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夏志強

HCMA 668/201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不服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高院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4年第668號

（原東區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4年第29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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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理由書

1.上訴人夏志強在裁判官蘇惠德席前，經審訊被裁定一項「盜竊」罪有罪，違反《盜竊罪條例》（第210章）第9條。他不服定罪上訴。

2.本席即席駁回上訴，現頒下理由。

控方案情

3.控方指上訴人拾遺不報，將流動電話據為己有。

4.便衣警員（第一證人）在機鐵列車上見上訴人形跡可疑，截停搜查，搜出兩部手提電話：一部為上訴人之I-phone，另一部為三星手提電話。上訴人指三星電話於旺角二手店購買，但說不出日期、店名等。警員在上訴人銀包發現兩張SIM卡，以盜竊罪將他拘捕。警誡下，上訴人指他拾獲電話，準備交到警署。

5.到警署，探員（第二證人）於警誡下替上訴人錄取兩份會面紀錄，上訴人對自願性並無爭議，內容基本上與他庭上供詞相同。

辯方案情

6.上訴人在機場任職服務主任多年，並呈上多封表揚信件。午飯後他在禁區拾到手提電話，等了一會無人認領，因要趕回工作把手提電話袋好。下午他要到旅行社付款，打算之後將電話交到警署。

7.上訴人指三星電話開不着，把兩張SIM卡拆下，放入自己電話，以尋找失主，但尺碼不合，便放進銀包。截查時因拆下SIM卡，怕警員不信他，情急下訛稱在二手店購買，拘捕後說出真相。

8.上訴人呈上醫務報告，指他在2009 年被診斷有焦慮症，2011年後最後一次覆診，當時服藥一個月。

裁判官的理由

9.裁判官信納第一及第二證人之證據。

10.裁判官考慮上訴人呈上之多封表揚信，謹記他有正面良好品格，並作出適當指引，但仍拒納上訴人之解釋，並對兩份會面紀錄不賦予比重，理由如下：

(1) 上訴人在機場工作20多年，在禁區拾得失物，理應知道準備離境的旅客定會找保安或警員查詢，因此將失物交回警崗或保安正常不過，但盤問他下卻認為交給保安並不恰當，難道他怕機場保安侵吞失物？

(2) 他在會面紀錄中解釋取出SIM卡，是因為手機開不着，好奇拆出來，但之後不能裝回。所謂好奇，難以置信，拆除SIM卡亦與所謂找尋事主意圖不符；

(3) 上訴人被警員截查，為何說謊而不把握機會將失物交出，實有違常理；他指稱擔心因為拆掉SIM卡而水洗不清，則為何拆掉時不把SIM卡放回失機？

11.裁判官指上訴人於2009年患有焦慮症，但2011年後已沒有覆診服藥，唯一結論是犯案時他沒有受焦慮症影響。

12.裁判官指上訴人將兩張SIM卡拆出，放入自己銀包內，唯一合理及不可抗拒的結論是他將手機據為己有，無意圖交給警方。不論主觀或客觀來說，必屬不誠實，因此罪成。

上訴理由

13.上訴人呈上多份陳詞，大部份内容是詳細複述辯方案情。歸納其上訴理由如下：

(1) 兩名警員雖然沒有威迫利誘，但他有受到難為，因此他們並非可信證人；

(2) 他在機場工作20 年，一向被人認為很有誠信，亦曾路不拾遺，並呈上多封求情信，裁判官不予理會並不公平；

(3) 他說謊是因為驚慌，但作供不善辭令，即使裁判官不信，亦應接納警誡供詞所言為真；

(4) 法律沒有規定失物應馬上歸還，他待稍後才交回警署，並非永久剝奪，他非多計的人，否則會向警員即時交出；

(5) 警方曾考慮准他簽保守行為，裁判官亦知道，但沒有盡力為他爭取，現要求以簽保守行為處理。

討論

14.上訴人承認拾起失物及對警員説謊，對控方案情基本沒有爭議，關鍵是他準備交到警署的解釋。他所謂被警員難為，但沒有準備謄本指出審訊時任何盤問。無論如何，警誡供詞與他的證供相符，不存在自願性問題。而警誡供詞出自他本人，不能加強他的可信性。

15.無論在裁判官席前或上訴階段，上訴人強調他以往的正面良好品格。裁判官對良好品格已作考慮，亦根據法律作出適當指引。信納與否，屬裁判官作為實事裁斷者之取捨。

16.本席提醒上訴人，裁判法院上訴並不是單方面重新作供，需要指出裁判官思維上之錯誤或遺漏，否則上訴法庭不會對事實裁斷作出干預。即使上訴人以往品格良好，最終要按整體證據來決定。

17.裁判官拒納上訴人的解釋，理由十分充分。裁判官不信納説謊的解釋，但並非因此而定罪。定罪推論有足夠證據支持。本席看不到有任何錯誤。

18.以擔保守行為對控罪作另類處理，純屬控辯雙方之商議，法庭從不介入。至於上訴人現要求批准上訴，改以擔保守行為了事，並非上訴恰當程序。

19.基於上述理由，上訴駁回。

答辯人：由律政司署理高級檢控官莫韻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無律師代表，親自應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