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少娟（彭祖添的遺產管理人） 對 醫院管理局/威爾斯親王醫院

HCPI 566/2014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傷亡訴訟2014年第5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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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1.被告人以時效條例為由，申請剔除原告人的申索陳述書及撤銷或擱置訴訟。

I.  案件背景

2.彭祖添（“死者”）患有晩期肺癌，於被告人院方接受診治，但因病情嚴重，不適合接受化療或外科手術，其後因呼吸急促，被告人的醫生於2002年9月26日進行胸膜刺穿放液法，死者於2002年9月29日去世。醫生在死亡證上填寫死因為肺癌，個案未有呈報死因裁判官。

3.直至2005年，死者之長女（即原告人）向死因裁判官提出要求進行研訊，警方遂尋求獨立專家臨床腫瘤科顧問區兆基醫生，總括來說，區醫生認為胸膜刺穿放液法在當時是實效及極安全做法，其後死者的衰退不大可能（unlikely）與胸膜刺穿放液法有關，也找不到任何證據顯示有醫療失當。

4.2006年間，死因裁判法庭去信原告人，指鑒於獨立專家認為醫院給予死者的醫療恰當，死者是死於自然，毋須開庭審訊。

5.原告人遂提出上訴，上訴法庭於2009年7月23日頒發判案書，其中有述及“並沒有足夠的證據推翻區醫生的獨立專家意見”，而“原告人並未能提出任何相反的專家意見以支持其說法”，原告人的指控只是自己的 “主觀憶測”，所以上訴被駁回。

6.原告人直至2014年6月16日才入稟高等法院提出本訴訟，申索陳述書大概是指被告人的醫生“存心欺騙及誤導”令死者接受不必要的胸膜刺穿放液法，導致肺出血，血塊阻塞氣管導致窒息死亡，而死因並非肺癌。

7.原告人入稟同時，有向法庭存檔一份由鍾少石醫生於2011年9月7日所寫的專家報告。

8.被告人指出，原告人早於2004年10月25日已經收到被告人的醫療紀錄，之後約1年半內，雙方也有多次通訊，而醫院管理局公眾投訴委員會也有對事件調查，而被告人更於2005年6月21日的信內向原告人指出：

“如果你對本院為彭先生提供的治療仍有懷疑，不妨考慮從法律途徑解決。”

9.被告人指出，原告人應最遲於2009年7月23日上訴法庭頒發判案書時清楚了解，循法律途徑解決事件是需要一份獨立醫學專家報告，而原告人亦於約兩年後取得這報告，但她沒有積極跟進事件，卻只於上訴法庭判案書之後差不多5年才入稟高院，明顯是違反時限條例第28(3)段。

10.有鑒於時限條例第30段，法庭是有權凌駕於時限條例的，但在行使這酌情權時，法庭需考慮種種因素，包括第30(3)段所提及有關本案的所有相關的實況，尤其是第30(3f)段所提及需考慮原告人索取專家意見的程序，及專家意見的本質。

11.經小心考慮鍾少石醫生的2011年報吿，本席認為，鍾醫生未有支持原告人對被告人的醫生“存心欺騙及誤導”的指控，也未有提出合乎疏忽法理測試“Bolam test”及“causation test”的意見。

12.本席了解原告人沒有律師代表，所以於2014年10月29日聆聽本申請時，特別向原告人提點解釋“Bolam test”及“causation test”，而本席更再次押後聆訊，容許原告人索取一份附加專家報告。

13.原告人向法庭提交了鍾少石醫生於2015年2月17日寫的附加專家報告。

14.經再次小心考慮，本席認為，鍾醫生的附加報告雖有提出似乎合乎“Bolam test”的意見，但他表示因種種因素，死因是一個謎（“In conclusion, the exact immediate cause of death is a mystery…”）

15.鍾醫生有嘗試提出有關“causation test”的意見，但只能提出“不能排除有可能”（“could not be ruled out”）胸膜刺穿放液法是導致死亡的原因。顯然易見，鍾醫生的意見未能乎合“causation test”。

II.  總結

16.本席已因原告人未有律師代表而向原告人作出最大的通融，但總括而言，本席考慮此案的種種實況，認為原告人於死者死亡之後約12年才提出訴訟，但至今仍然未能提出合乎疏忽法理測試的專家報告，所以法庭根本沒有任何依據行駛推翻時限的酌情權。

17.本席作出以下命令：

(a) 接納被告人2014年9月5日經修訂傳召訴訟各方傳票第一段的申請，撤銷原告人的訴訟；

(b) 原告人須付予被告人因本訴訟（包括本申請）的訟費，如這些訟費未能由雙方協定，則由法庭評定。

原告人親自行事，無律師代表。

唐天燊律師行代表被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