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劉振堯

DCCC 14/2013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3年第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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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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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被控兩項以威脅手段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罪名，他否認這兩項控罪。

控方案情

2.控方傳召了兩名證人，主要證人是控方第一證人（即受害人X），第二位控方證人是電腦法證警員，他的證供不受爭議。

3.X案發時17歲。2011年10月，他在Facebook認識了被告，他們都是男同性戀者。2011年十一月中，他們初次會面，並且發展成情侶。2011年12月，X失去了他的手提電話，被告給了X一部iPhone使用。X輸入了個人資料，包括家人及同學的聯絡方法，一個多月之後，二人關係轉壞，X把電話交還被告，交還之前他已把電話中資料刪除。

4.2012年4月，X提出與被告分手，被告威脅要自殺，要求X再和被告一起兩天，便不再煩擾X。X應承，更在其中一天與被告發生第一次的性行為，互相口交。過了這兩天之後，被告仍糾纏X，並且說已經從X交還的手機中獲取了資料，會對X家人及同學公開他的性取向，要求X再和他一起兩個月，X應承。這時是2012年四月尾。這兩個月期間，二人亦有性行為，但止於口交。

控罪一

5.兩個月過去了，在2012年6月28日晚上至6月29日早上期間，X以WhatsApp短訊告訴被告終止雙方關係，之後被告以電話及iMessage訊息作出威脅，說會對X家人及同學公開X的性取向，及一些X理解為被告在暗示會傷害他的說話，要求X與他進行性行為。X感到驚慌，應承了和被告在旺角見面。6月30日，二人見面之後，被告把X帶了去一間賓館，在賓館內，因為受到被告的威脅影響，X與被告進行口交。

控罪二

6.6月30日後的幾天，二人沒有再見面及通訊，但是在7月6日，被告又開始用iMessage找X，X回覆雙方不再是朋友。在7月6日至7月9日期間，被告在電話及iMessage中威嚇公開X的性取向，公開他不想人見到的相片和傷害他的手，要求X和他發生四次性行為，X感到害怕而應承。7月10日，被告前往X的住所，由於受到被告威嚇的影響，X與被告進行性行為，互相口交及進行X的第一次肛交。

7.7月10日之後，被告仍然纏擾X，最後X在8月1日報警。

拘捕

8.2012年8月8日，被告被拘捕，警誡下他自願地承認和X曾經進行口交及肛交，但同時解釋，X是自願和他進行性行為，被告沒有逼過他，被告知道X只有17歲。

辯方案情

9.被告沒有作供，亦沒有傳召證人，雙方同意被告沒有刑事紀錄。辯方不爭議控方呈堂的X的電話紀錄，及從被告撿取電話中撮取的被告和X的WhatsApp及iMessage的對話詳情，亦同意在控罪一及控罪二指控日期二人發生性行為。從盤問中顯示，辯方說法是X誇大了被告所說的字眼，被告沒有恐嚇X要他發生性行為，亦沒有恐嚇意圖，他只是想和X見面。

罪行條款

10.《刑事罪行條例》第119（1）條訂明，任何人以威脅或恐嚇手段促致另一人在香港或外地作非法的性行為，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以處監禁14年。控方必須證明罪行的三個行為元素，一，被告以威脅或恐嚇手段，二，促致，三，與X的非法性行為。控方並且要證明被告作出此威嚇的手段時，他意圖以該手段促致X與他進行性行為。

本案爭議

11.辯方不爭議被告與X進行了兩次控罪所指的非法性行為，本案的爭議是：一，被告有否作出威脅或恐嚇手段。二，兩項控罪中不受爭議的性行為是否因被告這些手段促致而成。三，被告的意圖。

證據評核

12.本席必須對每一項控罪分別考慮對被告不利和有利情況。案件首要問題是X是否可信證人。這是一宗性罪行，容易提出指控而難以反駁。X案發時只有十七歲，是一個學生，他與被告發展了同性的戀情，他向被告提出分手，而被告不願分手。正如他在庭上承認他報警是為了擺脫被告控制及煩擾，法庭必須要謹慎考慮他會否為求警方的介入來擺脫被告而誇大事實。

13.法庭更加要注意被告是一個沒有犯罪紀錄、品格良好的人。雖然被告沒有作供，這是他的權利，並不證明甚麼，他沒有舉證責任，舉證責任一直在控方身上。而且他在被捕之後作出無罪解釋，否認曾經威逼X，說X是自願與他發生性行為，法庭必須考慮這說法的可能性。如果這說法可能是真的，法庭應判他無罪。

14.本案是沒有新近投訴證據的，雖然X說曾把這些事情告訴一名女性友人，但是告訴的時間及內容都不詳，這名友人亦沒有被傳召為證人，所以這些證據不能夠被法庭接納。

15.X在庭上屏風後作供，但是他的容貌可以被本席、雙方代表大律師及被告所見到。證人的作供神態當然是不能夠倚賴為取信的因素，但是本席仍必須指出，X作供時的神態率真自然，毫無矯飾之情；不論在主問或盤問都有問必答，而且直接、流暢。

16.被盤問時，代表被告的駱資深大律師向X指出，他不能夠把被告恐嚇時確實用字逐字覆述、被告沒有直接說是斬他、被告是向他半恐嚇、半哀求見面、6月30日去到旺角的賓館之後，X曾問被告會否做iMessage內說的恐嚇行為，而被告回覆不會做、在7月10日，在X家中進行性行為前，被告亦有說過有關手筋的恐嚇並非認真，X全部同意，並無半點猶疑。這些說話只有X與被告二人知道，X要否認實在十分容易，如果X要誣告，為甚麼對這些明顯有利於被告的說法一一同意呢？

17.對於辯方指出X以往與其他前男友有性關係，他瀏覽男同性戀者網站，及X開放的性態度，X亦毫無掩飾，全部直認不諱。X的證供一直是前後吻合，雖然他同意在給警方口供中講及在旺角賓館事件時，忘記了說被告曾用手指插他肛門，但這只屬一些性行為中的細節，錄口供時忘記了是不足為奇的。

18.另一方面，被告的證供吻合文件證據P8至10，這些紀錄是不受爭議的。P9紀錄了被告與X之間由2012年5月15日至6月29日凌晨的WhatsApp訊息。P8紀錄了他們由6月29日至8月8日的iMessage訊息，但P8及9顯示的時間，如第二控方證人電腦法證警員解釋，一般要加八小時才是正確時間，這些紀錄的準確性是不受爭議的。P10是X手提電話通話紀錄。

19.有關控罪一，從WhatsApp最後一個紀錄（記項3184）可以見到2013年6月29日00：51：43時，X對被告提出分手，而且態度堅決。但是當二人用iMessage再通訊時，即2013年6月29日13：58：24時，X卻同意見面「搞嘢」，X解釋「搞嘢」的意思是性行為，這是沒有受到爭議。iMessage中X的說話顯示了X有明顯的態度轉變，由決絕的WhatsApp分手通知，變成同意見面「搞嘢」。但同時要注意，他重複地說過了這次見面之後，被告不要再騷擾他的家人及同學。這口吻顯示X並非心甘情願。

20.有關控罪二，在6月30日二人見面之後，在iMessage對話中，被告承諾不再見面，但是在7月6日，被告又再以iMessage找X。X在記項108堅決表明心態說彼此不再是朋友 “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y，we are not friends anymore.” 而由此開始被告態度開始強硬，先說他有X很多不見得人的相（記項125）、使錢可以令X不能上大學（記項131）、不知自己幾時會發癲（記項308）、可以慢慢玩X（記項348）、看他出招（記項352）。當X仍然拒絕一起（記項377），被告更進一步說要X雙手的筋（記項378至384）。但在一輪電話通話之後再繼續的iMessage對話，可以見到X改變了態度，願意 “4 times and普通朋友” ，並且相約在X家中見面。這態度的轉變，吻合了X說在iMessage及電話對話中受恐嚇而驚慌。X解釋 “4 times” 意思是四次性行為，被告說「一次想出兩次」意思是射精兩次（記項412）。這說法沒有受質疑，亦沒有相反證據。這支持了X說被告威脅要性行為，本席認為P8及P9支持了X受威脅的說法。

21.代表被告的駱資深大律師在書面陳詞及庭上補充指出，從證物D1及D2，可以見到X對認識被告的人Two Carson及Lam Yiu說過母親已知道他的性取向，X知道二人是被告好友及舊同學，必然預期他們會向被告透露，被告不會以此恐嚇，控方亦沒有傳召X的母親，而X對自己性取向根本十分公開。

22.本席認為這些證據並不影響X的可信性。首先，沒有證據顯示被告知道X對Two Carson及Lam Yiu說的話，即使被告知道，亦不證明被告不會向X作出恐嚇。即使X不介意讓母親或朋友知道性取向，並不代表X不會怕有人找他母親及同學造成滋擾，所以不能反向推論說被告沒有這樣做。而且X說過母親知道他性取向亦只是他自己猜測。辯方批評X的為人，X承認他中三已交男友，並曾發生性關係，並且經常觀看同性戀網站，流連同性戀者酒吧，亦承認對肛交有興趣及不抗拒，他曾有多名性對象，言下之意指X濫交。這些批評並非沒有基礎，本席在考慮X可信性時，已謹記這些批評。

23.辯方繼續指X在跟被告發生性行為後的行為，跟一個被恐嚇後的人的行為不符，這點本席並不同意。辯方所指的不吻合行為包括二人性行為之後一同拍照、晚餐、影貼紙相、及對被告在Facebook上載二人拖手相讚好等等表現。辯方指出X的表現看來是令人感到X與被告關係友好。但法庭要注意的是，這兩次見面之後X相信被告不會再找他，他亦希望雙方關係可以和諧終結。X表面上保持與被告友好關係，以免刺激被告作出衝動行為是可以理解的。這些友好表現與X曾被恐嚇並非相互不容，反而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反應。

24.本席留意到X說，在他給被告最後一個WhatsApp口訊表達分手之後，及在第一個iMessage之間，被告打電話給他，並在電話中作出恐嚇。但是根據證物P8至10，這段期間並沒有X的手機與被告的已知兩個手機號碼（字頭分別是6573及6714）之間的電話通話紀錄。辯方在盤問時沒有否認這期間二人有電話通話。本席小心考慮之後，認為證物P10電話紀錄並不令本席懷疑X的證供可信性。首先X證供沒有說明雙方用甚麼號碼的電話通話，X沒有說是用家居電話、網上電話，還是用手提電話。即使雙方都是用手提電話，被告可用上述兩個電話號碼以外電話和X通話，所以證物P10不證明最後的WhatsApp與最先的iMessage之間X沒有與被告通電話。而且X亦可能記錯了通話時間或聯繫方法，這是並不出奇的。

25.本席認為更重要的是，在最後的WhatsApp訊息，X堅決表明分手，如果在第一個iMessage之前沒有任何聯繫，X又怎會在第一個iMessage提及「3點旺角見面」，被告又怎會在記項8說「我今朝好直接話要，你都知，問幾點，而家我book咗房話唔得。」明顯地，在第一個iMessage之前，二人一定已聯繫過，講及在旺角見面及訂房，本席認為X的可信性不受證物P10所影響。

26.考慮了所有證供之後，本席相信X是誠實證人。

有否恐嚇

27.本席還要考慮X的證供是否可靠，本席要留意X在8月1日報警，沒有證據顯示報警之前他對被告的恐嚇說話做了文字或其他紀錄，所以錄取口供時他應該是靠記憶去覆述被告說的話。而6月29日距8月1日已經超過一個月，他會否記憶錯誤呢？他更加說被告在電話中暗示要傷害他，但恐嚇的用字不直接，X亦未能覆述。本席認為事隔已久，X不能覆述被告要傷害他的字眼是可以理解的。這恐嚇在訊息中沒有重複，本席感到單靠X記憶及理解去認定被告恐嚇要傷害X身體是不穩當的。

28.但是本席肯定X不會記錯了被告恐嚇要把他性取向告訴他家人及同學，這可以在6月29日的iMessage中，X多次要求被告不要騷擾他家人及同學的訊息得到支持。至於7月10日之前的恐嚇，距離8月1日落口供不太遠，X所說的恐嚇及公開他的性取向，與iMessage中被告提及X不見得人的相及告訴X看多人的討論區，都是吻合的。訊息中被告說要X雙手的筋，亦吻合被告威脅要傷害X的說法。

29.綜觀iMessage的訊息，本席相信X的記憶可靠無誤。本席肯定在6月30日前，被告恐嚇要對X家人及同學公開他性取向。在7月10日前，被告恐嚇公開X性取向及公開他的相片，與及傷害他身體。

性行為是否恐嚇所促致

30.兩項控罪中的性行為是不受爭議的，問題是這些性行為是否被告的威嚇手段促致而成。在英國案例AG’s reference（No 1 of 1975）[1975] QB 773，英國上訴庭解釋「促致」（procure）這字意思為 “to procure means to produce by endeavour. You procure thing by setting out to see that it happens and taking the appropriate steps to produce the happening.” 因此控方需證明被告的恐嚇行為與X的性行為有因果關係。

31.在盤問時，X同意二人在6月30日在賓館內，X曾問被告如果他不見被告，被告在訊息中所說的是否會做，被告說不會，並且說自己不識用iPhone，不懂複製X電話的資料，X不肯定這對話是性行為之前或之後。X亦同意在7月10日，在X家中時，在母親的房內發生性行為之前，X問被告有關手筋的恐嚇是否講真。被告說他不會這樣做，他其實只想再見X這一次。覆問的時候X說，他對被告所說半信半疑。

32.法庭要考慮被告的說話會否在案發時使他之前受的威脅失去效力呢？如果有此可能，控方便證明不到促使元素。本席邀請雙方就兩項控罪中性行為是否恐嚇行為所促致作出陳詞，並順帶對企圖及刑事恐嚇罪行作陳詞，雙方都作出了協助，本席在此感激雙方代表大律師。控方在書面陳詞指出一些支持促致關係的案中證據，辯方則在書面陳詞及庭上補充，提出X證據含糊不清，X曾同意被告的威嚇目的是要他回應及見面。他同意第一次性行為前或後及在第二次性行為前，被告已對聲稱的威嚇澄清。X亦有為被告口交，他亦同意自己對肛交不抗拒。二人性行為之後表現親暱。

33.在小心考慮所有證據及雙方陳詞之後，本席的裁斷是兩次性行為都是被告的威嚇所促致。雖然X曾同意被告恐嚇是想他回應及見面，但他的意思必須要從他的證供整體去理解。從前文後理與及整體來看，他說被告想見面的意思，是指見面及進行性行為，X多次說他是不自願下發生性行為，這意思是清晰不過的，他根本不想再見被告，遑論與他發生性行為。他不抗拒與人有肛交行為，並不代表他願意與被告進行這行為。

34.值得特別小心考慮的是，在兩次分別在賓館及X家中見面時，被告說不會執行他恐嚇的作為。X不記得在賓館的一次，被告是性行為之前或之後說，法庭應該以對被告較有利的可能性作考慮，當作兩次都是在性行為發生之前所說。本席認為綜觀X證供，他的證供是十分清晰，如果不是被告的恐嚇，他根本不會去見被告，更加不會與他發生性行為。雖然在兩次事件中，被告說不會做恐嚇的事，但是在覆問之下X說他當時半信半疑，他的意思其實就是對被告有所懷疑，仍然害怕，才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從邏輯而言，他已決心離開被告不再見他，既然連見他也不願意，為何肯發生性行為呢？唯一合理推論是他因為被告的恐嚇才會這樣做。

35.X同意辯方出示的被告與Two Carson及Lam Yiu的訊息，訊息中X說其實他母親知道他的性取向，覆問時X說這只是他的猜測。本席認為即使X相信母親已知道他的性取向，也不代表X不擔心被告會找他母親及同學，因為這會對他們造成騷擾。X的憂慮實質上是擔心被告找他母親及同學，對他們造成滋擾，這種憂慮在WhatsApp記項13、19及25清楚表現出來。X曾把家人及同學聯絡方法儲存在交回被告的手機中，又曾經與被告發生過性行為，他仍然擔心被告找他家人及同學，是合理的推論。對於X擔心被傷害的憂慮，在覆問時，X說被告認識黑社會的人，被告當時已經在他家中，他已無法抗拒，他又擔心反抗會令被告逼他做更多的事情，這都顯示了X對被告的恐懼沒有因為被告的安撫而消除。

36.本席肯定X與被告進行兩次性行為，都是因為被告的威嚇而受驚，兩次性行為前威嚇仍然對他有效力，X因此與被告發生這兩次性行為。

被告的心態

37.被告恐嚇X的意圖或目的是甚麼呢？辯方陳詞說，X在庭上亦同意被告目的只是懇求與他見面及交談，被告並且在P8記項154說「何況琴日我酒醉」，對之前說的話作出澄清。本席較早前已經說過，從X的證供整體來看，他意思是被告要求見面及發生性行為。被告說恐嚇說話的目的當然是他自己知道，被告在iMessage中用了一些帶威脅性的字眼，在字面上都是十分清楚的恐嚇說話。被告沒有在庭上作供解釋他的說話是甚麼意思，這當然是他的權利。雖然被告在iMessage聲稱自己酒醉，但是本案中沒有這證據。當然酒醉之言，氣憤或情急之下，一時衝口而出的魯莽之言，正如Lo Tong Kai v The Queen （[1977]HKLR 193）案中所說的“wild and whirling words”和“instinctive outburst of spleen”，都不能構成刑事恐嚇。法庭要小心考慮整體環境情況去決定，被告說恐嚇說話時的意圖是甚麼，他是否意圖令X受驚，如有此意圖，他已犯刑事恐嚇。

38.要證明本案兩項控罪，控方更要證明被告意圖以恐嚇手段促致與X發生性行為。被告的恐嚇說話是否衝口而出的魯莽之言或酒後胡言呢？他是否無心令X受驚呢？從iMessage的訊息去推論，本席肯定不是。有關控罪一，在6月29日，第一個至五十八個iMessage歷時兩個多小時的訊息中，被告的恐嚇口吻不單只強硬，而且堅持，證明了被告的恐嚇並非一時莽語或戲言。

39.同樣地，有關控罪二，在7月6日至7月9日期間無數個訊息之中，被告不單態度強硬，更加多次重複威嚇。在7月8日，當X表明不想再做朋友，毋須再交談之後（記項110），被告先威脅說他有很多X見不得人的相（記項125），要令X上不到大學（記項131），再進而提升威嚇說可找人把X的相放上網（記項153）。至7月9日，被告繼續威嚇X讀不到書會是悲劇（記項328），看他出招（記項352），要令X失去前途（記項358）。當X仍然表示不想在一起時（記項377），被告更加重語氣，威嚇要傷害X雙手（記項378至384）。這持續的威嚇絕非酒醉胡言，而是存心要令X受驚。

40.被告的目的是甚麼呢？有關控罪一，在6月29日的訊息中，被告說訂了房，他說「我今朝好直接話要，而家我book咗房話唔得？」而X回應說「搞嘢，但是唔做嗰啲嘢」，6月30日二人見面後，被告即帶X去一間賓館進行性行為。從這些對話及環境，唯一合理推論是被告恐嚇的目的，不單只是要見X，而是要令X與他進行性行為。

41.有關控罪二，在7月9日電話中，X與被告爭論性行為次數，最終協議四次性行為。在訊息中，被告更說明天在被告家中見面，「一次想出兩次」。這都是被告要求發生性行為的清晰證據，從這些對話，唯一合理推論是被告恐嚇目的是要使X和他進行性行為。

42.本席認定兩次見面，被告的目的是為了進行性行為，這亦是恐嚇X的意圖。

43.辯方提出，如果被告意圖以威脅手段促致非法性行為，決不會於性行為之前澄清他的威脅，本席認為必須要從整個環境去考慮被告當時心態。兩次事件中，被告並不是主動去澄清自己的恐嚇說話，而是回應X的問題。在這兩次見面，當X跟被告去賓館及讓被告進入母親的房間時，明顯地被告會知道X已經就範、屈服，即將與他進行性行為，此時X已無路可退，被告又何需繼續說強硬恐嚇說話破壞氣氛呢？明顯地被告目的不是在澄清或者撤回恐嚇，而是對X安撫情緒，軟硬兼施而已。本席肯定在兩次性行為時，被告明知X是因為他的恐嚇才和他進行性行為。本席肯定在兩項控罪事件中，被告意圖以威脅手段促致X與他作非法性行為。

44.雙方就企圖罪的法律及證據的陳詞給本席很大協助，但是由於以上的事實認定，法庭毋須再進一步詳細討論企圖罪名。本席只簡單地說，即使促使元素未獲證明，法庭認為被告兩次的作為已超乎預備作為，他亦有犯此兩項控罪意圖，所以已犯企圖罪行。

45.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標準之下證明兩項控罪所有元素，本席裁定被告兩項罪名，罪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