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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A 4/201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高院小額錢債審裁處上訴2014年第4號
（原小額錢債審裁處申索2012年第46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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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索人 |
梁志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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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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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 |
周凌，林慧瑜經營
利昇物業代理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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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訊日期： 2014年5月28日 |
| 判案書日期： 2014年6月3日 |
判案書
1.上訴人乃小額錢債審裁處(“審裁處”)申索書編號2012年第4613號的申索人。他不服審裁處早前撤銷其申索，倚仗香港法例第338章《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以上述判決涉及法律問題為由，要求原訟法庭批予許可以提出上訴。本席在2014年3月25日批予上訴許可。
2.本上訴所涉的事實背景，已在2014年3月25日頒布的“判決書” 述及。為方便理解本 “判決書”，本席引述其中相關部份：
“2. 本申請所涉的背景，可簡述如下。［上訴人］在2010 年購入大埔道的一個住宅單位。兩被告人是該物業交易中的經紀。但其後雙方就該交易的經紀佣金，出現爭議。
3. ［上訴人］指，在經紀佣金出現爭議的期間，即約從2010年9 月至2011年3月，兩被告人指使其他人不分晝夜，致電［上訴人］，以粗言穢語對他及其家人做成滋擾。
4． ［上訴人］聲稱，一名自稱張姓的男子，是兩被告人指派製造滋擾的人。該男子在滋擾電話中，曾聲稱是受其中一名被告人委託，向申索人追討該經紀佣金。此外，［ 上訴人］亦發現，有人張貼街招，向他追討欠款。
5. 兩被告人否認上述指控。並指他們在2011年已獲審裁處判決得直，［上訴人］需支付經紀佣金。
6. 審裁處在本申請所涉的原判決(2013年12月17日)及覆核裁決書(2014年1月17日)中，判定：
(a) 信納［上訴人］確曾受到滋擾；
(b) ［上訴人］因而患有抑鬱症。
7. 但審裁處判定，並無充份證據足以證明滋擾電話，及追討欠債招貼，是兩被告人指使所致。在作出這判定時，審裁處認為：
(a) 除［上訴人］的證供外，他並未能提供其他的證據支持他的說法；
(b) ［上訴人］在覆核聆訊時傳召的葉女士的證供指，該張姓男子在電話中說，是兩被告人其中之一指使他致電追債,
這兩項都僅是［上訴人］及其證人的單方面指控，不足以構成充份的證據。”
基於以上理由，審裁處判定，上訴人未能確立其申索。
3.證據法的基本法律原則是，與訟各方傳召的證人在審訊時所作的證供，足以構成訴訟所需的證據基礎。正如Phipson on Evidence(2013年)第18版，第14-01段說：
“As a general rule, courts may act on the testimony of a single witness even where there is no other evidence which supports it. Indeed, where in a civil case such testimony is unimpeached the court should act on it, and need not leave its credit to the jury”.
4.如前所述，在本上訴所涉的申索中，審裁處裁定上訴人未能確立的僅為：
“… 該等滋擾是來自被告人或受被告人委託或指示的”(2013 年12月17日的 “判決書”，第11.2段)。
(因申索被撤銷，審裁處並無處理損害賠償數額)
5.審裁處又判定，可視為與上述爭議點相關的證據是：
(a) 上訴人的證供(他自2010年9月初起，經常收到滋擾電話。致電的都是自稱姓張的同一把男聲。該人聲稱他是受其中一名被告人委託向上訴人追討$8,000佣金)；
(b) 上訴人有關2010年10月有人張貼追討欠款的街招的證供；
(c) 上訴人的前妻(一位葉女士)在覆核聆訊時所作的證供(她透過上訴人家中的電話錄音，聽到一名自稱張姓男子是受被告人指示，向上訴人追債及說粗言穢語)。
(詳見2013年12月17日的 “判決書”，第11.2及14段；2014年1 月17日的 “覆核裁定書”，第2段)
6.就前第5(a) 及 (b) 段，審裁處只是說：
“有關 … 的證詞，［上訴人］並未能提供其他的證據支持他的說法 … 因此，… 本席認為［上訴人］並未能在相對可能性的標準下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 …”
(2013年12月17日的 “判決書”，第14及15段)。而就前第 5(c) 段，審裁處則說：
“… 本席認為［上訴人］所提出的證供及證據都是他及他的證人單方面對事件的指控 …”
(2014年1月17日的 “覆核裁定書”，第3段)。
7.審裁處並沒有述明，上述的結論：
(1) 是否建基於審裁處對前第5段所述的證供的：
(a) 可信性；及/或
(b) 可靠性，
的裁斷(及(假如是建基於此等裁斷)所持的理據)；
(2) 是否基於審裁處認定，該等證供所涉的範疇，屬法律規定必須具佐證的範疇(或至少是最好具佐證的範疇)，及（假如是如此裁定)所持的理據。
8.除前第3及7段所述的基本法律原則外，第338章第 16(3) 條亦規定：
“審裁處如認為任何事宜與申索有關，則不論該事宜曾否由任何一方提出，亦須予以查訊。”
故此，審裁處亦有法定的責任，就前第7段所述的事宜，予以查訊。
9.其實，本上訴所涉的申索，前曾在審裁處由另一審裁官審理(但亦同樣被撤銷)。原訟法庭另一位法官在將申索發回審裁處重審時，曾在 “裁決書” 作出以一下論述：
“20. [就審裁處不信納申索人聲稱他曾被滋擾的證供的裁斷是否正確] 在上述的醫生證供之中，雖然曾醫生就 [申索人]的抑鬱症是因電話滋擾造成這一說法的資料是來自 [申索人]本人，但若果 [申索人] 確實在求醫期間患了抑鬱症，審裁官就必須把這事實與 [申索人] 的證供一併考慮，並繼而分析 [申索人] 患上抑鬱症的事實是否能支持他所稱曾經被電話滋擾的說法。另一方面審裁官亦同時需要考慮 [申索人]求醫時已是事發後一年多時間，曾醫生的斷症又是否可以支持 [申索人] 所指曾經受電話滋擾而導致精神困擾呢？此等問題都需要審裁官在考慮所有證供後，作出事實的裁決。
21. 除了電話滋擾以外，另一方面，[申索人] 提及2010 年10月5日，曾經有人在他家門外貼上 … 追債告示。… 雖然本席不能(亦不應)在此就上述的追債告示作出事實的判決，但本席認為審裁官起碼應該就該幾張追債告示的證據與 [申索人] 所稱遭受滋擾的問題上一併考慮。
22. 唯審裁官的判決書中，未有就以上所述兩點(即曾醫生對抑鬱症的斷症以及追債告示的證據)詳加考慮和分析。相反地，審裁官在有關問題作出分析以前便否定了 [申索人]所指曾經受電話滋擾的說法，本席故此認為審裁官在處理證供問題上是不妥當和有錯誤的。”
從以上引述的 “裁決書” 可見，審裁處有責任就重要的證據，作出具理據的處理。
10.基於上述各點，本席決定依第338章第29(1)(c) 條，將本上訴所涉申索，發回審裁處的同一審裁官，就前第4段所述的事項(及假如審裁處裁定上訴人已成功確立被告人的責任時，就損害賠償數額及訟費等)，予以重新聆訊。
11.本席亦為此依第338章第29(1)(c) 條發出指示，審裁處應就前第4段所述的事項，依前第3、5及7段所述，作出所需的裁斷。
12.為免有模糊不清之處：
(a) 除前第5段所述外，審裁處亦應將前第9段所引述的 “判決書” 中提及的追債告示，列入為考慮事項之一；
(b) 假如審裁處裁斷前第5及11段所述的，屬可信及可靠的證據，審裁處應進一步裁斷，有關的滋擾，是否有合理可能，是源於與被告人無關的原因。
申索人(上訴人)：無律師代表，自行應訊
被告人(答辯人)：無律師代表，由林慧瑜女士代表出庭應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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