa non oritur actio. When a contractual right is said to be unenforceable on the ground that ex turpi causa non oritur actio, sometimes all that is meant is that the general principles discussed earlier in this chapter apply to deprive the party of a contractual remedy which he would otherwise have, though the maxim is generally confined to cases involving criminality or immorality. On other occasions the maxim is used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unenforceability at common law on the ground that an apparently innocent contract was entered into for an objectionable purpose. ... and Pollock C.B. said,

'I have always considered it was settled law that any person who contributes to the performance of an illegal act by supplying a thing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it is going to be used for that purpose, cannot recover the price of the thing so supplied. ... Nor can any distinction be made between an illegal and an immoral purpose; the rule which is applicable to the matter is ex turpi causa non oritur actio.'

This is, in effect, merely an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 common law principle that one who knowingly enters into a contract with an improper object cannot enforce his rights thereunder."

50. 基於以上的法理分析，雖然本席裁定富臨與原告之間曾達成口頭協議，但本席亦裁定這協議卻是違法及無效的。因此，本席不能接受這協議在法律上有任何認受性，並且不會執行這協議或其中的任何條款。

51. 在此案中富臨並非原告，亦並未主動提出要求法庭執行這個口頭協議。相反，在某角度看來，兩位原告已因這個"違法"的口頭協議，而在金錢上得到比在法例下更大的利益。林大律師因此指法庭不應判令原告可以再獲得法例所規定的法定假日薪酬，否則兩位原告會因此而不公平地得到遠超於立法原意的金錢利益。

52. 另一方面，梅大律師則指出，普通法明顯指出，法庭不會認受或執行任何"違法合約"或其中的條款。假如本席依照林大律師的陳詞而判令原告不能獲得法例規定的假日薪酬，其實即是間接地認受及執行了這個"違法合約"。

53. 本席亦在考慮此點時參考了Goff & Jones : The Law of Restitution (1995)第5版第613至615頁的法理分析。其內容節錄如下：-

"Transactions rendered illegal under laws ma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s in the plaintiff's position

...

There are two possible limits to this right of recovery. The first originated in Lodge v. National Union Investment Co. Ltd. The plaintiff sought to recover, in equity, policies deposited as security for a loan, the transaction being illegal under the Money-lenders Act 1900. Parker J. held that he was only entitled to recover the securities on repayment of the money advanced to him.

'I do not think it either aequum or bonum that the plaintiff, who has had the benefit of the ￡1,075 and who is relying on the illegality of the contract and the exception enabling him to sue notwithstanding such illegality, should have relief without being put on terms by which both parties may be restored to the position they occupied before the transaction commenced.'

The scope of this decision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debate. 'Its history is one of being distinguished rather than applied.' In Chapman v. Michaelson, the Court of Appeal held that Parker J.'s reasoning only applied if the plaintiff sought true equitable relief, and in Cohen v. Lester (J.) Ltd., Tucker J. refused to impose terms when the particular contract was not illegal but simply unenforceable under section 6 of the Moneylenders Act 1927. The point was again reconsidered in Kasumu v. Baba-Egbe. ... The Privy Council refused, in granting relief, to impose this condition. The Ordinance declared the particular transaction to be unenforceable; and to impose terms, as requested by the appellant, would be to enforc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 claim in respect of the transaction.' Lord Radcliffe, who delivered the Board's advice, accepted the Lodge's case did not establish 'any wide general principle that governs the actions of courts in granting relief in moneylending cases.' The court would never grant equitable relief on terms if to do so would in effect reverse an Act of Parliament.

The principle of Lodge's case has, therefore, been narrowly confined. The claim must be a claim for 'true equitable relief,' whatever that precisely may mean, and the exercise of the court's discretion must not conflic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statutory enactments. Rarely will both these conditions be satisfied.

The second limit to this head of recovery was laid down in Green v. Portsmouth Stadium Ltd., ... where penalties could have been imposed on the defendants under the Act, Denning L.J. took the view that 'the presumption is that where the statute provides those consequences for a breach, no other remedy is available.' ...

This presumption is, in any event, displaced when the statutory provision is enacted specifically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s in the plaintiff's position. In Green v. Portsmouth Stadium Ltd, the statute was not pass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 in the position of Green, and there was no oppression. The plaintiff had, therefore, to find his remedy on the statute; since the statute provided no remedy, his action could not succeed. ..."(在文字下的黑線，由本席後加。)

54. 本席認為，在Chapman v Michaelson, Cohen v Lester (J) Ltd. 及Kasumu v Baba-Egbe這幾宗案例中所引用的法理，可用來協助裁決本案。故此，本席認為在考慮是否判令富臨是否需要支付兩位原告的假日薪酬時，不能考慮原告基於"違法口頭協議"而曾收取的金錢，亦不能頒令原告在獲得假日薪酬時，需先交還曾從富臨收取的金錢。

55. 在"判案書"的較早部份，本席曾提及原告方及辯方就"雙工"定義的爭議。其實，無論"雙工"的真正意義為何，有關"違法協議"的法理分析，亦適用於富臨與兩位原告有關農曆新年工作的薪酬協議。

56. 總括而言，富臨須付予原告他們受僱期的法定有薪假日(包括每年三天的農曆新年假日)的薪酬。

有關"有薪年假"的裁斷

有關的法例

57. 《僱傭條例》第VIIIA部對"有薪年假"作出以下的規定：-

「41AA. 年假

(1) 在符合本部的規定下，根據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12個月的僱員，有權就每一個假期年享有按照第(2)款計算的有薪假期(本部內稱為"年假")。

(2) 凡僱員根據連續性合約受僱一段本條對照表第(1)欄所指明的期間，則該僱員在權就該期間內任何假期年享有的年假日數，即為對照表第(2)欄就該期間指明的日數。」

「41C. 年假薪酬額

(1) 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年假薪酬須為一筆相等於該僱員假若在該段年假期間內每天工作本應賺取的工資的款項。

(2) 凡僱員受僱屬按件計酬或其日薪每日不同，則年假薪酬須參考僱員賺取的平均每日工資計算；就本款而言，平均每日工資即僱員在緊接年假首天或僱傭合約終止當日(視屬何情況而定)之前或截至年假首天或僱傭合約終止之日(視屬何情況而定)為止為期不少於28天及不多於31天的完整工資期內每日工作平均所賺取的工資。」

富臨是否曾給予有薪年假

58. 基於本案獲信納的證據，本席裁定富臨已完全給予兩位原告他們受僱期所應得的年假及工資。此外，在原告被解僱時，富臨亦已付給他們所有的年假工資。

有關"工資"方面的爭議及裁斷

59. 代表原告的大律師要求本席在計算假日薪酬時，將兩位原告所獲得的小費包括在內。代表富臨的大律師則聲稱小費不應被列入計算假日薪酬。

60. 《僱傭條例》第2條對"工資"有以下的釋義：-

"工資"(wages)，除第(2)及第(3)款另有規定外，指付給僱員作為該僱員根據其僱傭合約所做或將要做的工作而能以金錢形式表示的所有報酬、收入、津貼（包貼交通津貼及勤工津貼、勤工花紅、佣金及超時工作薪酬）、小費及服務費，不論其名稱或計算方式，但不包括 -

(a) 由僱主提供的居所、教育、食物、燃料、燈火、醫療或用水的價值；

(b) 僱主自行負責為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

(c) 屬賞贈性質或僅由僱主酌情付給的任何佣金；

(ca) 屬賞贈性質或僅由僱主酌情付給的任何勤工津貼或勤工花紅；

(cb) 屬非經常出現的性質的任何交通津貼；

(cc) 支付因該工作的性質而由僱員招致的實際開銷而須付給該僱員的任何交通津貼；

(cd) 任何交通特惠的價值；

(d) 僱員支付因其工作性質所招致的特別開銷而須付給該僱員的款項；

(da) 根據第IIA部付給的年終酬金或其部分；

(e) 於僱傭合約完成或終止時付給的酬金；或

(f) 屬賞贈性質或僅由僱主酌情付給的每年花紅或其部分；...」

61. 其實不論法例條文的規定為何，當富臨的證人涂先生作供時，他亦同意梅大律師的說法，兩位原告的每月工資應為：-

(a) 梁先生每月的薪酬為$16,900(參看「文件夾」第3頁)；

(b) 羅先生每月的薪酬為$40,183(參看「文件夾」第73頁)。

62. 基於富臨證人就此點的證供，本席同意梅大律師所言，兩位原告的假日薪酬，應以以上的數目為基數。

富臨的"反申索"

63. 當兩位原告在1996年6月25日被解僱時，雖然富臨依約只需付予他們每人7天的"代通知金"，惟富臨卻曾給予他們每人一個月的薪酬代替解約通知。

64. 在富臨的"反申索"的第12(c)段及第13(c)段，富臨聲稱它分別超支了$4,893.50和$25,449給梁先生和羅先生。而這項"超支"是由於富臨在計算薪酬時出錯所致。

65. 但涂先生作供時，卻承認多付給原告的款項，並不是錯誤計算，而是因為富臨顧念雙方過往的"賓主"關係，多付給原告作為一種恩恤。

66. 因此，簡而言之，富臨的證據並不支持"反申索"所提出的申索論據。

結論

67. 基於以上理由：-

(a)	富臨需支付兩位原告在受僱期間的法定有薪假日的薪酬。其計算方法如下：-

(1)

梁先生 (1993年2月至1996年6月25日)

		- 1993年	8天
		- 1994年	11天
		- 1995年	11天
		- 1996年	5天
			35天

35 x $16,900÷30 = $19,716.60

(2)

羅先生 (1990年11月至1996年6月25日)

		- 1990年(11月起)	1天
		- 1991年	11天
		- 1992年	11天
		- 1993年	11天
		- 1994年	11天
		- 1995年	11天
		- 1996年	5天
			61天

61 x $40,183÷30 = $81,705.50

(b)	原告的申索其他部份應被撤銷；
(c)	富臨的"反申索"亦應被撤銷。

68. 有關"判令債項"的利息，應由1996年11月14日(即原告在勞資審裁處提出申索日)起，以法庭釐定之利息計算。

暫准訟費命令

69. 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42號命令第5B(6)條規則，本席可在書面決定中作出有關訟費的暫准命令。惟本案的裁決涉及多方面的證據及多個法律論點，故本席在未聽取雙方陳詞之前，不擬作出任何暫准命令。

第一及第二原告人：由張雅棣律師行指派梅國強大律師代表

被告人：由孖士打律師行指派林壽康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