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羅孝輝及另一人

DCCC 22/2014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4年第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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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斷理由書

引言

1.兩名被告人（D1及D2）共同面對一項「盜竊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9條（控罪一）。第一被告人（D1）另外單獨面對一項「在香港非法入境後未得入境事務處處長授權而留在香港」，違反香港法例第115章《入境條例》第38(1)(b)條（控罪二）。

2.兩名被告人均否認控罪一，但D1承認控罪二並同意與之相關的案情。本席押後D1就控罪二的判刑，並就控罪一進行審訊。

3.控罪一的罪行詳情原指D1和D2於2013年10月17日，在九龍紅磡港鐵站16號扶手電梯，連同徐偉光，偷竊一部iPad（控方證物P1），屬於劉懌的財產。但在控方第一證人警署警長2095（PW1）作證完畢後，控方申請將控罪一的詳情作如下的修改：（i）將「徐偉光」改為另一名男子；和（ii）將「劉懌」改為另一人。辯方反對控方的申請。

4.本席在聽取控、辯各方的陳詞後，批准控方修改控罪一，本席在批准控方申請時已經詳細交待原因，在此不贅。D1和D2否認修訂後的控罪一。代表D1的曾大律師和代表D2的余大律師都表示他們毋須再傳召PW1作證。

5.本案的另一位證人為女警8585（PW2）。除了PW1和PW2的證供外，控方也依賴一份同意事實（控方證物P9）與及P9內提到的文件證據，包括：－ P2 2013年10月25日2219時D1的補錄口供； P3 2013年10月25日2050時D2的補錄口供； P4 一張八達通咭（S/N : 102175771）； P5 八達通咭交易記錄； P6 D2的入境處出入境記錄； P7 2013年10月27日0923時D1的會面記錄；及 P8 一本紅磡港鐵站的相薄。

關鍵爭議

6.在本案沒有爭議的是在2013年10月17日，下午3時38分左右在九龍紅磡港鐵站內，有三名男子在通往第3和第4號月台的16號扶手電梯上，從一名男乘客的公事包內偷去了一部iPad（P1），但被PW1和他的下屬警員PC33199發現。那三名竊匪中的一人，經一輪逃跑後，最後在第1號月台被PC33199拘捕，而P1亦在該月台與列車中間的空隙下被尋回。至於另外兩名竊匪，則逃去無踪。

7.控方指上述兩名逃去的竊匪，就是在2013年10月25日在尖沙咀，聲稱被PW1認出並在同日稍後被PW1的下屬拘捕的D1和D2。

8.因此，本案的關鍵，在於PW1的辨認證供是否可信和可靠。本席提醒自己，舉證的責任在於控方，其舉證標準是毫無合理疑點，被告一方沒有責任證明什麽。反之，如果本席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接納PW1的證據，那麽本席必須判兩名被告人控罪一罪名不成立。

相關法律

9.在這宗審訊中，控方D1和D2的指控，完全取決於PW1對D1和D2辨認是否正確無誤，而辯方則指稱兩名被告人被錯誤地辨認。為了防止在過去一些案件中曾出現的不公平情況，在本案中，本席緊記英國上訴庭在R v Ｔurnbull [1977] QB 224一案頒下的指導，在依賴辨認證據把被告人定罪之前，必須特別小心考慮。有些證人，因為他們自己對某些事情堅信無疑，或會令人對這些事情也會覺得可確信無疑。不過，這些證人同樣可能會犯錯。在審訊中，PW1可能會是這樣的證人。因此，本席會仔細研究PW1是在甚麽情況下辨認兩名被告人，例如他對他所稱的竊匪們觀察了多久？距離有多遠？光線怎樣？有否任何東西防礙他觀察被告人等？PW1有甚麽特別理由會記得D1和D2？從他最初看見D1和D2到兩名被告人被拘捕，中間相隔多久？兩名被告人的外表與PW1最初的描述，有沒有顯著的差異等等。參見Archbold Hong Kong 2014，第14-1至14-5段內所載的有關法律和原則。

10.此外，根據同意案情（P9）第7段，D2在香港沒有犯罪記錄，本席給予自己關乎「良好品格」的指引（good character direction），即是說就D2補錄口供的免責部份的可信性（credibility）和他本人對盜竊行為有較低的習性（propensity）這兩方面，予以考慮：見R v Vye [1993] 1 WLR 471；及見Archbold Hong Kong 2014，第4-262段。

11.還有的是，PW2在作供時提到她在2013年10月25日在金鐘地鐵站和在稍後在列車車廂內對D1和D2的行為的觀察。辯方兩位大律師對此沒有提出反對或盤問，但無論PW2的觀察是否熟實，都與控罪一的指控無關，本席不會就PW2那方面的證供對D1和D2作出任何不利的推斷，也不會受它影響。PW2的證供的相關性在於解釋為什麽她會留意兩名被告人，並將發現報告給她的上司PW1，最後導致D1和D2被捕的經過：參HKSAR v Kwok Hing Tony [2013] 3 HKLRD 769。

證據

12.就2013年10月17日的事件，PW1的證供有以下的要點： －

(1) PW1是鐵路警區特遣隊的主管，在當日與下屬PC33199在紅磡港鐵站內執行便裝巡邏。

(2) 同日下午3時38分左右，PW1與PC33199從第2號月台乘14號扶手電梯上車站大堂。其間，在他前面5至6級的位置，有一名男子（A）轉身向右，往後觀望，神色帶點緊張。接着在A前面的另一名男子（B）也右轉往後觀望，神色同樣帶點緊張。雖然PW1與A和B之間還有兩名乘客，但從PW1的位置，他可以清楚看見A和B的整個臉孔；PW1看着A和B的面約有5至6秒。

(3) PW1順着A和B的視線，左轉往後望，看見PC33199在他身後，PC33199左後方約兩級下有另一名男子（C）。C同樣以畧為緊張的神色回望A和B。PW1看了C的面約兩至三秒，然後低聲向PC33199表示A，Ｂ和C有可疑。

(4) 之後，PW1上前越過前面的兩名乘客，站在A後兩級的位置。與此同時，他察覺PC33199和C也上前，C站在PC33199左方後一級。

(5) A和B到達大堂後急步走向右邊16號扶手電梯往下，PW1為了避免被發現，在到達大堂後步向左邊，但仍然一直留意A和B的舉動，見C上到大堂後，跑往A和B的方向。PW1和PC33199在大堂稍候約5秒，也乘16號扶手電梯往下。

(6) 在16號扶手電梯上，PW1和A、B及C相距約5至6米。B離PW1最近，B前面是A，A前面是C。C前有一男乘客，背後拖着一個行李箱，行李箱上掛着一個公事包。

(7) 當C距離月台約有6至7級時，PW1見他將身體挨近前面男乘客的行李箱，從上面的公事包內取出一部綠色的物件（後來證實為P1），然後右轉，用右手將P1交予身後的A，PW1因此得以看見C的右邊臉。A接過P1後，隨即將之遞給身後的B，B將P1放入自己的斜揹袋內。這過程中，男乘客並不知道自己的iPad已被偷去，他到達月台後，向右邊走，而A、B和C一面望着該男乘客，一面往左邊的第4號月台。

(8) PW1見此，立即跑下扶手電梯，告知男乘客他被偷了，言罷轉身跑向4號月台，見A站在一個車廂內近車門的位置，而C則在同一車廂內較深的地方，兩人都望着PW1。當時，PW1與兩者的距離約有7米，PW1一面跑向他們，一面注視着他們的臉，為時一至二秒鐘。PW1進入車廂後，經過門口旁的A，站在C前若一呎的位置，表露警察身份，命令C和A不許動，這時他望着C的臉若有一秒鐘。

(9) 這時，PW1聽到車廂外有嘈吵聲大叫不許動。PW1望見PC33199正在追捕B。當下，PW1決定放棄C和A，離開車廂去協助PC33199。

(10) 當PW1到達1號月台時，PC33199已經將B用手扣反鎖在背後，當時約為1545時。後來，港鐵的職員從1號月台路軌的位置尋回P1。PC33199把P1給上述男乘辨認，證實為後者的財物。

(11) PW1認出16號扶手電梯上在他前面的3名男子就是之前的A、B和C，是因為C曾經轉身，讓他看見C的側面。至於A和B，PW1是憑他們的衣着、身型、髮型和高度認出他們。PW1特別指出A當時是剪了一個“陸軍裝”，近乎剷光頭的。

(12) 由第14號扶手電梯至大堂，由大堂至第16號扶手電梯，再到下面的第3和第4號月台，一直是光線充足。當PW1向C和A表露身份時，車廂內的光線比上述的地方更亮。

13.就紅磡站事件後第8天，即2013年10月25日，D1和D2被捕的經過，PW1的證據重點包括：－

(1) 當天下午約3時45分，他與PC33199在金鐘地鐵站1號月台執行便衣巡邏時，從收發器接獲PW2通知有兩名可疑男子登上了前往尖沙咀的列車。PW1和PC33199隨即也登上該列車，但沒有在車上看見PW2或PW2所說的那兩名可疑男子。

(2) 列車到達尖沙咀站後，PW1從收發器通知說該兩名可疑男子乘扶手電梯往N出口的方向。PW1也乘扶手電梯往上，在電梯上看見一名男子，與PW2描述的其中一個相似。該男子急步走往N出口。他是個高個子（約5呎10吋）剪陸軍裝髮型的。

(3) 到了地面後，PW1見高個子與一名身材矮小（5呎3吋）的男子在說話。PW1上前察看，發覺高個子和矮個子正是在10月17日在紅磡站逃脫的那兩名竊匪，便隨即透過收發器通知同僚該兩名男子就是日前逃脫的，要求同僚將兩人截停。

(4) 此時，那兩名一高一矮男子突然跑向彌敦道。高個子最後被PC33199在彌敦道54號門外截停。

(5) PW1繼續追那名矮個子，終於在加拿芬道15至19號門下截停他。這時，PW2也到達協助。

(6) PW1指出那名被捕的矮個子（D1）就是C；而那名被捕的剪陸軍裝的高個子（D2），就是A。

(7) PW1能認出D1就是C，是因為他的髮型（頭髮比較短），有點高的額頭，身型和樣貌。至於他能認出D2就是A，是因為他有點肥，髮型（當時是剪了個「陸軍裝」），身型和高度。

14.此外，PW1還提及以下值得注意的幾點：－ (1) 他自1995起參與反扒竊的案件約200宗，拘捕人士超過300人。這類的工作，需要他不斷注意別人，分析別人的身體語言和眼神等。十多年來，這種訓練使他對辯認和分析的能力超過一般人； (2) 2013年10月17日的事件，是他當警察的32年生涯中，第一次面對疑犯，正要進行拘捕的情況下，為了要協助同儕，毅然放棄拘捕，使疑犯逃脫，讓他們有機會繼續犯事。PW1事後對此耿耿於懷，留下深刻的印象；和 (3) 在之後的一個星期，他有反覆想起事發的經過和涉案人物的容貌。

15.PW1接受D1代表曾大律師盤問時，被問及在2013年10月17日有沒有留意到D1有什麽特徵。他回答說，D1的左邊眉毛之上有顆癦。在追問之下，PW1同意他為此案一共回了4份口供，日期分別為2013年10月17日、25日、26日和2014年1月9日。他同意在這4份口供內，他都沒有提及D1右眉上的癦，也沒有提及D1的額頭有點高。PW1同意他沒有任何相片或錄影輔助他辨認D1，也沒有進行認人手續。他承認他很想將在10月17日逃脫的犯人逮捕歸案，但他不同意他只是因為D1和C相像，便說D1就是C。

16.PW1接受D2代表余大律師盤問時，說他在2013年10月25日接獲PW2通知兩名可疑男子為一高一矮時，並沒有聯想到他們可能與紅磡10月17日的案件有關。PW1同意除了上述的4份口供外，在2013年10月17日1915時，他在記事冊內寫了關於紅磡案件的記項。PW1同意根據他記事冊的記項和最初的口供，他描述A為5呎8吋高，這只是他當時的估計。但D2被拘捕後，他發覺D2比自己高，所以在後來的口供說D2是5呎10吋高。PW1同意他在16號扶手電梯目擊偷竊案發生後，認為C是比較重要的目標，因為他是動手偷竊的人，而且C的身量較小，他進入車廂後，自然地衝向後者。但是，他說他當時有同時注意A，而且由於A站近車門，所以他必須先經過A，才能到達C面前。他不同意錯認D2為A。他說在10月17日，他最主要並不是注意A的高度。

17.PW2就2013年10月25日的事件所作的證供，與PW1的相若，沒有顯著的分別。本席留意到她的證供，沒有受到辯方的質疑或反對。但是如前所述，她為什麽認為D1和D2當日的舉動有可懷疑，與本案的控罪無關，本席也不打算覆述她這方面的證供。重要的是她有將D1的身高和衣着告知同僚，並跟着D1和D2由金鐘站乘車往尖沙咀下車。她看見D1和D2先後上了扶手電梯，出閘後，往N5出口走。她到了N5出口，看見D1和D2步上通往地面的樓梯，後面有PW1跟着。PW1離開N5出口後數秒鐘，PW2便從收發器聽到PW1說D1和D2就是日前在紅磡逃掉的那兩個人，並要求同僚截住他們。後來，PW2見PW1追着D1，在加拿芬道15至19號門外將後者截停。PW2遂上前協助。

18.控方其餘的證據，包括以下的同意事實：－

(1) 於2013年10月25日，1605時許，兩被告人分別被帶到尖沙咀警務室。於約1618時PC10876正式拘捕D1，懷疑他於2013年10月17日干犯盜竊罪，並予以警誡。D1當時沒說話。後來PC10876在尖沙咀警署內於2219時作補錄口供［控方證物P-2］時，D1警誡後說他當天不在香港也沒偷東西。

(2) 於同日1618時，PC33199拘捕D2，懷疑他干犯2013年10月17日在紅磡火車站盜竊，警誡後D2說：「17號那天，我已經回深圳處。」［控方證物P-3］

(3) 於2013年10月17日，DPC51170於0923時向D1錄取會面記錄［控方證物P-7］，警誡後D1承認2013年10月19日午夜坐船來港，凌晨0500時在香港仔落船，來港想找工作。

(4) DPC51170於2013年10月27日在D2的個人財物內撿取一張八達通卡（號碼102175771）［控方證物P-4］。該卡的交易記錄［控方證物P-5］資料顯示於2013年10月17日在1741時，HK$21.60在地下鐵東線扣去。而移民局的出入境電腦記錄［控方證物P-6］顯示D2在2013年10月12日到港及於2013年10月17日的1758時從羅湖關口離港。及

(5) 警方於2013年10月26日把第一控罪所涉及的蘋果IPAD平板電腦［控方證物P1］送往鑒證科以作指紋驗證。經檢驗後，並未能取得能吻合D1或D2的指紋驗證。

中段陳詞

19.控方舉證完畢，曾大律師和余大律師代表D1和D2作出中段陳詞，兩位批評PW1的辨認口供質素差劣，不足以支持定罪：他對兩名被告人面容的觀察前後合共只有數秒鐘；10月17日的事件由第14號扶手電梯起以至B被捕，只有7分多鐘的時間，不足以讓PW1對兩名被告人有足夠的觀察；D1和D2被拘捕，已經是8天後的事，PW1很可能是認錯了人；就D1，曾大律師指PW1所說的特徵，包括右眉上的癦和額頭較高等，在他4份口供內都沒有提及，而癦的事，更只是在庭認人之後，盤問之下才首次提及，可信程度成疑；就D2，余大律師指PW1在偷竊案發生後，將注意力主要集中於C身上；PW1對A的身高，前後給予兩個不同的抒述，一為5呎8吋，一為5呎10吋，顯示他對D2的辨認並不可靠。

20.代表控方的鄭大律師回應時指辯方的陳詞或適切於結案陳詞，但就中段陳詞而言，該等陳詞不足以令辯方無須答辯。

21.本席考慮了各方的陳詞，裁定D1和D2須就控罪一答辯，現給予原因如下：－

(1) 本席考慮了Archbold 2014，第14-4段提及的法律原則和各個案例，明白在本案如果控方就辨認一方面的證據質素差劣，不足以支持定罪的話，本席有權並有責任裁定兩名被告人毋須就控罪答辯，宣判他們無罪；及

(2) 雖然PW1聲稱對D1和D2面容的正面觀察，每次都維時短暫，但其中不乏對兩者的近距離觀察，而且當時現場光線充足，本席也須顧及多次觀察的累積效果。再者，PW1作為警員的專業訓練和經驗，與及他聲稱在10月17日至25日期間曾經常回憶10月17日事件的經過和涉案人士的容貎，這些都是適切的考慮因素：見Archbold Hong Kong 2014，第14-12段。參見HKSAR v Kong Wai Chun & Ors (CACC 252/2009) 和其中提及的各相關案例。總而言之，本席認為聲稱對D1和D2的辨認證供有足夠的質素，使兩名被告人須就控罪一答辯。

22.基於以上，本席拒絕接受辯方的中段陳詞。 辯方案情

23.兩名被告人明白自己的權利，選擇不作供，也不傳召証人。

24.根據D1和D2警誡下的回答，兩人均聲稱他們與紅磡站的偷竊案無關。D1指他是在2013年10月20日凌晨偷渡到達香港。D2指他在10月17號那天已經返回深圳。

25.曾大律師在結案時採納她的中段陳詞，並強調PW1聲稱在2013年10月17日對D1的觀察皆在短暫和困難的環境下進行。再者，PW1對D1特徵的描述，是他在庭上認人之後才提出的，質疑PW1是否真的在10月17日已看見他聲稱看見的D1的特徵，並暗示PW1對D1的描述是基於他在庭上對D1近距離觀察的結果，而不是來自記憶。曾大律師也陳詞指PW1的工作，要求他每天見大量的人物。綜合以上，她認為疑點應歸於D1。

26.余大律師也採納自己的中段陳詞和曾大律師的陳詞。余大律師也指出D2的八達通記錄顯示他當日被扣去21.6元。但當天從紅磡站至羅湖站的票價應高於此數。余大律師倚靠「港鐵乘客指南及八達通車費表」（生效日期：01/12/2013）（辯方證物D1）。D1顯示由紅磡至羅湖的票價為34.4元，而由粉嶺至羅湖一段的票價為21.6元。

考慮

27.對於PW1的證供，本席有以下的評估：－

(1) 在紅磡站14號扶手電梯上，雖然初時PW1與A和B之間另外還有兩名乘客，而且所有人都是站在電梯的右邊，但本席接受該兩名乘客並沒有阻礙PW1的視線。這是因為A和B當時是站在PW1的 5至6級之上，是較高的位置，而PW1是向上望。再者，PW1因為感到A和B有可疑，以他作為一位資深警察，必然注意A和B的外貎和特徵。

(2) 雖然PW1在14號扶手電梯上只望了C約兩秒，但C當時是站在PC33199之後兩級，而PC33199是站在PW1身後，因此，PW1對C是近距離觀察。而且，由於PW1心裏已有懷疑，他也必然會對C的外貎和特徵多加注意。

(3) 本席接受PW1到達大堂之後，有繼續留意A和B的舉動。之後在16號電梯上，雖然沒有機會看到A和B的面，但有機會進一步留意他們的身型，又特別注意到A是剪了一個「陸軍裝」，幾乎光頭。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察和明顯的特徵。

(4) 在16號電梯上，PW1看見C的側面，PW1也說在目擊偷竊之後他認為C是比較重要的目標。本席認為這個說法是合情理的。在進入車廂後，PW1更是站到C的跟前面對面，也留意到C比A矮細，凡此種種，都令本席相信他應對C有深刻的印象。

(5) 雖然PW1原先估計A是5呎8吋高，後來又更正為5呎10吋，但本席不認為這是一個顯著的分別。不竟他在10月17日與A處於同一水平的時間較短，大多數時間他對A的觀察，無論是從正面或背後看，都是在扶手電梯上進行。本席認為更加重要的是他有機會注視A的容貎，並指出A是剪陸軍裝，剷得幾乎光頭。在盤問時，辯方並不爭議PW1對A髮型的描述與D2吻合。

(6) 雖然PW1是在約一星期後，才再次遇見他認為分別是C和A的D1及D2，但本席接受10月17日事件PW1耿耿於懷，這其實是人之常情。本席也接受他說在事後有反覆想起該事件和涉案人物的容貎，這也是合情合理的。

(7) 基於PW1和PW2的口供互相吻合，本席接受PW1在2013年10月25日在指示下屬截停D1和D2時，有向他們表示D1和D2就是在紅磡港鐵站逃脫的那兩個人。然而，在證據法上，這方面的證據屬於「先前一致陳述」（prior consistent statement），其作用只限於顯示PW1說他能辨認出D1和D2分別，就是C和A，並不是如曾大律師陳詞時所暗示的，是新近杜撰（late invention），設計（late device）或重整（late reconstruction），而是早在2013年10月25日，他已經說他認出D1和D2。但是，這不能作為考慮PW1的辨認是否正確無誤這一議題的證據：見R v Oyesiku, 56 Cr App R 240, 246；及見Archbold Hong Kong 2014，第8-105段。本席不會忽畧在10月25日當時，PW1並沒有向下屬指出D1有高額頭和眉上有癦等特徵。因此，這方面的證供即使可以「先前一致陳述」而被接納，本席也不會給予顯著的比重，它對本席的判決不具決定性。

(8) 本席接受PW1調查扒竊案件的經驗和訓練，令他對辨認人物的能力有所提升，在這方面比一般人強。

(9) 本席有考慮到曾大律師對PW1的證供的種種批評，包括他沒有在證人陳述書內提及D1的容貎特徵。而關於D1右眉上的癦，也只是他在庭上認人後，在盤問時才首次提及的。但是，這些證據上不完美的地方，並沒有使本席作為事實的判斷者，對PW1證供的可信性和可靠性產生疑問。再者，就庭上觀察所見，D1的身高明顯地較一般成年男子矮小，而他的面相，即使不計他右眉上的癦，也是屬於比較容易令人留有印象的一類。因此，本席對PW1能認出D1，並不感到奇怪。

(10) 本席也沒有忽畧D1和D2各自在警誡下均聲稱他們沒有參與紅磡的案件，D1更聲稱自己當時不在香港。但是由於D1和D2的聲稱沒有接受盤受的試驗，對於這些警誡下的免責陳述（exculpatory statement），本席不給予任何比重，它們也沒有令本席對PW1的證供產生疑問。

(11) 至於D2的八達通記錄，本席接受它本身不能顯示D2有乘搭東鐵從紅磡前往羅湖。由於本案沒有證據顯示A有沒有在紅磡站購票入閘或者是以什麽方法購票，也不知道他上的列車能否直達羅湖站或A有沒有在途中轉車，本席不會在這些方面作任何臆測。但另一方面，八達通記錄和D2的出入境記錄顯示在10月17日當天他身在香港，在時間上也有可能參與紅磡的偷竊案。本席認為八達通記錄並沒有削弱控方的案，但對它也沒有很大的幫助，是中性的。

(12) 本席認為P1上沒有D1或D2的指膜，是中性的證據，並不影響本席對PW1證供的評估。

(13) 本席也考慮到D1和D2之中，是否可能只有一位與紅磡的案件有關，但PW1因為在10月25日看見他們兩人在一起，而錯誤聯想到另一位也是在逃人士。但考慮過所有證據之後，並不接受這個可能性。

總結

28.本席將所有可能對辯方有利的證據和論點作了綜合考慮，但基於PW1和PW2在庭上作證時的言行舉止，他們口供的前後一致性和在盤問下沒有被動搖，本席接受他們都是誠實的証人。

29.再者，本席採納和應用R v Turnbull一案的各項引導，小心考慮PW1的證供，尤其是他每次對D1和D2觀察時的環境情況和時間上的限制，本案的其他證據，並辯方大律師的陳詞，但最後認為可以安全地接受PW1對D1和D2的辨認是正確無誤的。

30.D1和D2沒有作證或傳召證人，這是他們的權利。但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本席毫無疑問，他們就是在2013年10月17日，在紅磡港鐵站16號扶手電梯，連同另一名男子，偷竊證物P1的那兩個人，而P1是屬於另一人的財物。因此，本席裁定D1和D2控罪一罪名成立。

有關向上訴法庭提出的相關上訴，請參閲CACC91/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