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orda Co Ltd v. Chasemax Investment Ltd

CACV 237/200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民事上訴

民事上訴案件2003年第237號

（原高院民事訴訟案件2002年第3586號）

聆訊日期： 2004年1月9日

判案書頒下日期：2005年5月13日

 判案書

由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袁家寧頒下上訴法庭的判案書：

1.在HCA 3586/2002一案中，原告是Marcorda Co Ltd (Marcorda), 被告是Chasemax Investment Ltd （卓萬投資有限公司）,但卓萬亦對Marcorda提出反申索。

2.2002年10月4日，Marcorda發出傳票，展轉到2003年4月11日為羅聆案官聆訊。2003年4月11日，羅聆案官未能完結該傳票聆訊，所以頒令把聆訊押後，另定日期繼續進行審理。

3.該另定聆訊日期為2003年6月26日。當天，卓萬沒有派代表出席，但羅聆案官沒有就2002年10月4日的傳票作出具體的命令，而是按Marcorda的代表律師所提出的口頭申請，作出了批准Marcorda進行一些修改文件的程序性命令，如修改傳票的標題，卓萬的地址、雙方的稱謂、欠租和管理的日期和金額、中間收益及賠償起計日期等等。

4.雖然該命令是未有經傳票申請，但《高等法院規則》第2號命令第1條規則列明：

“1. 不遵從規則(第2號命令第1條規則) -

(1) 凡在開展或看來是開展任何法律程序之時，或在進行任何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或與任何法律程序相關連的任何階段，因任何已作出或未作出的事情而沒有遵從本規則的規定(不論是在時間、地點、方式、形式、內容或其他方面)，則該項沒有遵從規則須視作不符合規定，但並不會令該等法律程序、在該等法律程序中所採取的任何步驟或該等法律程序的任何文件、判決或命令，成為無效。” 

羅聆案官2003年6月26日所作出的命令並沒有對卓萬做成實質性的損害，而是有助配合該案件由區域法院轉至高等法院審理。

5.假若雙方有律師代表，Marcorda在2003年6月26日所作出的口頭申請是十分平常的事，相信雙方都會同意，或不提出反對，但可能因卓萬沒有律師代表，所以認為在沒有傳票申請的情況下，竟然有命令頒下是不尋常的事。但無論如何，法庭所著重的是實質，而不是形式。這就是第2號命令第1條規則的意義。換言之，假設把羅聆案官2003年6月26日的命令撤銷，若Marcorda發出一張新的傳票，要求法庭作出同樣的修改，法庭會否給予同樣的命令呢？當考慮到2003年6月26日的命令所包含的只是程序上的修改，而卓萬亦沒有顯示它蒙受任何的傷害，本庭相信答案是「會」的。

6.卓萬就羅聆案官2003年6月26日的命令，於2003年7月14日提出上訴。朱法官於2003年7月28日聆訊該上訴，2003年8月1日作出宣判。

7.從朱法官2003年8月1日的判案書中，可見聆訊時，代表卓萬的馬女士曾作出若干行為，令到朱法官須終止聆訊。但朱法官在判案書中，已詳細考慮卓萬的上訴。正如以上第4-5段論述，朱法官的結論是縱使Marcorda沒有以傳票形式申請修改許可，但聆案官是有權接受和處理它的口頭申請的。基於以上理由，朱法官駁回了卓萬的上訴。朱法官更認為該上訴完全缺乏情理及法律基礎，所以命令按「彌償基準」，訟費設定為整筆款項$3,000，由卓萬支付Marcorda。

8.卓萬就朱法官的判決提出上訴。上訴理由聲稱朱法官是政府在高等法院的代理人、渴望香港變得無法無天等等的謾罵，全不切題。

9.基於以上第4-5段所論述的事宜，本庭認為羅聆案官在2003年6月26日所作出的命令，是在她司法管轄權內，是合法的，但在一方缺席的情況下，作出一些未有傳票申請的命令，可能令沒有律師代表的缺席一方有不必要的猜測。本庭認為卓萬提出上訴是情有可原。

10.朱法官駁回上訴及命令卓萬支付訟費是正確的，因為卓萬在法理上沒有基礎進行上訴，但在上述第9段的情況下，應否命令彌償基準的訟費，本庭認為有商榷之處。朱法官在行使酌情權時，看來沒有考慮到以上第9段的情況。

11.因此，本庭駁回卓萬提出的上訴，但就訟費基準方面，本庭撤銷以「彌償基準」計算，而命令朱法官所作的訟費命令應以「訴訟各方對評基準」評定。至於本上訴的訟費，既然卓萬上訴部份成功，本庭頒下暫准命令，不作訟費命令。

原告人（反申索之被告人）：Marcorda Company Limited，由姚黎李律師行轉聘徐爾勵大律師代表。

被告人（反申索之原告人）：卓萬投資有限公司，無律師代表，由馬桂珍女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