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錦文 對 譚芳及另二人

DCCJ 3882/2014 & DCCJ 518/2015（合併）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民事訴訟2014年第38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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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民事訴訟2015年第5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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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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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

1.本案牽涉原告人李錦文先生，和第一及第二被告人，譚芳小姐及陳雯燕小姐的商業糾紛；而第三被告人，金企汽車有限公司（「金企」），則為他們三人合資的公司。

2.李先生聲稱他受僱於金企，因而向金企申索欠薪、法定大假補償及強積金供款等項目；他又指譚、陳違反了他們三人之間，日期為2013年2月28日的「入股協議書」 （「該協議書」，丙一/182 - 185[1]），因而向譚、陳申索六十萬元的賠償。金企否認李先生為其僱員，因而無須支付欠薪、大假補償及強積金等項目；並因李先生身為實質董事（de facto director）及/或按《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下「擔任董事職位的人」而疏忽職守，侵吞金企的財產，違反了受信責任，向李先生反申索；譚、陳二位則否認他們有違反該協議書，並指李先生借錢不還，向他反申索。

3.法庭於2015年3月17日，命令本兩案合併處理；在2016年8月22日，法庭亦命令，就金企的反申索，在審訊期間只就責任爭議作出審訊；有關損害賠償評估和交回款項/物品的濟助，則尚待判決時的進一步指示作出評估/查訊。

4.本案的爭議點在：

(a)  李先生是否金企的僱員；

(b)  譚、陳二人有否違反該協議書；

(c)  李先生可否被視作金企的董事；及

(d)  李先生有否違反受信責任、損害金企的利益，因而要作出賠償。

李先生的案情

5.李先生的案情簡述如下：

(a) 金企原先由譚、陳二人成立，並於沙田火炭坳背灣街38-42號華衛工貿中心地下4A及B室（「火炭店」）以「GWM Group」（「GWM Group」）為名經營汽車維修業務。

(b) 根據該協議書，李、譚、陳三人，同意成立金企。李先生持四千股，譚、陳各持三千股，合共一萬股。

(c) 李先生共投入資金八十萬元如下：

(i) 現金二十五萬元；

(ii) 他將原先經營位於新界大圍交通城大廈8樓3號及10號舖（「大圍店」）的汽車維修公司「迦南行汽車工程」（「前迦南行」）內所有資產、生財工具、租約連按金等，估值為三十五萬元，投入金企；入股後，金企會於前迦南行原址，經營「迦南行汽車工程」（「後迦南行」）以替代李先生原先經營的前迦南行

(iii) 餘下二十萬元，由譚、陳二人借出。

(d) 李先生亦會以營運總監身份管理GWM Group及後迦南行，基本月薪為四萬元；

(e) 約在2013年尾，譚及陳沒有向李先生發放日常營運資金，而令李先生只能以日常收入，支付員工薪金及購買維修零件，維持公司的運作。約於2014年8月，譚及陳宣稱會出售金企，李先生到公司註冊處查冊，發現按紀錄，他並沒有持有金企的股份；

(f) 李先生認為譚、陳二人沒有按該協議書的規定，將金企的股份轉讓給他；而金企於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30日期間，沒有按照僱傭合約，支付他八個月的欠薪，共三十二萬元，及法定大假補償、強積金供款等；李先生因而申索他所投資的六十萬元（即現金二十五萬元加估值為三十五萬元的前迦南行），及共$367,151的欠薪、法定大假補償及強積金供款等。

答辯及反申索

6.譚、陳指，他們已經按該協議書的要求，簽署及準備好相關的賣出/買入單（Bought/Sold Notes），轉讓書（Installment of Transfer）等文件（合稱為「轉股文件」），並交予李先生，協議好由他處理餘下的轉股程序，但李先生並沒有按照協議，處理餘下的手續，令股票轉讓程序沒有完成，責任在李先生身上；此外，金企並非李先生的僱主，因而沒有責任去支付薪金、法定大假補償、強積金供款等。

7.譚、陳反申索李先生，指稱他未有按照該協議書及日期為2013年6月24日的增加股本協議書 （「增股協議書」，丙一/196 - 197 ）[2]，償還他們借貸予李先生合共三十二萬元；金企則指稱李先生侵吞了金企的款項、挪用了其物資，並因李先生身為實質董事，及/或「擔任董事職位的人」，並違反了董事責任、缺乏合理水平的謹慎、技巧及努力行事的責任等侵權行為，導致金企損失，而要求賠償。

證供分析

8.雙方各有自己的事實版本，互不相容；本席要先解決雙方的事實爭議。經詳細考慮後，本席接納譚、陳一方的證供，而否決李先生的證供。

9.在李先生的證人陳述書，第10段說「本人的營運總監職責沒有獲公司授權處理（金企）租約等權力」（乙/76）；但金企的租約，他是有份簽署的（丙/202）。

10.他的證人陳述書中提到 「除基本薪金外，本人沒有權就（金企）的利潤得分紅，紅利或利息」（乙/76）。此說法亦與該協議書不符，在該協議書第6段提到：「日後公司所有利潤和虧損，將會以（李、譚、陳）三方之股份比例分配」（丙一/132）；

11.李先生在證人陳述書中指他「亦經常多次代公司墊支款項」，但他沒有提供任何紀錄以支持這說法，甚至未能提出一個實際金額以供參考；在勞資審裁處及本案中均沒有申索墊支的款項。本席認為李先生完全沒有根據聲稱他曾代金企墊支。

12.李先生聲稱，金企曾發出八張支票，每張四萬元，共三十二萬元，以支付他的薪金（丙二/663 - 665），但因金企的銀行帳戶存款不足，不能兌現；之後，譚、陳表示，該八張支票，因為超過了半年限期及字體褪色，不能兌現，所以他們取回了該八張支票。

13.本席小心察看過支票的副本，發現支票的字體並非由人手寫下，而是以較粗、較大的字體編印出來的，文字清䀿、完整，清楚顯示日期、收款人、金額等資料；亦顯示發票人想收票人及銀行清楚看見這些資料，而用了較粗大的字體。完全沒有李先生所說，字體褪色的情況。

14.李先生在庭上聲稱，文件冊內的副本清楚，是因為該副本是由一份簽收時清䀿的副本再影印而成的。李先生的證供，實在自相矛盾。按照李先生的說法，在他簽收時，金企必然是將打印清楚的支票交給他的；而他只需交到銀行兌現就可以了；如果金企因為資金不足而不能將支票兌現，那麼，銀行的退票信件，就是金企拖欠李先生金錢的最好證據了。

15.每張支票，均由李先生，再加譚或陳簽署。支票日期由2013年12月30日到2014年7月30日，大約每個月發出一張。他的說法，亦確認他已經簽收了該些支票。李先生聲稱因支票超過半年限期，而不能兌現，本席覺得這說法非常奇怪，因為支票給予他後，就由他自行決定何時兌現；那麼，必然是他自己決定沒有在限期前，將該些支票兌現了。

16.此外，根據李先生的證人陳述書，當他交出該些支票時，並沒有提及曾附上任何條件。這完全不符合常理。按照他的說法，這些共值三十二萬元的支票，是他的薪金，而他又知道金企缺乏資金，但竟然無條件地交回給譚陳二人，實在匪夷所思。

17.李先生為金企銀行戶口的必然簽署人，又是受票人，支票金額為四萬元，按照常理，如果他簽發、收取支票時，必然會留意支票的狀況，如果發現有任何問題， 理應即時提出。

18.李先生的說法，和文件互相衝突，亦不合乎常理。

19.本席認為，譚、陳一方的證供合理，亦有文件支持；本席接納他們一方的證供。

20.陳小姐聲稱，大約在2002年，認識了李先生。當時，李先生受聘於陳小姐的丈夫，譚英傑先生，所擁有的一間二手汽車買賣公司，任職汽車清潔工作。之後，約於2004年李先生離職，不久他便開設了前迦南行；而譚、陳的二手車公司，亦成為他的客戶。

21.約在2012年9月，譚、陳等希望提供一條龍的汽車維修、買賣服務 ，因此興起了開設汽車維修公司的念頭。當他們向李先生打聽相關業務的行情時，李先生表示很有興趣參與，並建議合資經營汽車維修及噴油公司；及出示前迦南行的帳目，以表示每個月均有盈餘；及表示他有經驗營運這一門生意，懂得如何運用人手及資源； 之後雙方達成合作協議，合資經營生意。

22.約在2013年6月，李先生聲稱金企缺乏流動資金，因而三方協議再注資，並將投資金額，由二百萬元，增加至二百三十萬元，三方的股權比例維持不變；但最終金企還是要結束營運。

23.從他們的合作模式來看，譚陳二人，必定非常渴望成立金企；亦必定對李先生非常信任，求才若渴，認為李先生是組成金企不可或缺的部份，才會願意各自借出十萬元給與李先生，令到他有足夠的資本，加盟金企；並且沒有因為李先生缺乏資金，乘機虧待他，只讓他做小股東，反而借他金錢，令他成為獨佔四成的大股東。

24.以上均與譚、陳二人聲稱認識了李先生多年，以及想建立一條龍式的汽車維修、買賣的生意吻合；亦可以看出，譚、陳想盡快成立相關生意，這些亦與他們成立「帝景發展有限公司」(「帝景」)，要先和業主簽署租約，保證可以有合適的鋪位，才再成立金企的說法吻合。

25.李先生每月多收至少四萬元的額外報酬，亦反映由於譚、陳二人不熟悉汽車維修的事情，以及沒有太多時間打理金企，因而要交由李先生全權營運金企；要倚重李先生的經驗、技巧以及知識；及他們只作為投資者，不會參與金企日常運作的說法吻合。

26.該些支票，並沒有扣除百分之五的強積金供款，與李先生聲稱他是僱員，而收受薪酬的說法不符；他是發票人，又是受票人，沒有理由，一直遺漏這重要的事情。

27.李先生又聲稱，須時常向譚、陳二人報告金企的營運情況，和尋求指示，這和他可以每個月，因為要負責、營運金企，而可以額外多得最少四萬元的情況，互相矛盾。

28.到了2013年6月24日，三人再簽署增股協議書，譚、陳依然願意各自借出六萬元，合共十二萬元予李先生，則顯示譚、陳二人對李先生依然支持，以及對金企業依然懷有希望，願意繼續投資。

29.李先生明顯因為缺乏資金，而需要向譚、陳二人舉債，以繼續投資金企；這與他聲稱可以代金企墊支現金的說法不符。

30.此外，譚、陳傳召了唐汝正先生作供，他是PS Choice Limited t/a Consultant and Secretaries Company (「CSC」) 的負責人。CSC是金企的公司秘書。他指約在2013年2月中，譚、陳曾詢問他關於轉讓股份的事情，並告訴他，他們二人要轉讓股份予李先生。於2013年2月18日，他收到電郵指示，指在李先生入股後，新的股份比例為李先生佔四成，譚、陳二人各佔三成，電郵夾附了李先生的身份證副本，令唐先生可以準備有關文件（丙一/195）。之後，唐先生準備好了譚、陳二人的轉股文件，寄給了陳小姐，並囑咐她和各股東在打了「X」的適當位置簽署後，再交還予他。在2013年3月5日，他收取了九佰元為處理轉讓股份的費用（丙一/194，195）。

31.唐先生的證供得到即時文件的支持，本席完全接納；亦與譚、陳的證供吻合、相互支持。

32.總括而言，本席接納譚、陳一方的證供；而不接納李先生的證供。

33.本席接納事情的發展，概略如下:

(a) 約於2012年9月，譚、陳二人計劃開設汽車維修中心，期間接觸了李先生，他當時正經營前迦南行，表示有興趣與譚、 陳二人合資；並表示如果這生意以地舖方式經，更大有可為。他們三人於是開始正式傾談合作事宜。大約在2012年10月上旬，李、譚、陳三人，達成合資經營維修汽車及噴油的業務的口頭協議，包括前期購買公司及租用商舖的安排。為了避免業主把地鋪租給其他人，於是他們三方決定，先行購買已經成立的帝景，與業主簽訂租約。同時將帝景已經發行的一萬股， 由譚、 陳暫時分別持有五千股，待日後確認了李先生的股權百分比後，才把相應的股份轉讓給李先生。

(b) 由2012年10月中至2013年月2月底，他們三人為擬定合作細節，進行了多番討論。在2012年2月28日，他們三方正式簽訂了該入股協議書，以見證他們的合作和履行較早前的口頭協議。大約在2013年6月，李先生再次聲稱金企沒有足夠的流動資金，三人於2013年6月14日，開會商量業務。李先生表示需要資金購買零件以及營運，因而向譚、陳二人提出借錢的要求。於是三人在該會議後，又訂立了增股協議書，及譚陳二人各自增加投資九萬元，共十八萬元；以及各自借出六萬元，共十二萬元，予李先生，以增加他在金企的投資。李先生在2013年12月6日的會議中，交出八張支票，以作為欠譚、陳二人債項的保證。

(c) 金企的實際營運及操作，均由李先生負責；譚、陳二人幾乎沒有處理金企的營運及操作。李先生會負責將維修汽車和客戶的資料，輸入電腦系統，再打印出單據， 之後會交給會計， May，去處理金企的收入及支出的計算。在李先生的營運及操作下，金企出現巨大虧蝕。

(d) 自2013年年底開始，李先生沒有按照該協議書，於每月10號之前、或任何時候，向譚、陳或金企交出所有整理好的支出單據及/或帳戶月結單；也沒有將全部交易所收到的款項，存入金企的帳戶內。

(e) 大約在2014年8月19日 ，May發現其中一張日期為2014年8月13日的銷售發票，交易金額少了港幣一千元，同時由李先生以現金存入公司帳戶內的相關服務銷售款項，也是少了港幣一千元。李先生曾要求金企的客戶，如盈豐和Wong Kim Ming，發出支票結賬時，不要寫支票抬頭，只要寫銀碼；或以現金結帳。在2014年9月期間，李先生曾到大圍店和火炭店，取去金企的財物，然後離開。李先生亦曾經向其他店舖購買零件，並沒有付款。

李先生的身份

34.李先生聲稱他受僱於金企，並申索金企欠薪$320,000及有薪年假$13,064.20，共$333,064.20 [丙二/711-732]；他亦申索強積金供款$34,000。

35.在Poon Chan Nam and Yim Siu Cheung (2007) 10 HCHAR 156一案中，終審法院裁定，要決定雙方是否屬於僱傭關係，需要審視雙方關係的所有細節，細緻而非機械性地，得出一個整體的印象，以決定雙方是否僱主、僱員。

“18. The modern approach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one person is another’s employee is therefore to examine all the features of their relationship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dicia develop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case-law with a view to deciding whether, as a matter of overall impression, the relationship is one of employment, bearing in mind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question is asked. It involves a nuanced and not a mechanical approach, as Mummery J emphasized in Hall v Lorimer (in a passage approved by the English Court of Appeal):

In order to decide whether a person carries on business on his own accoun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that person’s work activity.  This is not a mechanical exercise of running through items on a check list to see whether they are present in, or absent from, a given situation.  The object of the exercise is to paint a picture from the accumulation of detail.  The overall effect can only be appreciated by standing back from the detailed picture which has been painted, by viewing it from a distance and by making in informed, considered, qualitative appreciation of the whole.  It is a matter of evaluation of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detail, which is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as the sum total of the individual details.  Not all details are of equal weight or importance in any given situation.  The details may also vary in importance from one situation to another.”

36.根據該協議書（丙/1131-134）：

(a) 李先生以八十萬元入股金企，共佔四成股份（第1-3段）；

(b) 李、譚、陳三人按照股份分配比例，支付金企火炭店簽訂租約後的所有支出；日後金企的所有盈利和虧損，亦按三人之股份比例分配（第5，6段）；

(c) 金企日常營運及管理由李先生以「營運總監」身份負責，如果金企每月營業額達到港幣七十萬元或以上，李先生可獲「月薪」港幣五萬元；否則「月薪」則為港幣四萬元。公司賬目必須於每月10號或之前完成整理，以便計算「薪金」（第10段）。當中提及李先生每月 「薪金」 為四萬或五萬元。

37.在申索書中，李先生指由於譚、陳沒有發放營運資金，因此他只能以金企的日常收入，支付員工薪金及購買維修零件維持公司運作（甲及乙/3）。在李先生的經修訂合併答覆書，他的說法為：「唯（譚、陳）拖延簽署支票及發放營運資金，為保持公司運作，（李先生）只有把收入撥入流動資金購買維修零件、其他員工的薪金 (不包括他本身薪金) 及公司營運之用。」（甲及乙/53）。在他的證人陳述書中，亦是這說法（甲及乙/77-78）。當中明確顯示，李先生未得譚、陳二位同意下，自己決定金企資金的運用。

38.從WhatsApp的短訊中可見，李先生有權選擇金企在那一間銀行開設戶口 (丙二/563)；而在金企的中國建設銀行戶口中，必須要李先生，再加譚或陳的簽名，才可以提款；李先生為必然簽署人（丙二/566）：

「2/3/2013下午11:59:07：⭕️ 9️⃣2️⃣3️⃣5️⃣5️⃣1️⃣1️⃣3️⃣；

各位團員：建行通知戶口攪掂，星期二可以入$，戶口由『阿文加Meg』或『阿文加Mon』簽名才可攞$，大家都可以放心！」

在李先生的證人陳述書中，亦指「營運財務上的安排是銀行帳戶指示必須由本人另加（譚或陳）簽署」（甲及乙/77）。

39.在日期為2014年7月31日的會議紀錄備忘錄（丙二/666）中，李先生簽署並同意：—

「三方經會議商討後，一致達成協議如下：

『金企汽車有限公司』因營業額長期未達標，八月份開始，公司之營業純利(所有收入及支出單據必須於9月7日或之前提交會計部入賬作準)必須達至港幣$60,000或以上，甲方方能領取港幣$40,000之董事袍金。」

40.李先生作供指他是在匆忙之下，簽署了這份文件。本席認為，即使接納李先生的解說，亦無損這份文件的份量，因為這份文件只得寥寥數行，內容、結構亦極為簡單，縱然在匆忙之下，李先生亦不可能誤解其意思。

41.然而，如之前的分析，本席否決李先生的說法，而接納譚、陳一方的說法，即約在2013年6月開始，李先生再次聲稱金企缺乏流動資金，因而他們三人，加上列席的譚小姐和陳小姐的丈夫，共五人，在2013年6月14日開會商討後，才制訂這「會議紀錄備忘錄」。

42.短訊中亦顯示，李先生有權代表金企尋找買家 (丙二/667) 。

43.在勞資審裁處提訊時，陳小姐提到「被告公司代表；其實大家有啲confused，董事呀、shareholders，因為我哋係三個parties一齊擁有呢間公司，咁可能我哋都唔係好知道。」（丙二/718）及「袍金定係薪金？我都唔知呢個叫咩嘢」（丙二/720）。

44.本席認為李、譚、陳三人對袍金和薪金/月薪的分別，並不了解，因此，使用有關字眼時，雙方均並不嚴謹。在考慮雙方關係時，應該撇除這因素。

45.綜合而言，李先生投資了八十萬元於金企，佔四成的投資額；有權按投資比例分紅，亦按比例分擔虧損，承受風險；他可以在未經譚陳二人指示或同意下，私自調動金企的資金；他亦為金企銀行戶口的必須簽署人。

46.此外，李先生聲稱，他「經常多次代（金企）墊支款項」，如果此說法屬實，則進一步顯示他並非金企的僱員，因為如果僱員發現營運資金不足，只需要通知、請示僱主，等候僱主解決就可以了，實在無需私下調動僱主資產、甚至多次代僱主墊支。

47.如果李先生真的有代金企墊支，更顯示他是金企的投資者；縱然撇除這因數，綜合其他相關的證據，本席認為李先生並非金企的僱員，而是投資者，縱然該協議中提到，他可以每月得到四萬或五萬元為報酬，這只顯示他身為營運總監而較譚、陳二人要多花時間、精力於金企，而有額外回報；並不因此而使他成為僱員。

48.本席亦認為，如果李先生是僱員的話，他不可能選擇不將他每個月四萬元的「薪金支票」儘快去兌現的；而如果一個僱員知道僱主現金不足，或無法支付薪金，他應該早就會想辦法另謀出路了。

49.本席裁定他並非金企的僱員；而他所申索的欠薪、強積金供款等並不成立。

50.被告人聲稱李先生在所有的關鍵時候，是金企的實質董事（de facto director）及/或定是為在香港法例第622章 （「新公司條例」）下，「擔任董事職位的人」，因而對金企的損失，須負上責任。

51.根據案例Re Hydrodan (Corby) Ltd [1994] BCC 161 (162F-G，及163C-E)：

“ Directors may be of three kinds: de jure directors, that is to say, those who have been validly appointed to the office; de facto directors, that is to say, directors who assume to act as directors without having been appointed validly or at all; and shadow directors who are persons falling within the definition which I have read

The defendants accept, though for the purpose of these appeals only, that liability imposed by s. 214 extends to de facto directors as well as to de jure and shadow directors. It appears to me that concession is plainly correct. Liability for wrongful trading is imposed by the Act on those person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it, that is to say, who were in a position, to prevent damage to creditors by taking to proper steps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Liability cannot sensibly depend upon the validity of the defendant’s appointment. Those who assume to act as directors and who thereby exercise the powers and discharge the functions of a director, whether validly appointed or not, must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ies which are attached to the office. Nevertheless, the statutory liability is imposed exclusively upon directors of one or other of the three kinds that I have mentioned. Accordingly, the liquidator must plead and prove against each defendant separately that he or it was a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A de facto director is a person who assumes to act as a director. He is held out as a director by the company, and claims and purports to be a director, although never actually or validly appointed as such. To establish that a person was a de facto director of company it is necessary to plead and prove that he undertook func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company which could properly be discharged only by a director.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show that he was concerne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s affairs or undertook tasks in relation to its business which can properly be performed by a manager below board level.”

52.在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 v Tjolle & Ors, [1998] BCC 282 (290C-G)：—

“ For myself I think it may be difficult to postulate any one decisive test. I think what is involved is very much a question of degree. The court takes into account all the relevant factors. Those factors include at least whether or not there was a holding out by the company of the individual as a director, whether the individual used the title, whether the individual had proper information (e.g. management accounts) on which to base decisions, and whether the individual has to make major decisions and so on. Taking all these factors into account, one asks ‘was this individual part or the corporate governing structure?’, answering it as a kind of jury question. In deciding this, one bears very much in mind why one is asking the question. That is why I think the passage I quoted from Millett J is important. There would be no justification for the law making a person liable to misfeasance or disqualification proceedings unless they were truly in a position to exercise the powers and discharge the functions of a director. Otherwise they would be made liable for events over which they had no real control, either in fact or law.”

53.在Revenue and Custom & Commissioner v Holland & Another [2010] 1 WLR 2793，§§91：

“ The second consequence is that the courts were confronted with the very difficult problem of identifying what functions were in essence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a director or board of directors. A number of tests have been suggested of which the following are the most relevant. First, whether the person was the sole person directing the affairs of the company (or acting with others equally lacking in a valid appointment), or if there were others who were true directors, whether he was acting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the others in directing its affairs: In re Richborough Furniture Ltd [1996] 1 BCLC 507. Second, whether there was a holding out by the company of the individual as a director, and whether the individual used the titl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 v Tjolle [1998] 1 BCLC 333. Third, taking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to account, whether the individual was part of “the corporate governing structure”: se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 v Tjolle, at pp 343-344, approved in In re Kaytech International plc [1999] 2 BCLC 351, 423, where Robert Walker LJ also approved the way in which Jacob J in the Tjolle case had declined to formulate a single test. He also said, at p 424 that the concepts of shadow director and de facto director had in common “that an individual who was not a de jure director is alleged to have exercised real influence (otherwise than as a professional adviser) i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a company.”

54.李先生身為營運總監，負責管理金企；從發票概要可見，幾乎所有的顧客，均由他負責 (丙二/319)；金企主要由他營運、管理；他身為前迦南行的東主，在行內有豐富經驗；前迦南行為金企重要組成部分；而譚陳二人對有關生意、行業並不熟悉；由金企籌備、成立、運作到結束，他均積極參與；李先生為金企的最大單一股東；對金企的運作有實際的決策權、操控權；他的身份、權力和譚、陳二人無異，而對金企更加有直接的操控權。綜合而言，本席認為李先生是金企管治的骨幹 (governance structure) ；和譚、陳二人平起平坐，身分、權力相約，或尤有過之，是金企的實質董事。

譚、陳等有否違約

55.李先生指他支付了現金二十五萬元及將前迦南行內所有資產、生財工具、租約連按金，估值為三十五萬元，及向譚、陳各貸款十萬元，共投資八十萬元於金企；而他應得到金企一萬股中的四千股作為回報。在大約2014年8月，當他到公司註冊處查冊，發現譚、陳二人依然各持有五千股金企的股票，沒有按該協議，各自將二千股轉到他名下，他因而向譚、陳二人申索共六十萬元及利息，以作賠償。

56.根據丙一/192的短訊紀錄，在2013年2月18日下午8時多，李先生提供了他的身份證號碼、英文名及英文地址給陳小姐，作為處理轉讓股權之用；他還特別提到，陳小姐之後要將有關資料在她的電話中刪除。在晚上11時22分，陳小姐確認她已經將李先生的身份證副本，電郵予核數師，以準備公司註冊的文件，並已經在她電話中，刪除了李先生身份證的副本。李先生又確認，陳小姐有將她給予唐先生處理轉讓股份的指示抄送給他。從丙一/193的電郵可見，當中附上李先生的身份證副本。從李先生小心的處理他身份證副本一事來看，他對整個過程，理應是印象深刻的。

57.如此，李先生聲稱再沒有跟進轉股一事，就顯得不合情理及難以令人信服；因為他有電郵的抄送本，就可以直接詢問唐先生關於轉讓股份的進度；他亦可以向唐先生確認他的身份證副本，在使用後，是否已經刪除；甚至可以直接詢問譚小姐或陳小姐，有關轉股的事情、進度等，但他竟然一直沒有這樣做。

58.陳小姐指在2013年2月25日，收到CSC的轉股文件後，她和譚小姐簽署完畢，在2013年3月初就交予李先生，並要求他盡快簽署，再交回CSC處理，以完成股份轉讓工作；而李先生在庭上卻堅稱他並沒有收到轉讓股份的文件。

59.本席接納陳小姐的說法。當時金企尚在起步階段，雙方對金企必然是充滿憧憬的；在該協議書中，譚、陳二人同意各借出十萬予李先生，協助他投資金企；再在2013年6月24日，增加股本協議書中，譚、陳二人願意再各自多借六萬元予李先生，增加他的股本，可見譚、陳二人對李先生信任有加，李小姐實在無需在2013年2月尾至3月頭期間，扣起有關文件，令股權無法轉讓。

60.本席認為，陳小姐在3月初，已經將轉股文件交予李先生；但他一直沒有處理，以致股權沒有轉讓，責任在他自己身上。

61.李先生有責任簽署轉讓股份文件，以令股份可以轉讓。

62.根據Chitty on Contract (32^nd ed) §§24-033:-

“ Co-operation and prevention of performance. It has been noted that the court will readily imply a term that each will co-operate with the other to secur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and that neither party will, by his own act or default, prevent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If one party is in breach of his duty to co-operate, so that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cannot be effected, the other party will be entitled to treat himself as discharged. It has also been said to be a general principle of law that, where performance of a condition precedentis prevented by the act or default of one party, the contract is taken to have been duly performed by the other even though the condition has not been satisfied. Thus, in Mackay v Dick where a contract of sale of goods was subject to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be performed by the buyer, but which he neglected to perform, the seller was held entitled to sue for the price. This principle, however, is by no means always applicable, and party not in default may be compelled to treat the prevention of performance as a repudiation of the contract and to sue for damages for the breach.”

63.本席裁定譚、陳二人已經完成他們在轉讓股份的責任，是李先生並沒有按協議處理，以致股份最終並沒有轉讓。本席亦裁定，譚、陳二人並沒有違反該協議，拒絕轉讓股份。

64.本席已裁定李先生並非金企的僱員；而且譚、陳二人並沒有拒絕轉讓金企的股份；及金企已發出了八張，共值三十二萬元的支票，所以李先生以上的申索，均判敗訴。

65.本席亦接納，李先生將該八張支票交出的原因，是因為他尚未償還譚、陳二人的欠款，因而以這些支票作為還款的保證；而金企亦有按該協議，每月支付他四萬元，作為額外的酬勞，只是他選擇不去兌換該些支票；事實上，即使以開出支票後的六個月內為期限，在該些支票中，僅有兩張是過期的，亦顯示是李先生自己選擇不去兌現該些支票。

66.譚陳二人的反申索勝訴。

金企的反申索

67.金企反申索李先生：

(a)  因他篡改發票／交易記錄、沒有交出銷售款項／挪用金企款項、挪用／侵佔金企資產而違反受信責任；

(b)  以上同時亦構成轉換和非法佔有；

(c)  因他沒有制備和提供公司賬目、沒有向稅局申報及沒有適當營運金企而違反合理水平的謹慎、技巧及努力行事責任。

68.本席已經裁定了李先生為金企的實質董事(de facto director)，因而他對金企有受信責任。他亦應被視作，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第2條下「擔任董事職位的人」。他是金企的董事。

69.根據短訊的內容顯示 （丙/675），李先生曾經篡改發票/交易紀錄，將一張日期為2014年8月13日的銷售發票，將交易金額一萬七千元，更改為一萬六千元，當中有一千元不翼而飛，顯示李先生挪用、侵吞了金企的資產。本席亦接納李先生在未得金企的同意或授權下，挪用、侵吞了金企的財物、資產。以上行為，構成了違反受信責任、轉換和非法佔有。從而亦顯示他違反合理水平的謹慎、技巧及努力行事責任。

總結

70.李先生所有的申索均判敗訴。

71.譚小姐和陳小姐的反申索勝訴。

72.李先生要償還譚小姐及陳小姐每人各十六萬元的借款，合共三十二萬元，以及利息。在該協議書和增股協議書均沒有提及利息；因此利息由裁決日起，以判定利率計算，直至全數清還為止。

73.李先生身為金企的實質董事，違反了受信責任，並將金企的財物轉換及非法佔有；並在營運金企時，違反了合理水平的謹慎、技巧及努力行事的責任，而損害了金企的利益，金額有待評估。

74.李先生要：

(a)  根據「第一至第三被告人的經修訂合拼答辯書及反申索書」(「反申索書」) 第40 至42段， 提供金企的所有帳目，包括但不限於從2013年3月到2014年8月的所有支出單據及帳戶月結單；

(b)  製備由2013年3月至判令日金企的帳目，並支付金企經核證的應付款項；

(c)  根據反申索書第43 至48段，提供金企包括但不限於，從2013年到2014年8月的所有交易資料，並交回所有屬於金企的服務銷售款項；

(d)  根據反申索書第49至50段，提供並交回所有私自挪用了，屬於金企的款項；

(e)  根據反申索書第55及58段，交回放置及/或安裝於大圍店內，屬於金企的儀器、工具及物品 (包括但不限於該協議書第七 (貳) 條列出之物品) ；及

(f)  根據反申索書第56及59段，交回從火炭店拿走，金企放置及/或安裝於火炭店內的物資。

75.本席頒下大律師證書及臨時訟費命令，李先生須支付本訴訟的費用 （包括所有保留訟費）。如就訟費金額未能達成協議，則交由法庭評定。如雙方沒有在十四天內要求更改臨時訟費命令，則變為絕對訟費命令。

原告人：沒有律師代表，親自應訊

第一至第三被告人：由鄧黃張律師事務所轉聘伍中彥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