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泰文

DCCC 600/2021

[2022] HKDC 587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1年第6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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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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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本案控罪書涉及2名被告人及7項控罪。第一被告人及其獨自面對的第一至五項控罪，經已分案處理。本席需要處理的只有第二被告人（下稱“被告人”）及其獨自面對的第六及第七項控罪。

2.經修訂的第六項控罪為“作出傾向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罪（簡稱“妨礙司法公正”罪），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1I(5)條予以懲處。控罪詳情指被告人於2020年7月1日向X發送訊息，敦促X在有關調查該X向香港警務處舉報的事件而可能引致刑事法律程序的情況下，不再追究該事件。被告人承認此項控罪並同意經修訂的案情摘要。本席裁定被告人就此項控罪罪名成立，判刑押後至第七項控罪審訊完畢一併處理。

3.第七項控罪為“販運危險藥物”罪，違反香港法例第134章《危險藥物條例》第4(1)(a)及(3)條。罪行詳情指被告人於2020年7月2日於沙田帝逸酒店1117號房非法販運內含6.58克甲基苯丙胺鹽酸鹽的6.77克晶狀固體，內含甲基苯丙胺的微量固體及19.85克草本形態的大麻。被告人承認藏有該等毒品，但否認販運。經審訊後本席裁定被告人“販運危險藥物”罪罪名不成立，“藏有危險藥物”罪，違反《危險藥物條例》第8(1)(a)及(2)條，罪名成立。

案情

第六項控罪

4.根據被告人承認經修訂的案情摘要顯示，64歲的受害人X曾協助一名叫“余仔”的男子購買新界農地，完成後X收到共港幣200,000元作為佣金。

5.其後該買賣出現問題。於2020年4月14日，一群約5名身份不詳的人到X位於打鼓嶺坪洋村的辦公室，要求X賠償港幣400,000元。他們用藤條打X的身體、以拳頭打X的頭和面及用腳踢X背部。他們更搜掠X的辦公室，並拿走了X的手提包、銀包、2部手提電話、現金港幣12,500元及5張銀行咭。之後他們強行用車挾持X到蓮麻坑一個貨倉。

6.“余仔”及本案第一被告人出現，“余仔”要求X賠償港幣400,000元。於貨倉內有人再毆打X，要脅X交出銀行咭的密碼。“余仔”亦強迫X簽署一些文件，把2輛屬於X的車輛擁有權轉讓給“余仔”，亦要X簽署一張欠單，並拍照和拍攝錄影片段。其後X被禁錮於貨倉內，期間有人用X的銀行咭於X的銀行戶口分6次取去港幣54,400元及人民幣21,800多元。

7.於當晚黃昏時間X被釋放，他隨即到醫院接受治療並向警方求助。根據醫生報告，X的傷勢包括右眼受傷、右胸挫傷及左足踝擦傷。

8.於2020年7月1日黃昏時間，被告人以其手提電話向X發出了數個WhatsApp訊息，內容包括：—

(a)  他是“余仔”的兄弟，他和“余仔”都是跟隨荃灣“澤哥”的；

(b)  他知道X與“余仔”有一些糾紛；

(c)  若“余仔”有麻煩，很多荃灣兄弟都會前來幫“余仔”手；

(d)  除非沒有其他方法解決X與“余仔”的糾紛，他和他的兄弟會先禮貌，不會「貿貿然吹雞踩入坪洋」；

(e)  他看不到有何理由X與“余仔”的問題不能私下解決；

(f)  雖然“余仔”不應該以暴力的方法對付X，但「佢都留咗手吖」；

(g)  他曾就事件問過律師及警方，「係有得折（拆）嘅，大家係有落台街（階）又唔會傷害到你哋嘅，你哋諗吓啦」；及

(h)  X可以「選擇照篤或者握手言和」。

9.X收到該些WhatsApp訊息後便報警求助。警方人員於2020年7月2日晚上於沙田帝逸酒店1117號房外拘捕被告人，於其身上搜獲他用以發放上述WhatsApp訊息給X的手提電話。於翌日被告人於錄影會面中，警誡下承認本案第一被告人是他的親生兄弟。

10.被告人現承認他發放訊息給X的目的，是敦促X在有關警方調查他與“余仔”的糾紛而可能引致刑事法律程序的情況下，不再追究該事件。

第七項控罪

11.於審訊過程中，被告人不爭議於2020年7月2日他被警方人員拘捕後，被帶進1117號房搜查。警方人員於房間1個衣櫃內發現1個保險箱，警方人員以被告人提供的密碼打開保險箱，於保險箱內搜獲第七項控罪所涉及的毒品及其他吸食毒品工具，亦包括一個電子磅（證物P3）及12個未經使用的可再封膠袋（證物P4(2)）。當時保險箱內放置相關證物的情況可見於相片證物P2第12號相。被告人承認該等毒品是他自用的。他解釋證物P3及P4(2)是用以分開冰毒，每包1克，作為他每天自己食用的份量。

被告人背景

12.被告人現年43歲， 1978年10月16日香港出生，曾接受中三教育。他於2008年結婚，育有1個現年15歲的女兒。他於2014年離婚，於2016年再婚。他曾任職髮型師及的士司機，案發時他為地盤工人，他指稱每月收入約有二萬多元。根據被告人的刑事紀錄，他15歲開始犯事，現時有17次共41項刑事紀錄，主要與毒品或不誠實行為有關。

求情

第六項控罪

13.代表被告人的黎大律師求情時，指被告人不清楚“余仔”與X之間的糾紛及訊息背後的案情。他只是為幫朋友而發出訊息。雖然本案第一被告人是他的親生哥哥，但他不是為哥哥而作出此行為。

14.黎大律師引用HKSAR v Chong Choong Leong（未經彙編）HCMA 258/2013，指出法庭就“妨礙司法公正”罪量刑時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

(a)  涉嫌妨礙司法公正相關背後的實質罪行；

(b)  妨礙司法公正行為的持續性；及

(c)  對司法公正所產生的影響。

15.黎大律師亦引援2宗區域法院案件，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徐景樺 [2020] HKDC 666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郭志堅 [2018] HKDC 1609。

16.黎大律師指被告人只發過1段訊息，並沒有鍥而不捨地跟進事件；沒有證據顯示被告人有參與背後的罪行，亦沒有證據顯示被告人在這事件上有任何得益。他只是協助朋友轉交訊息給X，訊息並非由被告人撰寫的，他並非主謀。訊息中並不是以暴力威嚇受害人，而實際上受害人亦沒有受到該訊息影響，對司法公正所產生的影響相對較其他案件為低。黎大律師邀請法庭以9至12個月作為第六項控罪的量刑基礎，並給予被告人適當的認罪扣減。

第七項控罪

17.黎大律師引援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泰華[2012] 4 HKLRD 668，上訴庭於該案（判詞第18段）列出“管有危險藥物”罪量刑時法庭應採取的步驟，包括：—

(i)  先定下罪行1年至18個月監禁的量刑起點；

(ii)  考慮毒品流入其他人手中的潛在風險而上調。潛在風險需根據每宗案件的整體情況而決定，包括毒品份量及犯罪者的個人狀況；及

(iii)  因應求情理由（如認罪）而再調整總刑期。

18.黎大律師指出，於該案中上訴庭提及考慮潛在風險時有如下指引：—

「... 存在風險因素及程度不能以數學方式計算來訂定量刑準則。有關的考慮因素包括犯案人是否無業、毒品的存放地點能否被其他人接觸、犯案人是否有干犯販運危險藥物的定罪前科，及毒品份量。法庭必須衡量風險的整體情況。」

上訴庭亦指出潛在風險這項加刑因素必須基於實質的散佈風險。（判詞第20及23段）

19.黎大律師再引用多宗案例，並指出就本案而言，被告人過往沒有“販運危險藥物”罪的紀錄，亦沒有證據指被告人會與任何人分享相關毒品。本案的毒品存放在酒店保險箱內，除被告人外沒有其他人能接觸到，及被告人並非無業人士。他陳詞指法庭可考慮以15個月作為量刑起點，就潛在風險相關的加刑幅度應低於9個月。

20.就涉案的大麻而言，黎大律師指出19.85克草本大麻份量算是十分少，因此不應對刑期有任何實質或顯著的影響。他引用HKSAR v Ramirez [2015] 1 HKLRD 966，指出單單管有兩種毒品並不構成加刑因素（971頁判詞第19段）。

21.就總刑期原則而言，黎大律師接受第六項控罪與第七項控罪完全獨立，沒有關連。

量刑

第六項控罪

22.上訴庭早於AG v Yeung Sau Shing [1981] HKC 129一案中，指出“妨礙司法公正”罪為嚴重罪行，上訴庭亦於HKSAR v Brian Alfred Hall [2013] 5 HKC 202指出，其嚴重性在於此等罪行打擊法治社會的制度根本，法庭必須採取有力的措施，以維護公眾對司法公正和法治的信心，但個別案件的嚴重性會因應案件的情況而不盡相同。從於2008年加入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1I(5)條可見，此類罪行的判刑，除法院本身權限外，並沒設有判刑上限。上訴庭亦沒有就此類罪行作出過任何判刑指引。

23.黎大律師所引用的2宗區域法院案件，均由同一法官處理。徐景華案涉及欺詐及俗稱洗黑錢罪，就“妨礙司法公正”罪法庭以18個月及12個月作為主謀及從犯的量刑起點。郭志堅案涉及勒索罪行，就“妨礙司法公正”罪法庭以9個月作為量刑起點。但同一法官於另一宗區域法院案件HKSAR v Annells [2016] 1 HKLRD 780就同一罪行則以3年6個月作為量刑起點。該案涉及被告人向法庭提供虛假文書，致令法庭批准其更改保釋條件的申請。由此可見，就“妨礙司法公正”罪行，每宗案件的嚴重性不盡相同，量刑時法庭必須考慮案件本身的案情作出決定。

24.上訴庭於HKSAR v Wu Wing Tung（未經彙編）CACC 132/2015一案中，援引英國上訴法庭案例 R v Tunney (Reynolds) [2007] 1 Cr App R (S)  91，確認“妨礙司法公正”罪相關的量刑因素包括黎大律師陳詞中於上述第14段提出的3個因素。

25.從被告人承認的案情撮要可見，本案涉及的背景罪行非常嚴重，表面看來最少包括“非法禁錮”、“行劫”、“傷人”及“恐嚇勒索”等嚴重罪行。被告人向X發出的數個訊息的內容，雖然沒有明確指明會用什麼方法對付X，但從整體內容可見，完全帶有恐嚇成份。訊息的內容亦顯示被告人必然知道“余仔”與X之間的糾紛，而且“余仔”曾經以暴力方法對付X，更指“余仔”一方已留手。被告人沒有作出解釋，若然他不知道背後事件，純粹為幫朋友，訊息亦非他所撰寫，因何有人要由他把訊息發出給X。訊息內容指「他是“余仔”的兄弟，他和“余仔”都是跟隨荃灣“澤哥”的」；他亦承認其中一個涉案人（即本案第一被告人）為他的親生哥哥。本席不接納被告人完全不認知背後事件，純粹為朋友而轉發訊息給X的說法。

26.本席接受被告人只於7月1月日發放過該數個訊息給X，不過他沒有再跟進的原因可能是第二天（即7月2日）已被警方拘捕。本席亦接受被告人所發出的信息實際上並沒有影響司法公正，X並沒有因該等訊息而受影響。

27.考慮過所有相關因素，包括上訴庭提出的3個考慮因素，被告人的背景及黎大律師的陳詞，就第六項控罪而言，本席以24個月為量刑起點，除被告人適時認罪可獲三分之一扣減外，本席看不到有其他減刑因素。就第六項控罪本席判處被告人監禁16個月。

第七項控罪

28.被告人所管有的冰毒份量不算太多，但亦非微量。毒品存放於以密碼鎖上的保險箱內，實質的散佈風險不大。大麻的份量相對不多，對判刑沒有多大影響。

29.黎大律師就相關法律原則及本案案情的陳述，簡潔清晰，本席同意。就此項控罪，本席以15個月作為量刑起點，潛在風險因素加刑6個月，總刑期為21個月。被告人於開審前經已承認管有相關毒品，本席予以三分之一扣減，沒有其他減刑因素。就第七項控罪被告人判刑14個月。

總刑期原則

30.就總刑期原則而言，黎大律師亦同意2項控罪完全沒有關連，刑期理應分期執行，總刑期亦不算過高。被告人就第六及第七項控罪刑期分期執行，總刑期為30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