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鄧紹祥

HCMA 621/2011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及判刑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1年第621號

(原粉嶺裁判法院案件2011年第7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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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李瀚良

聆訊日期：2012年3月22日

判案日期：2012年5月14日

判案書

1.上訴人被裁定一項「與16 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罪成立[1]，判監18 個月，他就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訴。

2.控方證據顯示，約在2010年7、8月，控方第一證人 (事主) 在社交網站認識Zoe Man (Zoe)，這人自稱是一名女子。事主曾向Zoe透露她的出生日期[2]。期間，Zoe多番游說事主與一男子性交，聲稱是替後者化解厄運，最後事主同意，完事後事主可得報酬2萬元。幾小時後，上訴人開始用電話和短訊與事主聯絡。10月6日晚上6時許，上訴人用電話指示事主前往大埔明雅苑明欣閣109室。當晚在單位內，上訴人與事主性交4 次，又兩次口交。性交時，上訴人曾說1995年2月18日出生的人「好黑仔」[3]。完事後，上訴人推說戶口是與女朋友聯名的，暫未能提款，稍後才安排付款。最後，上訴人給事主100元乘「的士」回家。之後的幾個星期，雖然上訴人和Zoe曾用短訊等方法聯絡事主，但她沒再理會他們。不過，事主一直想向上訴人追討那次性交的報酬。

3.同年12月6日左右，事主再聯絡上訴人，事主表示可再和上訴人做愛，其實想誘使上訴人見面，追討2萬元報酬。最後在12月8日晚，上訴人應約到粉嶺聯和墟源興餐廳，事主已安排她的契哥和幾個朋友在附近等候。各人到源興餐廳2 樓商討，上訴人後來同意給事主4 萬元。直至12月13日，上訴人仍未付款，事主於是報警。上訴人後來向警方自首。

4.上訴人選擇不作供，也沒有辯方證人。由辯方大律師的盤問，可知上訴人同意曾在案發當晚與事主在他家中親吻和愛撫，但沒有性交。12月8日在源興餐廳被威嚇才應承付款。

5.暫委裁判官 (以下簡稱裁判官) 指出本案的關鍵是事主的證供是否可信。裁判官指事主經Zoe游說，正需要金錢，所以才應承性交。而12月6至8日晚，上訴人與事主的短訊內容，充滿金錢和性交意味的說話 (證物P14)，可支持事主的講法。又裁判官認為事主早已向Zoe透露出生日期，而當事主在12月7日向上訴人透露年紀時，上訴人一點也不驚奇。裁判官推斷上訴人一定知道事主的年紀。裁判官考慮過事主和契哥 (控方第二證人) 的口供不吻合的地方，但他認為那些都不是重點。裁判官不接受兩控方證人是情侶的講法，因這指控沒有任何證據基礎。兩控方證人接受詳細盤問，沒有動搖。經考慮所有證供後，裁判官認為兩人都是可信證人。

6.裁判官指出，雖然醫生報告顯示事主的處女膜沒有新近或以前造成的損傷，這並不排除陰部曾被插入的可能性。基於上述證據，他裁定上訴人罪名成立。

定罪上訴

7.上訴人沒有律師代表，他存檔一份書面上訴理由[4]，現討論如下：

a.  上訴人指事主一方面說想盡辦法追討金錢，但10月6日之後又封鎖Zoe和上訴人聯絡她的渠道，不合情理。根據事主的證供，10月6日性交之後約一星期，Zoe和上訴人都曾聯絡她，但他們沒有付款，所以事主封鎖短訊，不理他們。事主接受盤問時供稱Zoe要她再出來一次才付款，而上訴人又諸多推搪，所以她不想再想起這事，覺得被Zoe騙了，最後放棄追討[5]。事主解釋在12 月6 日左右可能見到Zoe的facebook，想起這事，覺得不值，所以她再聯絡上訴人，是想騙他出來追討那2 萬元的，並不是想上訴人包養[6]。裁判官考慮過這些證供後，接受事主的講法並無不合理。

b.  上訴人指事主一直不想報警，只想討回金錢，顯示她所指性交的事不真實。證據顯示，事主一直想討回2 萬元，所以由事發當日10月6日到12月8日的行為一直是想向上訴人追討，而沒有報警。當然，裁判官必定會考慮事主這些行為，才決定是否接受她的證供。但事主沒有即時報警，可能很多原因。本席認為不應單憑沒有報警而指沒有性交。何況，在12月6日事主與上訴人再聯絡時，短訊內容非常明顯，裁判官在判詞第126 段詳細列出有關部份，裁判官必定是考慮過這些短訊內容，才作決定，本席認為沒有不妥。

c.  至於第二控方證人供稱12月8日才知道事主與人性交的事，而事主卻供稱第二控方證人約在11 月已知此事。本席認為第二控方證人何時知道根本不重要，跟是否曾有性交易沒必然關係。反而，兩人的證供吻合事主一直想討回報酬了事，所以一直沒有報警的講法。

d.  上訴人指出事主只追討2萬，為何他要主動付4萬，吻合他被威嚇的講法。根據事主的證供，沒有人威脅上訴人，是他自願付 4萬元的[7]。關於在源興餐廳2 樓發生的事，只有事主和第二控方證人的證供，裁判官全盤考慮後接受兩人所講並無不妥。辯方大律師向事主和第二控方證人指出上訴人曾被威脅，但他們都一一否認，所以辯方大律師指出的事不能成為證供。另一方面，上訴人選擇不作供，這顯示沒有證據反駁、削弱或解釋控方的證據。

e.  上訴人批評裁判官沒有分析兩名控方證人分歧的地方，只說分歧不重要有欠公允。裁判官在判詞中詳細列出兩名控方證人的證供和接受盤問的回應，他特別就事主應承性交易的經過、醫生的檢查結果、上訴人知否事主的年歲和當時事主怎樣到上訴人家等方面逐一分析。更重要的是他考慮過12月6日的短訊內容，與事主所述的性交易相當吻合。這些都是構成控罪的重要事實，裁判官已一一考慮。至於12月8日在源興餐廳發生的事，是性交易之後約兩個月的事，嚴格來說與有沒有性交易無關，裁判官指部份證供是枝節實有其道理。不過，這些證供可能影響兩控方證人的可信性，裁判官也考慮過其中不吻合的地方，最後裁定他們可信，沒有不公平。

f.  上訴人指事主以「老公」作為第二控方證人電話號碼的代號，顯示兩人是男女朋友。裁判官認為單憑這代號很難肯定兩人的關係，而且沒有其他證據支持這講法。本席認為以「老公」作為契哥電話的代號的確有點奇怪，不過，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這並不足以證明事主與第二控方證人的真實關係。何況，根據第二控方證人的證供，事主不會稱呼他為「老公」的。再者，他們兩人的關係並不重要，因為這只涉及12月8日發生的事，與10月6日的性交易無關。

g.  上訴人指若他真的與事主性交4 次，這事實與事主的處女膜沒有損傷不吻合。醫生指處女膜沒有損傷不能排除陰部曾被插入的可能性，但上訴人認為較為吻合沒有性交的講法。醫生報告顯示醫學上不能肯定或否定事主曾與人性交，所以，證明她是否曾與人性交，便須靠事主的證供和12月6日短訊的內容。裁判官考慮整體證供後接受事主是可信證人，本席認為理由充分。

h.  關於當晚第二控方證人約了多少人吃飯，根據裁判官的判詞第84 段，應是5個。盤問時，第二控方證人同意筆錄口供稱約了3 個朋友吃飯，收到事主電話後再約了3人[8]。上訴人指第二控方證人在法庭的證供與他的筆錄口供不符。第二控方證人的確和幾名朋友在源興餐廳與上訴人見過面，這點沒有爭議，本席認為這出入毫不重要。

i.  根據上訴人的講法，兩名控方證人均供稱聽過上訴人已造絕育手術，但他們都沒有在筆錄口供提及，上訴人認為這顯示他們曾在作供前後商討過。根據審訊謄本，事主在接受盤問時才被問及這事，她承認在錄影帶沒有提及，她指當時忘記了[9]。至於第二控方證人，判詞沒有提及他在審訊時曾如此作供。一般而言，證人的筆錄口供並不一定包括所有範疇，視乎錄口供時警員的提問。如果證人在筆錄口供沒有提及一些重要事項，有可能影響該證人的可信性。裁判官在判詞134段論及這點：

「… 證人口供與他們庭上證供於非重要事項上有不吻合，亦不等如他們不誠實。證人回答問題的深度及廣度相當取決於提問者的要求及問題本身，或提問者有沒有跟進等，他們在口供上的紀錄與在法庭上給反覆、仔細，有計劃下盤問，於非關鍵部分有輕微不吻合，可以理解。…」

本席相信裁判官知道有關原則，也考慮過上訴人指不吻合的地方，本席認為沒有不公平。

j.  上訴人認為審訊時裁判官太多干預，令審訊不公平。上訴人舉出上訴文件冊第414至415 兩頁去支持這論據。在這兩頁謄本中，裁判官的確問了事主一連串問題，目的是澄清事主先後有兩部手提電話和停止與前男友「阿偉」聯絡的原因。本席認為在當時的情況，裁判官發問合理。除此之外，本席也看過事主接受盤問的謄本，雖然裁判官間有發問，但沒有令人覺得審訊不公平。

k.  上訴人指事主在報警前一天向一份報章披露案情和上訴人的相片，使審訊不公平。裁判官有相當經驗，不會輕易因傳謀報導而影響判斷，本席不接受這理由。

8.本案取決於裁判官是否接納事主的證供，其實，第二控方證人只是在事後兩個月才牽涉在內，所以他的證供並不重要。裁判官親身觀察事主作供的情況，他接受事主是可信證人，本席沒有理由干預。何況，證物P14的短訊內容相當有力地支持事主的講法。基於以上所述，本席駁回定罪上訴。

判刑上訴

9.關於判刑上訴，上訴人表示他沒有犯罪紀錄，而且主動自首，雖然犯案但沒有令事主懷孕，加上要照顧母親，希望本席重新考慮這些情況，酌情輕判。

10.裁判官判刑前已考慮案情，也索取背景報告。本席同意案情相當嚴重，上訴人利用事主無知和貪財，誘騙她發生性行為，而且沒有用避孕套，行為可恥。雖然他沒有犯案紀錄，本席認為18個月監禁沒有過重，現駁回判刑上訴。

答辯人：由律政司檢控官盧萃瑩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