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志光及另一人

DCCC 971/2016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16年第9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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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第一和第二被告人共同被控5項「逃稅」罪，違反《稅務條例》（第112章）第82(1)(g) 條。他們均否認全部控罪。

控方案情

2.控方的證據看似繁複，但本案的主要爭議事項屬法律議題，故本席認為，無須詳細複述控方的證據。

3.涉案時段，2位被告人均是泛太置業有限公司（下稱「泛太」）的股東暨董事。「泛太」在本港經營地產代理業務。

4.涉案的課稅年度，「泛太」向稅務局（下稱「稅局」）呈交文件作報稅用途（包括經會計師審核的財務報表、利得稅報稅表、表格IR56M「支付酬金給僱員以外人士通知書」等）。

5.稅局調查後發現，「泛太」呈交的IR56M表格上提及的某些收款人（下統稱「鬼工」），並沒有替「泛太」工作或向該公司提供服務；亦沒有收過「泛太」任何報酬。關於「泛太」聲稱支付給「鬼工」的開支屬虛假，辯方原則上沒有爭議。

6.稅局人員搜查了「泛太」的辦公室、「泛太」核數師的辦公室、2位被告人的住所。在「泛太」核數師的辦公室，稅局人員撿取了一些看似與「泛太」有關的文件（下統稱「會計師賬目」）。

7.控方第21證人（稅局評稅主任許女士）詳細審視和研究了「會計師賬目」。她發現，「泛太」向稅局申報的開支包含了聲稱支付給「鬼工」的各類別款項。許女士認為，於涉案的課稅年度，2位被告人刻意誇大了「泛太」的開支，從而減少了其可評稅利潤。

8.每項控罪所涉的文件證物及詳情，主控徐大律師已在書面結案陳詞中清楚列出，本席不在此贅述。

辯方案情

9.第一被告人選擇不作供，但傳召了一位辯方證人（楊先生）。本席謹記，第一被告人有權保持緘默，本席不會因此作出對他不利的推論。

10.楊先生稱，自1989年便從事地產代理業務，持有E牌（即可以自行開業），曾任職本港各大、中型地產代理行。楊先生表示，他認識男子Andy LIN（但不知道其中文姓名），是第一被告人介紹的。楊先生指，Andy LIN自稱人脈廣，可向地產代理提供打算置業、投資的客戶；亦可提供人手處理接送客戶、查冊、裝修等繁瑣事務。楊先生解釋，地產代理的工作很忙，需要他人協助跟進瑣碎雜務。楊先生亦指，大型地產代理行人手充足，但據他所知，中、小型行會聘用中間人（介紹客戶或處理雜務）。至於中間人如何處理雜務或會轉聘甚麼人代勞，地產代理行一般不會過問。

11.第二被告人選擇作供，但沒有傳召辯方證人。

12.簡單說，第二被告人稱，關於利用「鬼工」虛報「泛太」的開支，他全不知情。由於「泛太」開業時，第一被告人是破產人士，不能擔任公司董事，所以只有第二被告人能簽署文件。即使第一被告人的破產令於2006年解除，這安排仍維持下去。第二被告人指，他花了很多時間鑽研涉案的文件，得出的結論是，「泛太」並沒有誇大公司的開支。其實是第一被告人利用「鬼工」，把自己的收入虛報為公司的開支，從而減少自己的可評稅收入。第二被告人承認，第一被告人曾建議他照做，當時自己沒有多加思索便隨口答應。

證據評估及分析

13.舉證責任在控方，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每項控罪的每一元素。本席謹記，必須獨立考量針對每位被告人的證據。

14.第一和第二被告人均沒有刑事紀錄。關於他們的良好品格，本席已對自己作出適當的指引。

15.涉案的「鬼工」沒有替「泛太」工作；亦沒有收過「泛太」一分一毫，是不爭的事實。本案的關鍵是，如何證明「泛太」向稅局申報的開支（下稱「大數」），包含了聲稱支付給「鬼工」的款項（下稱「細項」）。

16.控方第21證人（許女士）同意，假如沒有「會計師賬目」，便不能證明「大數」包含了「細項」。就這事項，衍生了一項關於「傳聞證據」的法律議題 (legal issue)。關於這法律議題，控、辯雙方均依賴終審法院在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UI Kin Hong (1999) 2 HKCFAR 510案訂下的法律原則[1]。

17.本席細心考慮了LUI Kin Hong案的判詞[2]。

18.本席認為，在本案，控方並非單純證明，某些記項在「會計師賬目」中出現。為了證明「大數」包含哪些「細項」，控方其實是要求法庭考慮「會計師賬目」的內容，並接納該些內容顯示，「大數」包含了某些「細項」。控方指稱，這並非要證明「會計師賬目」內容的真確性 (to prove the truth of their contents)。相反，控方力陳，其目的是要證明「大數」屬虛假。

19.本席認為，控方把2個概念（即「大數」的組成和「大數」的真實性[3]）混淆了。控方要求法庭根據「會計師賬目」的內容，從而作出推論，「大數」包含了某些「細項」（這是「大數」的組成）。控方稱，「會計師賬目」只是「環境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法庭則可根據這些環境證據，作出「非傳聞性質推論」(the drawing of non-hearsay inferences from the form and contents of a document is permissible)。本席並不認同控方這論點[4]。

20.先不理會「大數」是否屬實（這是其真實性）。既然控方要求法庭裁斷「大數」包含哪些「細項」，法庭便須考慮並接納「會計師賬目」的內容，才能作出推論。換言之，即使控方指稱「大數」及某些「細項」並非「真相」，為了裁斷「大數」由哪些「細項」組成，法庭亦無可避免依賴「會計師賬目」的內容。這樣便構成「傳聞證供」。因為只有製作「會計師賬目」的人，才能道出其內容表達甚麼。至於「大數」的真實性（即是否「真相」），控方還須先證明，它是由哪些「細項」組合而成，才能依賴其他客觀據，證明它屬虛假。

21.即使本席處理上述法律議題犯錯，本席認為，現時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呈堂的「會計師賬目」，就是最後的版本。該些文件，未經任何人簽署，也沒有日期。沒有其製作者的證供，控方沒法證明，「泛太」呈交稅局的財務報表，是根據呈堂的「會計師賬目」製備的。數字上的吻合，只代表呈堂的「會計師賬目」是解讀「大數」如何組成的其中一個可能。

22.本案涉及詮釋撿獲的「會計師賬目」。雖然許女士具會計師資格，她的身分是本案的調查員 (investigating officer)，故控方應傳召獨立法證會計師 (forensic accountant) 就這方面作供。本席明白控方的立場，許女士並非以專家身分作供，純粹向法庭陳述她發現的證據而已。但本席認為，即使撇下「傳聞證供」這法律議題，本案涉及檢視和詮釋大量屬會計性質的紀錄，相關結論（即「大數」如何組成）其實超越了普通常識的範疇。因此，控方不能單純依賴許女士證供來協助法庭。

23.以上各項分析，均適用於控罪一至五。

24.關於控罪三至五，證據顯示，「泛太」把部份或全部聲稱發給「鬼工」的款項，以支票形式支付了給第一及∕或第二被告人。換言之，「泛太」的銀行存款減少了。對此，控方稱，「泛太」根本不應該有這些支出；即使銀行存款減少，始終是誇大了公司的開支而令其利潤減少。本席並不認同控方這論點。

25.控罪三至五並非一般的詐騙罪行。「從而使該公司於該課稅年度的應評稅利潤減少了同等金額」是本案5項控罪的元素之一。「泛太」的現金到了2位被告人手中，是不爭的事實。就「泛太」而言，公司的銀行存款的確減少了。可是，這些「開支」是否恰當；能否為報稅的目的申報；對「泛太」的評稅有何影響，控方沒有提出任何證據。

26.本席認同辯方黃大律師的陳詞。按現有證據，控方最多只能證明，收款人（即「鬼工」）及相關開支的性質屬虛假；但未能證明，「泛太」的開支[5]屬虛假。換言之，控方只能證明，虛假的收款人存在及他們的酬金是虛假，卻未能證明「泛太」作了虛假支出。

27.至於辯方的證供，本席認為，無須詳細分析。

28.按現有證據，身為陪審員，本席相信，關於「鬼工」的存在，第一和第二被告人沒有可能不知情。唯虛報支付給「鬼工」款項的目的，是為了減少「泛太」的可評稅利潤還是2位被告人的可評稅收入，現時沒有足夠證據供本席裁斷。

29.基於上述各項分析和理由，本席認為，控方未能就5項控罪舉證至毫無合理疑點。本席裁定，控罪一至五，第一和第二被告人罪名不成立。

30.雖然證據充分顯示，有人處理「泛太」的賬目和報稅時作出不當行為；本席亦相信，一般具合理思維的人也會認為，本案證據確鑿，但身為專業法官，本席必須仔細分析相關的法律議題，並按適用法律原則行事。本席強調，本案的裁決，絕不代表本席認同某些行為。兩位被告人脫罪，是基於法律原則的詮釋和應用，純屬技術範疇。程序公義，是本港刑事審訊制度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