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綺君代表自己及死者麥錦生的其他家庭成員 訴 單桂美經營思廸設計

CACV 125/2010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民事上訴

案件編號：民事上訴案件2010年第125號

（原本案件編號：區域法院僱員補償案件編號2009年第2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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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理由書

由上訴法庭法官關淑馨頒發上訴法庭判案理由書：

1.這是一宗僱員補償案件的上訴，由答辯人單桂美提出，單女士以思廸設計的商號，經營設計及裝修工程承判業務。案件的申請人吳綺君女士，是麥錦生的遺孀，死者在工作的處所墮樓身亡。經過三天審訊，區域法院暫委法官李慶年就案件的主要爭議，作出以下裁定：

(1) 在意外時死者並非自僱人士，而是答辯人單女士的僱員；

(2) 死者墮樓身亡並非自殺，在相對可能性的舉證標準下，他較有可能是失足意外身亡；

(3) 意外是死者受僱於答辯人期間發生；

(4) 意外時死者每月工作日最少有22日，每日工資是$800，就《僱員補償條例》（第282章）第6(1)(a)條的申索，賠償的金額計算為$1,056,000。

2.答辯人原審時沒有律師代表，她存檔的上訴通知書，修改了兩次，最後修改時她由律師代表。就上述主要爭議的裁定，她只是針對第 (2) 項提出上訴。本庭考慮過雙方大律師的陳詞，駁回答辯人的上訴，現頒發判案理由書。

3.答辯人的上訴理由，可歸納為這兩點：

(1) 原審法官錯誤地忽視，或不曾考慮，或不曾給予相關的比重，一些重要的證據，以致錯誤地裁定死者死於意外；

(2) 原審法官錯誤地不曾讓勞工署的職業安全主任范晉明出庭, 又處理審前覆核的區域法院暫委法官陳鴻興，不應在聆訊時評論范的口供影響力很少，致令答辯人沒有傳召范先生出庭。

4.答辯人在2011年3月4日，存檔了傳票申請，要求上訴法庭容許她在上訴時，引用她2011年3月3日的誓章作為新證據。答辯人在審訊時沒有作供。她在新的誓章說，她一直打算傳召范先生出庭，她解釋沒有這樣做，是因為審前覆核時陳法官對范先生證供所作的評論，她呈交了審前覆核聆訊的謄本；她指出范先生的口供雖然包括在審訊的文件夾，但聲稱原審法官沒有考慮或提及；最後，她聲稱她「深感是次得不到一個公平的審訊」。

5.本庭容許答辯人的大律師，引用審前覆核聆訊的謄本，但拒絕接納她的誓章作為上訴的新證據。她在誓章的聲稱，只是她的主張或理解，她可以透過劉大律師就其主張及理解向法庭陳詞，但這並非是案件某些爭議事實的證據。她的誓章是毫不恰當的，亦完全不符合上訴時採納新證據確立的法律原則。

6.就第一項上訴理由，劉大律師陳詞說下述的重要證據，原審法官沒有考慮或給予相關的比重：

(1) 勞工署職業安全主任范晉明於2008年6月17日向警方作出的證人口供；

(2) 勞工署和警方拍攝意外現場的照片；

(3) 潘偉明醫生作出的死因報告；

(4) 與死者一同工作的兩名工人吳熙楨和曾餘慶，向勞工署作出的聲明說，事發前死者已辭職，執拾好工具準備離去；

(5) 死者的身高和體型，窗戶的面積和離地的高度，及出事後窗戶旁的全部木板擺放齊整。

7.雙方提交的證據，並無直接證據顯示，死者為何在大廈停車場空地上死去。原審法官認為最合理的推斷，是死者從有關住宅主人房間的窗口跌出墮下身亡。在判案書第34段，就死者墮樓前後，法官作出以下的事實裁斷：

(1) 當日早上，死者、吳先生和曾先生如常在有關住宅內進行木工工作。

(2) 早上11時許，死者與吳先生因為一些存放物料的問題吵嘴了一會，後來恢復平靜，繼續工作。死者一向和吳先生說話時會比較大聲，偶爾會為一些工作的瑣事吵嘴，但之後可以若無其事繼續工作。

(3) 早上11時45分，答辯人的丈夫左志忠到住宅視察，之後三名工人一同外出午飯，當時死者並無異樣。

(4) 午飯後三人回到開工的住宅，死者向曾先生表示幹得不高興，不想與吳先生一同工作，他把單據交給曾先生，要求他交給左先生，他不久又與吳先生吵起來，吵了幾分鐘，較之前激烈。然後死者進入主人房間，這房間當時用來擺放物料，工人有時在房間更衣和吸煙。

(5) 吳先生不久收到警方來電，得知死者倒臥在大廈停車場空地上。

8.答辯人指稱死者是與多年知己吳先生爭吵後，一時衝動自尋短見。就這指稱，答辯人負有當然的舉證責任。原審法官接納遺孀及死者兒子的證供，這些證供顯示死者生前積極樂觀，與家人關係融洽，他沒有負債，沒有長期患病或心理問題，亦沒有證據顯示他有自殺傾向、情緒或精神問題。考慮過整體的事實裁斷，原審法官認為死者不會因為與吳先生的慣性吵嘴而斷然自殺，故此裁定在相對可能性的舉證標準下，他較有可能是失足意外身亡。作出這裁決，原審法官也考慮了相關的案例，包括Ng Mung Khian v. Wing Kwong Painting Co., CACV No. 217 of 2004, 29/6/2005。在該案上訴法庭維持原判，認為證據不足以證實死者是自殺身亡，餘下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意外身亡，見第17和18段。

9.本庭不認為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去干預原審法官上述的裁決。劉大律師陳詞所說的相關證據，接納與否，是原審法官的決定，法官亦毋需在判案書逐一臚列，接納了哪些證據，和沒有接納哪些證據。至於證據的比重，更加屬原審法官專責的範疇。本庭詳細閱讀過審訊的謄本，謄本顯示法官就劉大律師所指的相關證據或事項，曾向答辯人和雙方的證人，作出主動發問，法官明顯有留意這些事情。判案書沒有提及這些證據，不等如他沒有加以考慮和分析，例子之一就是勞工署職業安全主任范先生的口供。

10.范先生在口供說，經調查後他將該事件列作「非與工作有關之意外」，基於四點理由：(1) 死者已決定辭工，且已換掉工作服及收拾個人工作工具及物品；(2) 單位內所有鋁窗裝嵌已完成及穩妥，外牆並無發現任何懸掛式棚架；(3) 外牆並無任何工作痕跡，令到死者有機會因工作從高處墮下；(4) 單位內擺放及現場工人均顯示，單位內只進行有關木工工程。

11.原審法官在答辯人作開案陳詞的時候，就已經向她解釋，范先生上述的結論，與調查警員的相反結論一樣，對法庭都沒有約束力，這無疑是正確的。法庭的做法，是對整體的證據和證供，作出全盤考慮；范先生的調查角度，是職業安全的範疇，他沒有調查過死者生前的身體、精神和家庭狀況。再者，即使是范先生所考慮的事項的第 (1)點，原審法官對此也作出了不同的裁斷，法官接納遺孀和死者兒子的證供，死者墮樓時仍然穿著工作衣服，法官又裁定在意外發生時，死者與答辯人的僱傭關係仍然存在。法官明顯不認為范先生對警方做的口供，對裁決會有任何作用或影響，本庭認為這看法是正確的。

12.劉大律師提出，吳先生與曾先生向勞工署作出的聲明說，事發前死者已辭職，執拾好工具準備離去，法官沒有考慮這點。吳先生沒有出庭作供，原審法官認為他的兩份書面供詞，可信性絕對存疑，答辯人沒有解釋，為甚麼沒有發出證人傳票傳召他，法官決定不給予吳先生兩份書面供詞，任何比重或份量。至於曾先生的供詞，法官在這方面的事實裁定，死者事發時仍穿著工作服，曾先生當日也沒有向答辯人或她的丈夫表示，死者已辭職或不想幹下去。大律師所說的相關證據，法官是有充份的理由，不去接納或不給予比重。

13.至於死者的身高、體型、窗戶的面積和離地高度，及出事後窗戶旁的全部木板擺放齊整，以相對可能性的舉證標準，很明顯這些事項本身不足以證實，死者是自殺墮樓。

14.法官在考慮過整體的證據，參考過相關的案例，才作出裁定死者並非自殺而是失足意外墮樓身亡。本庭裁定第一項上訴理由不成立。

15.至於第二項上訴理由，審前覆核聆訊的謄本，清楚顯示陳法官沒有不容許答辯人傳召范先生出庭。陳法官只是向她指出，范先生的結論，對原審法官沒有約束力和說服力（這無疑是正確的），法官同時也對她說，如果她認為范先生的調查觀察，對她的案情重要，她就自己決定，應否發出證人傳票傳召范先生出庭。她選擇不對范先生發出證人傳票。她在審訊時做開案陳詞的時候，李法官亦有再次問她，她有沒有需要傳召范先生作供，她回答沒有需要。

16.范先生對警方做的口供，申請人已把這份供詞視作傳聞證供，呈交法庭作為證據的一部份，答辯人對此亦無異議（審訊謄本第4及5頁），她在審前覆核也向法庭確認，如果她要傳召范先生作供，她會依賴他的警方口供（審前覆核謄本第13頁）。

17.第二項上訴理由，根本是沒有爭議的餘地。

18.基於以上理由，本庭駁回答辯人的上訴。本庭命令答辯人支付申請人上訴的訟費，申請人本身的訟費，按照《法律援助規例》評定。

申請人（本上訴答辯人）： 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翁楊律師行轉聘黃嘉儒大律師代表

答辯人（上訴人）： 由李偉明律師行轉聘劉智慧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