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家雄及另一人 訴 鄧添柱及另一人

CACV 140/2010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民事上訴

案件編號：民事上訴案件2010年第140號

（原本案件編號：高等法院民事訴訟2006年第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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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訊日期： 2011年3月25日

判案書日期： 2011年3月31日

判案書

由上訴法庭法官關淑馨頒發上訴法庭判案書：

1.上訴人林權，是本案第二被告人。原告人是鄧家雄及鄧美施，兩人是鄧心安的遺囑執行人，鄧心安是他們的父親。第一被告人是鄧添柱，他是原告人同父異母的兄長。

2.涉案的物業是新界的土地，面積約26,000平方尺，座落元朗洪水橋，是丈量約份124地段編號1927剩餘部份，登記的業主是鄧心安，他在2005年11月7日去世。2005年12月間，鄧家雄發覺有人在土地進行挖掘工程，包括第二被告人，第一被告人則聲稱他是合法將土地租給第二被告人。鄧家雄數次報警求助不果，於是委托律師發信要兩人停止侵佔土地。2006年1月3日，原告人對兩名被告人提出這訴訟，控告被告人非法侵佔土地，和在土地上作出妨擾的行為，隨著向原訟法庭申請非正審強制令。2006年2月28日，鍾安德法官頒下非正審強制令，禁制兩名被告人在訴訟進行期間，不得進入、佔用或在該土地停留，或在土地上作出妨擾行為。

3.訴訟初期，與訟各方都有律師代表。原告人和第二被告人的狀詞，都由律師用英文撰寫，第一被告人就自己做了一份中文的「答辯書」。第二被告人要在他的證人供詞和補充文件清單，在2008年7月14日存檔後，才沒有律師代表。案件在2009年8月和9月，在特委法官袁國強資深大律師席前審訊，歷時五天，當時各方都沒有律師代表。

4.2010年4月29日，袁法官頒下英文書寫的判案書，判原告人得直，作出聲明原告人以鄧心安遺囑執行人的身份，在排除第一和第二被告人的情況下，有獨有享有權，取得和佔有涉案物業。法官並且對兩名被告人，頒下永久強制令，禁制他們本身，或透過僱用或代理人，侵佔涉案物業，或對物業造成損害，或作出妨擾的行為。法官裁定被告人須支付原告人象徵性的損害賠償，金額是$10,000。

5.第二被告人不服裁決，提出上訴。

6.本庭首要留意的，是各方的狀詞提出的爭議論點。

7.原告人的經修訂申索陳述書，聲言他們在2007年11月2日，就鄧心安的遺囑，已取得了遺囑認證，而鄧心安在所有的相關時間，都是涉案物業的登記業主，涉案物業屬於他遺產的一部份。狀詞接著陳述2005年12月間，兩名被告人的侵權行為，及原告人要求法庭的濟助。

8.第一被告人在「答辯書」，敍述了鄧心安成為涉案物業業主的前因和經過。簡言之，在1978年鄧心安對家人提出訴訟，聲言他是鄧甲榮祖的承繼人，第一被告人不是承繼人。該案在1983年和解，鄧心安承認第一被告人是鄧甲榮祖的承繼人，交換的條件是，第一被告人和鄧甲榮祖的司理同意，把40%的祖地轉給鄧心安，包括本案所涉土地。第一被告人聲稱在1980年，土地未有轉給鄧心安之前，第二被告人的母親，在涉案土地種花及樹木。為免土地荒棄被人霸佔，第一被告人在1982年將該土地租給第二被告人，其母親繼續在那裏種花。1983年後期，土地轉為鄧心安名下，第一被告人有告知他某些地租與人耕作，某些地給人佔用，因收益不大，鄧心安沒有異議。1994年有關土地續租，第二被告人有諮詢第一被告人，因租金不大，鄧心安沒有理會，同意保留現狀。在2002年鄧心安與第一被告人的生母辦妥離婚手續前，鄧心安仍然讓第一被告人向第二被告人，收取涉案土地的租金。第一被告人質疑，鄧心安遺囑的合法性，至於土地的處理，他認為應待遺產業權辦妥，然後由確定的業權人去遵照原有租約辦理。他聲稱第二被告人是涉案物業「長期之租戶」，在土地投下不少勞力資源。

9.第二被告人在經修訂的抗辯書的第二段，作出以下有關聲言：他和母親自從1980年，已佔有涉案土地，但要在1982年2月1日起，始成為土地的租戶，最初從第一被告人承租，鄧心安成為業主後，便從鄧心安承租。租金每年$5,000，最後的續租期是2003年1月1日至2010年年底。續租事宜，在租約簿有記錄，由第二被告人以租戶身份，及第一被告人代表鄧心安以業主身份簽署。他繳交租金，直至2006年。在所有相關時間，第二被告人都是涉案物業的合法租戶。

10.第二被告人在狀詞聲稱，他在涉案土地是種花和樹苗，否認在2005年12月間，在土地傾倒建築泥頭，或進行沒有許可的建築工程。

11.基於上述狀詞，袁法官在判案書第25和26段指出，本案的重要爭議有兩點：(1) 在相關時間，涉案土地是否租予第二被告人；和 (2) 第一被告人是否獲鄧心安授權，處理第二被告人聲稱的租約。

12.法官先處理第 (2) 點，作出事實裁定，第一被告人沒有得到鄧心安的授權，與第二被告人達成任何指稱的租約或續租。主要的原因，歸納在判案書第28段：(i) 鄧心安與第一被告人在相關時間，關係惡劣，鄧心安授權給第一被告人的可能性，是固有地不可能的；(ii) 鄧心安沒有需要，也沒有原因，要授權給第一被告人，他毋需第一被告人協助，可以處理租務；(iii) 兩名被告人的證據和證供，充斥著矛盾；和 (iv) 兩名被告人，都是不可信的證人。在判案書第29至62段，法官對上述四點，有極詳盡的論述。

13.由於袁法官在第 (2) 點的結論，嚴格上他毋需處理第 (1) 點，即是第一被告人，有否與第二被告人訂立租約和續租。雖然如此，法官都有分析證據，在這問題上作出裁決，結論是不接納被告人這方面的聲稱，認為他們的證供不可信。至於他們提交的文件證據 — 2003年2月3日的中文租約、兩張日期分別為2004年12月23日和2005年9月26日的租金收據，和租約簿摘錄的副本 — 這些文件的真確性，法官都有很大存疑。故此，法官裁定被告人未能證明，就涉案土地有訂立租約和續約，詳細理由見判案書第63至68段。

14.第二被告人在2010年6月24日，提交的上訴通知書，列出五項上訴理由，可歸納為三點：(1) 法官沒有考慮逆權佔有的問題，第二被告人及其母親，由1980年起佔用土地及在土地耕種，可引用逆權侵佔取得土地業權，由1983年起當鄧心安擁有業權至其死亡，沒有採取行動驅逐土地佔用人，或採取行動收回土地；(2) 法官沒有考慮，第二被告人是特許的人，獲給予許可證佔用有關土地，而非入侵者；(3) 法官作出事實的裁定，認定沒有租約和續租，沒有對租約簿摘錄、中文租約、租金收據、陳永康的證供、李國鵬的證供，予充足的考慮，亦錯誤裁定第二被告人是不可信賴的證人。

15.在2011年3月23日，第二被告人又呈交了一頁的「補充上訴理據」，重申他自1980年，已在土地耕種，在1982年由原業主鄧甲榮祖合法租給他。至於原告人稱在土地近洪水橋大街入口處，安放兩枝鐵柱以鐵鏈相連展示告示，後被人毀壞，涉及的正確地點，是被王運紅女士佔用，長達三十多年直至今天。故此，法官是錯判他非法侵入和毀壞土地。

16.本庭先處理逆權佔有。第二被告人不能夠在上訴提出，逆權佔有的爭議。在經修訂的抗辯書，他沒有提出過是基於逆權佔有，他享有佔有土地的權利。原審法官是基於與訟各方存檔的狀詞來判案，正如上述，本案的兩大爭議，就是租約和續約是否存在，和第一被告人是否經鄧心安授權，與第二被告人立約，沒有其他爭議，例如是逆權佔有。與訟各方不可以在上訴階段，偏離狀詞，提出一些全新的爭議點，這樣做是有違程序上的公正。再者，逆權佔有在被告人原審的證據，法理上是不能成立的。逆權佔有的法律基礎，就是佔有的人，在未經業主准許下佔用土地，佔有的人是不承認業主的業權，他聲稱的權利是與業主的權利不相符的。第一和第二被告人，在所有的相關時間，都承認鄧心安是業主，他們聲稱是與鄧心安訂立租約，第二被告人就佔用土地，有向鄧心安的代理人，即第一被告人交租。第二被告人依賴逆權佔有的論點，不能成立。

17.至於土地是否有其他人佔用，例如王運紅女士，原審法官毋需裁決，因為本案只是針對就兩名被告人佔用土地的爭議。

18.第二被告人宣稱，即使他不能證實有租約，法官沒有考慮他是獲給予特許佔用有關土地，並非入侵者。如前所述，原審法官是囿於狀詞判案的，第二被告人的經修訂抗辯書，沒有提出以特許為由，他有權佔有土地。在上訴階段始提出這爭議，是毫不合理的，法律上亦不容許。第二被告人聲稱的特許，是無條件的特許（即是業主可隨時終止），還是合約下的特許（即是業主須基於合約訂明或隱含的條款，才可終止），本庭和原告人無從得知。其次，第二被告人在審訊時沒有提出絲毫證據，支持任何特許的說法。這個上訴論點，也不能成立。

19.最後，有關事實裁斷的批評。法官在判案書第67和68段，討論租約簿摘錄，第48至53、62、65段，詳細論述中文租約，第66段審視租金收據，第61和67段考慮陳永康的證供，第65段提及李國鵬的證供。第二被告人沒有任何基礎，說法官沒有對上述的文件證據和證人證供，作充份的考慮。法官裁定第二和第一被告人，是不可信的證人，是有充份的理據，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他們對聲稱2003年續約租約的到期日，和加租的問題上，竟然先後提出四個不同的版本。本庭不認為法官就事實的裁斷，有任何犯錯。

20.第二被告人提出的上訴理由，無一成立。本庭駁回他的上訴，命令他支付原告人上訴的訟費，金額如有爭議，交由聆案官評定。

原告人（答辯人）：無律師代表，由其中一名原告人鄧家雄代表親自出庭

第二被告人（上訴人）：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