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許芷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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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468/201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4年第468號 (原東區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4年第1679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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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上訴人被裁定一項「刑事恐嚇」罪[1]成立 ，暫委裁判官李紹豪(裁判官)判她做社會服務120 小時，她不服定罪上訴。 2.控方第一證人是交通督導員，案發當日中午，她在西安街附近執行職務，分別票控上訴人姐姐的私家車、一輛貨車和電單車[2]，當她票控上訴人姐姐的私家車時，上訴人用粗口責駡她為何不票控附近的違例車輛，更恐嚇說：「告、告、告，你咁鐘意告，因住我實搵人斬死你。」，當時另一女子也加入責駡。後來，控方第一證人離開，遇上警員54771並向他求助(控方第二證人)，兩人折返現場在一冷氣工程店[3]內拘捕上訴人，警誡後上訴人表示沒有恐嚇控方第一證人。 3.上訴人辯稱當日她姐姐(辯方第二證人)的私家車泊在西安街糖果店前，她則在附近的報紙檔[4]工作。其間，店主通知「抄牌」，於是前來跟控方第一證人理論，她指責控方第一證人沒有票控其他違例車輛，並表示會投訴。其後，她返回報紙檔，遇見辯方第二證人，兩人再步回私家車取定額罰款告票。這時，她見控方第一證人踢倒糖果店外的貨物，又高聲嘲諷上訴人替人「睇車」，她再與控方第一證人爭拗。 定罪理由 4.裁判官不相信控方第一證人虛構恐嚇語句，更不信她習慣用「告」字，所以恐嚇語句才重複用「告」字。案發時控方第一證人只在該區當值約兩個月，每天沿不同路線執行職務，不熟悉街道詳情並不出奇。裁判官又接受控方第一證人所講，她會盡量避免衝突，非迫不得已不會用「救命鐘」召警協助。裁判官認為控方第一證人受驚未必有表徵，警員看不出也不足為奇。雖然控方第一證人沒有即時在記事冊記錄被恐嚇的事，裁判官接受她解釋因當時驚慌沒有記錄，不過稍後會詳細在筆錄口供講述。其實，警員確認在現場已記錄恐嚇語句在記事冊。裁判官認為控方第一證人經仔細盤問仍沒有動搖，接受她是可靠證人。 5.至於辯方證供，裁判官認為上訴人見到控方第一證人踢糖果店的貨物，但又不通知店主實不合理。盤問時上訴人表示並非不接受姐姐的私家車被票控，但事件中她的行為卻明顯是不服，所以才要求控方第一證人票控其他車。裁判官認為她的言行與庭上的講法不一致，不是可信證人。 6.辯方第二證人供稱案發當日留下車匙給上訴人，只防有緊急情況，不是要求上訴人代「睇車」，這與上訴人所講不吻合，上訴人供稱是替辯方第二證人睇車，以免被票控。 7.另外，辯方第二證人同樣見到控方第一證人踢糖果店貨物 ，但也沒有通知店主，她解釋因趕時間。裁判官認為她其實留在現場的時間不短，證供不可靠。 8.關於上訴人的丈夫(辯方第三證人)，他不在現場，只憑上訴人轉述，證供作用有限。 9.裁判官接受控方第一證人的證供，上訴人曾出言恐嚇，並非一時戲言，有意令控方第一證人受驚，所以裁定她罪成。 上訴理由和討論 10.姚大華大律師指出，審訊謄本顯示，控方第一證人時常用「告」字[5]，是她的口頭禪，這現象支持辯方所講她揑造恐嚇語句。裁判官忽略這點，事實裁斷出錯。 11.高級檢控官馮美琪指出，除了用「告」字，控方第一證人也用「票控」、「檢控」、「發告票」等等詞彙，雖然用「告」字的次數比較多，但整體而言並不支持口頭禪的講法。 12.本席詳細看過雙方指出的謄本紀錄，從問答的上文下理來看，是自然的表達方式，無論用那個字或詞彙，都沒有一定規律。控方第一證人有時剛用「告」字又突然轉用其他詞彙如「告票」或「票控」[6]，本席不同意「告」字是控方第一證人的口頭禪。 13.控方第二證人供稱沒發現控方第一證人有受驚的徵狀，兩人遇上時她步速正常，姚大律師指這些證供與控方第一證人的講法不符，裁判官不應接受後者的證供。 14.關於受驚與否，裁判官已詳細考慮[7]，當時控方第一證人供稱仍受驚，但沒有任何明顯的表徵，本席同意裁判官的看法，控方第一證人受驚，是內心感受，不一定表露出來，控方第二證人未必察覺得到，所以不能以此推翻受驚的講法。 15.至於控方第一證人遇見控方第二證人時是「跑」，是「行」、抑或是「急步」，她的證供前後有不同的形容。她先說跑去找控方第二證人[8]，接著說向前行快啲離開現場[9]，最後說急步行[10]。 16.裁判官知道有關不同的描述，而且也考慮過控方第二證人所講是平常步速[11]。他親身觀察各證人作供時的表現，最後認為這分歧不足以影響控方第一證人的誠信[12]。這是裁判官衡量證人可信與否的範疇，除非有明顯不妥，本席沒有理由干預。 17.考慮過有關證供，本席同意這分歧並不重要，不應完全否定控方第一證人的證供。 18.基於以上分析，本席駁回定罪上訴。
答辯人：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馮美琪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由梁錫濂黃國基吳志彬律師行轉聘姚大華大律師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