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衞達保安有限公司

HCMA111/2011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1年第111號

(原荃灣裁判法院傳票案件2010年第7910號和79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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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彭鍵基

聆訊日期：2011年7月29日

判案日期：2011年9月8日

判案書

1.上訴法人衞達保安有限公司(上訴人)在裁判法院被票控兩項罪名：

(i)   傳票編號TWS7910/2010指稱上訴人在故意及無合理辯解情況下沒有在切實範圍內盡快，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工資期最後一天完結後7 天，支付其員工11 月25 日至30 日期間的工資，違反《僱傭條例》第23及63C條；及

(ii)   傳票編號TWS7911/2010指稱上訴人在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沒有在切實範圍內盡快，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僱傭合約終止後7 天，支付到期付給該僱員的款項，即2009 年12 月1 日至25 日期間的工資，違反《僱傭條例》第25及63C條。

2.上訴人否認控罪，經審訊後被裁定兩項控罪成立，分別被罰款2,500 元和2,000 元，上訴人不服定罪的裁決，上訴要求推翻。

3.上訴人是一間經營保安業務的公司。在2009 年11 月25 日至2009 年12 月24 日期間，上訴人僱用了一位姓胡的保安員，上訴人在12 月24 日才把胡先生11月份的薪金以支票方式存入胡先生的銀行戶口。胡先生在12 月25 日離職，上訴人2010 年1 月8 日才以支票方式支付胡先生12 月份的薪金。上訴人11月和12月份兩次發薪都超逾了法定限期。其後胡先生向勞工處投訴，經調查後，勞工處遂票控上訴人上述的兩項控罪。

4.上訴人並沒有否認逾期發放薪金的事實。上訴人倚賴法例第65C 條所賦予的辯護理由，即逾期發薪並非是上訴人故意的行為及上訴人對延誤的事實有合理辯解。

5.審訊時辯方傳召了三名辯方證人。綜合三位證人的證供，上訴人提供的辯解是由於有關的員工的疏忽、公司制度內存有不健全的地方和對趙先生的實際離職日期有所誤解，因此未能在法定期限內支付趙先生11 月和12 月份的薪金。

6.案件在2010 年11 月5 日審結，裁判官聽取了控辯雙方的結案陳詞後，把案件押後至11 月24 日下午宣判。

7.其間在11 月15 日，高等法院韋毅志法官頒下了他在HKSAR v Wong Yuk Tung & another [2011] 1 HKC 409裁判法院上訴案的判詞，該案是一宗有關《僱傭條例》23條的上訴。韋法官在判詞中就法例第65C條：

「任何僱主如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違反第 23、24或25條的規定，即屬犯罪……」

的舉證責任和準則提供了新的法律指引。由於該案是原訟庭的裁決，因此案中對有關法例的詮釋和判決理由對下級法庭在同類的案件中具有約束力。

8.本案在11 月24 日下午恢復聆訊，裁判官在庭上宣讀本案的裁決前，代表控方的廖大律師向法官提交了上述Wong案的判詞，並向裁判官讀出判詞中的第11段。該段的內容如下：

“… I am satisfied that the legislation creates an evidential burden only on any accused person seeking to contend that there was a reasonable excuse for non-payment.

12.     Moreover, this appears clearly from the phrase ‘willfully and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itself.  There is no dispute, nor could there be, between the parties that it is for the prosecution to prove that the conduct of an accused person was willful.  By use of the conjunctive the inescapable conclusion must be that the legislature intended that the persuasive burden to establish that non-payment was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would remain on the prosecution once the accused person had asserted the existence of a reasonable excuse and supported it by evidence before the court such as to create a reasonable doubt.”

韋法官稍後引述了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在HKSAR v Ng Po On [2008] 3 HKC 1的判詞：

“An evidential burden arises where the defendant wishes to put in issue some matter that is potentially exculpatory while the prosecution continues to bear the persuasive burden throughout. In such cases, there must be evidence supporting exculpatory matter which is sufficiently substantial that it raises a reasonable doubt as to the defendant's guilt. Unless such reasonable doubt is removed, the prosecution fails to prove its case.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accused fails to adduce or point to any evidence on the relevant issue or if the evidence adduced is rejected or is not sufficiently substantial to raise a reasonable doubt, the potentially exculpatory matter places no obstacle in the way of the prosecution proving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韋法官說明了如辯方依賴65C條作為辯護理由的話，辯方只須肩負提供證據的責任，而無須要證明在相對可能性下，被告人沒有故意和有合理辯解下才能成功脫罪。

9.在Wong案中，由於上訴的一方在原審時選擇不傳召任何證人亦不提供任何證據，因此韋法官裁定案中並無任何對辯方有利的證據可供的原審裁判官考慮，韋法官最終撤銷了該案上訴人的上訴。

10.本案的謄本顯示，控方的廖大律師除了向裁判官讀出了Wong案的主要裁決理據和呈交了該案例及裁判官參考外，廖大律師還提供了HKSAR v Gurung Krishna [2010] 4 HKLRD 456案例給裁判官。

11.裁判官聽畢廖大律師的陳詞後說：

「官： 哦，我唔認為你有啲咩嘢幫到我，幫到本席呢，呢個問題係咪其實等於係好似上一次辯方律師所講嘅，嗰個辯方嘅舉證責任只不過係喺一個相對可能嘅情況。

MR LIU: 係。

官： 我睇唔到你呢兩個case有啲咩嘢可以話——不過唔該哂你喇。

MR LIU: 哦，唔該哂，因為佢啱啱出咗嚟，同埋對我哋嘅case，我覺得都有啲幫助，唔該你，唔該你。」

[本席強調] (上訴文件109 頁)

12.裁判官亦聽取了辯方的大律師的陳詞，之後裁判官說：

「官： 當然本席理解，就係辯方嘅舉證責任唔需要去到毫無合理疑點嘅標準嘅，只不過需要——只不過需要就係去到一個能夠即係一個相對地有可能發生嘅，就已經足夠喇，係咪？」[本席強調] (上訴文件110 頁)

13.從以上的謄本內容可見，裁判官根本忽略了Wong案中說明辯方無須在《僱傭條例》65C條肩負相對可能性舉證標準的法律原則。

14.聆訊在2 時46 分押後。2 時53 分恢復聆訊後。裁判官便開始宣讀他的判詞。判詞中段裁判官說：

「 當然，本席明白，僅僅是故意並不足夠。因為《僱傭條例》第 63C 條明確規定是故意及冇合理辯解，因此除了是故意外，還需要伴隨冇合理辯解。本席明白，在考慮被告公司之所以遲付11 月份糧及12 月份糧給控方第一證人是否有合理辯解時，舉證責任依然是在控方身上，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公司之所以遲付11 月份糧及12 月份糧給控方第一證人，是故意及冇合理辯解，辯方的舉證標準並不需要達致毫無合理疑點的標準，而只需要證明辯方的解釋是相對地有可能，便以足夠。」[本席強調](上訴文件121 頁)

15.本席認為這是非常嚴重的錯誤，但即使裁判官已犯錯誤，如果他能在宣讀本案判詞後再詳細考慮廖大律師提供的案例，他仍然可以以覆核的方式來糾正自己的錯誤，但可惜的是他卻毫無此等意識。

16.期後裁判官在2011 年2 月10 日撰寫的裁斷陳述書中第 52 段重複了他在本案中有關辯方舉證標準的錯誤。本席認為既然原審裁判官是在誤解了辯方舉證標準的情況下分析辯方的案情，本案的定罪裁決必然是不安全和不穩當。

17.代表上訴人出席上訴聆訊的資深大律師依賴裁判官上述的錯誤作為他的第一點上訴理由。本席認為單憑此點，便已足夠裁定上訴人的上訴得直。

18.資深大律師的第二、三、四和第五點上訴理由都是針對裁判官在上訴人是否在故意和沒有在合理辯解的情況下干犯了兩項控罪的裁決結論。簡單而言，上訴人的立場並不是公司方面故意逾期發薪給趙先生，而只是因為負責員工的疏忽和制度上的問題加上公司誤解了趙先生的正確離職日期，才引致延誤，並以此作為合理辯解的理據。

19.裁判官裁定三位辯方證人“均不可能是誠實的證人”，拒絕接納他們的證供，並裁定上訴人是在明知或罔顧後果的情況下拖延了發薪給趙先生，上訴人亦沒有提供了任何合理的辯解。

20.裁判官考慮辯方案情時似乎忽略了控方第三證人勞工處高級督察黃女士的證供。她的證供顯示當處方接獲趙先生的投訴後，她在2010 年2 月接見了上訴人的代表陳先生(辯方第三證人)。黃女士在會面時聽取了陳先生就事件的解釋後，黃女士認為是因為上訴人的疏忽才會導致兩次遲發工資給趙先生。“疏忽”的觀點是在辯方大律師盤問黃女士時的帶出的證供。此證供是屬‘意見’證供，由於黃女士的身份不是專家證人，她的證供應該不能被法庭接納。

21.“疏忽”的行為和本案法例中“故意或罔顧後果”是撮然不同的法律概念，兩者不能混淆。

22.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第38段中說：

「本席有考慮，觀察及留意控方三名證人的證供及其神態舉止。無論在主問時抑或是在接受辯方盤問時，控方三名證人所作的證供都是十分清晰、肯定，當中冇任何內在不可能性，或者是矛盾的地方。……」

23.其後在第74段中裁判官說：

「本席考慮了所有證供，證物及結案陳詞達至裁決。本席亦接納三位控方證人是誠實可靠的證人，亦倚重他們的證供。……」

24.裁判官竟然錯誤地接納和倚重黃女士有關上訴人的行為可能是“疏忽”的證供，控方便不能排除上訴人逾期發薪給趙先生是可能因為上訴人的疏忽而導致的，但裁判官卻裁定本案無合理疑點。不論在控辯雙方的立場來看，裁判官都在有關傳聞證供的基本法律原則的問題上犯錯。

25.本席認為如裁判官沒有犯了舉證責任上的錯誤，並能夠詳細地分析控辯雙方的證供和提交的證據，他的裁斷結果可能絕然不同。

26.基於上述原因，本席裁定上訴人上訴得直，本席撤銷上訴人就兩張傳票的定罪裁決，並下令將已交罰款發還給上訴人。

控方：由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譚耀豪與檢控官傅悅耳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辯方：由鄧志聰，李德祥律師行轉聘何沛謙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