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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C 600/2021
[2022] HKDC 378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刑事案件2021年第6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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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士: |
陳舶港先生,為外聘大律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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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荔珊女士,由法律援助署委派的張國鈞楊煒凱律師事務所延聘,代表被告人 |
| 控罪: |
[1] 搶劫罪(Robbery)- 第一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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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法禁錮(False imprisonment)- 第一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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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勒索罪(Blackmail)- 第一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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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及[5] 盜竊罪(Theft)- 第一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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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出傾向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作為(Doing an act tending and intended to pervert the course of public justice)- 第二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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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販運危險藥物(Trafficking in dangerous drugs)- 第二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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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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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有兩名被告人。首被告人面對共五項控罪,即:—
(1) 搶劫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10條(控罪一);
(2) 非法禁錮罪,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1I條予以懲處(控罪二);
(3) 勒索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23(1)及(3)條(控罪三);
(4) 兩項盜竊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9條(控罪四及五)。
2.第一被告人承認控罪二至五。於該情況下,控方願意將控罪一留檔,除獲得法庭批准,不予以起訴。
承認事實
3.第一被告人承認的事實如下:—
背景
(1) 2010年,64歲男子X(後稱PW1)成立了一間從事買賣土地業務的公司。
(2) 2014年,一名叫「余仔」的男子接觸PW1,並向其查詢是否有土地出售。2015年初,PW1提議以中間人的身份與「余仔」合作,在打鼓嶺「木湖村」替「余仔」尋找一些出售的農地;
(3) 2015年中,「余仔」找到四位買家購買了「木湖村」的四幅農地;該四幅農地的買賣手續完成後,PW1收到了共20萬港元作為佣金;
(4) 2018年,「木湖村」的村長告知PW1,該四幅農地的其中一幅的買賣出現糾紛。由於PW1 認為該些糾紛與他無關,因此沒有跟進;
(5) 2020年4月14日中午約1230時,PW1正身處其位於新界打鼓嶺坪洋村丈量約份第79約地段第1086號的辦公室(辦公室)內。有一名身份不詳的男子手持一張以中文字,寫著「四十萬」的紙條,敲辦公室的門;
(6) PW1打開辦公室的門,該名身份不詳的男子要求PW1還債。PW1否認他欠人債務,並打算關上門。該名身份不詳的男子連同另外四名身份不詳的男子用力推開辦公室的門,並強行內進;
(7) 在辦公室內,該五名身份不詳的男子的其中兩人用膠條打PW1的身體;另外有兩人用拳頭打PW1的頭和臉,亦有人從後多次腳踢PW1的背部;
(8) 之後,當中的兩名身份不詳的男子搜掠PW1的辦公室,並拿走了PW1的手提包、銀包、兩部手提電話、現金12,500港元和五張銀行咭;
控罪二至五
(9) 其後,該些身份不詳的男子強行將PW1推上一輛停泊在辦公室外的七座位私家車(V1),V1 的司機坐位上有另一名身份不詳的男子;
(10) 約同一時間,兩名身份不詳的男子分別把PW1的一輛私家車(登記號碼RV1380)(V2)和一輛輕型貨車(登記號碼JR971)(V3)駕走;
(11) 在V1內,兩名身份不詳的男子以衣服遮蓋PW1的雙眼,並威嚇PW1說若他發出任何聲音,便會打他。V1最終抵達新界打鼓嶺蓮麻坑路268 號「友發貨倉」的附近位置。「余仔」這時出現,並步往當時仍在V1內的PW1。「余仔」告訴PW1,四幅農地的其中一幅的買賣出現糾紛,要求PW1賠償40萬港元。之後,該些身份不詳的男子強行拉了PW1進入「友發貨倉,」;
(12) 在「友發貨倉」內,PW1被推到一張膠櫈的位置,PW1便坐在這膠櫈上,並被七名男子包圍,當中包括第一被告人(D1)和「余仔」,其中一人要求PW1償還40萬港元給「余仔」,由於PW1否認欠「余仔」金錢,並說自己沒有錢,該些男子便毆打他;
(13) 當中一名男子迫令PW1說出他的銀行咭的密碼,好讓他們提款。由於PW1感到害怕,他唯有依從,告訴該些男子他五張銀行咭的密碼;
(14) 同日下午約3時,「余仔」要求PW1把V2及V3的擁有權轉讓給他,並問PW1關於V2及V3的車輛登記文件在哪裏。PW1告訴「余仔」該些文件放在他的辦公室。之後,「余仔」強迫PW1簽署一些文件轉讓V2及V3;
(15) 其後,「余仔」強迫PW1簽署一張欠單,其中一名身份不詳的男子叫PW1拿著欠單,並對PW1拍照及拍攝錄影片段。之後,五名男子(包括「余仔」)離開了「友發貨倉」;
(16) D1及一名身份不詳的男子留在「友發貨倉」門口看守著。到了天色漸黑,D1及該名身份不詳的男子告訴PW1可以離開,並把PW1的手提包及銀包交還給他。他們三人在「友發貨倉」外登上一輛登記號碼為UX4959的私家車(V4),V4由另一名身份不詳的男子駕駛。在V4內,D1一直捉著PW1並用另一隻手遮著PW1雙眼;
(17) 當V4到達PW1的辦公室外,PW1下車,D1把PW1的兩部手提電話交還給他;
(18) PW1其後到北區醫院接受治療。根據PW1的醫療檢測表格,PW1遭受到新近傷害,包括右胸疼痛、雙眼發紅及左足踝擦傷。PW1的醫事報告亦證實初步診斷是右眼受傷、右胸挫傷及左足踝擦傷。
進一步檢查
(19) PW1發現,他的兩張銀行咭於2020年4月14日被人使用進行了下述的交易:—
(a) 約於下午4:06時,他於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的帳戶,號碼:012-872-1-068583-4(帳戶1)被人從自動提款機提取了18,400港元的現金(交易1);
(b) 約於下午5:05時至5:55時期間,他於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帳戶,號碼:6222061315555520005(帳戶2)被人從自動提款機分三次提取了共9,113元人民幣的現金(交易2-4);
(c) 約於下午6:12時,有人以帳戶2支付了15,758.21元人民幣的款項(交易5);及
(d) 約於下午7:01時,有人以帳戶1支付了36,000港元(交易6);
(20) 相關的閉路電視錄像於2020年4月14日拍攝到下述情景:—
(a) 約中午1255 時,一輛登記號碼為NK9252的私家車(V5)離開坪洋村。約3分鐘後,V5又返回坪洋村。V5的登記車主為D1;
(b) 約下午1:03時,V2、V3及V5差不多在同一時間離開坪洋村;
(c) 約下午5:45時,一名身份不詳的男子以一張銀行咭從「恆生銀行」粉嶺聯和墟聯興街9號分行的自動提款機提取現金,即交易2-4;
(d) 約下午6:08時,一名身份不詳的男子以一張銀行咭在粉嶺聯和墟和豐街43號地下的「奇福珠寶金行」購物付款,即交易5;
(e) 約下午7:01時,一名身份不詳的男子以一張銀行咭在上水新豐路101號地下的 「南豐珠寶金行有限公司」購物付款,即交易6;
(21) 經檢查,PW1發現存放在他辦公室的V2及V3車輛登記文件不見了;
(22) PW1其後在馬鞍山鞍駿街「綽德停車場」內尋回V2及V3;
拘捕
(23) 2020年4月16日,警方在油麻地區發現V5。同日約下午4:39時,警方在V5的附近截獲D1;
(24) 警方以「非法禁錮」罪拘捕D1。經搜身後,警方從D1的身上檢取了V5的車匙;
認人手續
(25) 2020年4月17日進行的一次認人手續中,PW1辨認出D1就是當天看守著「友發貨倉」門口、押送他回坪洋村及把手提電話交還給他的男子;
警誡會面
(26) 2020年4月16至17日,警方與D1進行了一次錄影會面。在警誡下,D1陳述了包括以下事項:—
(a) 2020年4月14日上午約10時,他和他的朋友「技安」一起喝茶。之後,他在距離PW1辦公室約400-500米的地方停泊V5,並在V5內小睡;
(b) 同日下午約2時,「技安」喚醒他,叫他跟隨著一輛黑色七座位私家車。D1依從「技安」的指示。約10分鐘後,他到達「友發貨倉」;
(c) 他看見PW1和數名男子在「友發貨倉」內;
(d) 他在「友發貨倉」內逗留了約3分鐘。之後他離開並與「技安」前往購買飯盒;
(e) 之後他回到「友發貨倉」,看見其他人已離開,而他與「技安」及PW1則在「友發貨倉」等待;
(f) 「技安」告訴他PW1欠人債項,但D1沒有再問「技安」當中細節;
(g) 他們在「友發貨倉」等了約3個小時。同日下午約7時,有人告知他,他們可以離開;
(h) 之後,一輛私家車到達「友發貨倉」外,司機說是「Uber」車。D1與「技安」和PW1上了該「Uber」車。PW1要求到坪洋村。PW1在坪洋村下車後,D1要求司機戴他到油麻地;
(i) 當D1從「Uber」車下車時,「技安」給他2千港元作報酬;
(j) D1已把當天穿的衣服棄掉,因衣服不再適合他穿著;
(k) D1因太害怕而不敢報警,他亦不想指證其他人;
結論
(27) D1承認案發時:—
(a) D1連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在「友發貨倉」內非法及損害性地禁錮PW1,並在違反他的意願下將他羈留(控罪二);
(b) D1連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在「友發貸倉」內,為使他們自己或另一人獲益,或意圖使另一人遭受損失,以恫嚇方式不當地要求PW1交出其銀行咭密碼及簽署欠債書,並把V2及V3過戶給「余仔」(控罪三);
(c) D1連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偷竊據法權產,即中國銀行在帳戶1欠PW1的總額港幣54,400元債項,而該等據法權產為屬於PW1的財產(控罪四);
(d) D1連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偷竊據法權產,即交通銀行在帳戶2欠PW1的總額港幣21,871.21元債項,而該等據法權產為屬於PW1的財產(控罪五)。
D1的背景
4.D1現年54歲,有兩段婚姻;雖然與現任妻子仍未離婚,D1已另結新歡,被捕前與女友同住。他的教育程度至中三,曾從事小巴司機、地盤看更及裝修工作;最後的工作是小巴司機,月入約12,000至13,000元。案發時已失業超過一個月。
5.D1有一項刑事定罪紀錄,涉及兩項控罪,均與不誠實有關(「偽造虛假文書」罪;定罪日期2014年8月5日)。
量刑
6.大律師正確地指出,D1面對的三類控罪均無量刑指引;量刑基準視乎每一件案內情節的嚴重程度及被告人的角色。
控罪二:非法禁固
7.非法禁錮的最高刑期為7年監禁。大律師援引HKSAR v So Tang Fat CACC 183/1997、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達榮 DCCC 536/2010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顏惠悦、招天南及李志輝 DCCC 160/2010。
8.於HKSAR v So Tang Fat一案內有兩名上訴人(案中的第三及第四被告人)。第三被告人只被控一項「非法禁固」罪,經審訊後被定罪及被判處2年監禁。第四被告人則被控一項「非法禁錮」罪及一項「毆打致造成身體受傷」罪。他亦是經審訊後被定罪。就「非法禁錮」罪,第四被告人被判處18個月監禁,與「毆打致造成身體受傷」罪的3個月刑期同時執行。該案的第五被告人以高利貸借款予受害人。當受害人無力還款時,第三、四、五被告人及其他人將受害人禁錮共40小時,期間受害人被毆打。考慮案情之後,尤其是案情涉及高利貸,原審法官認為「非法禁錮」罪的適當量刑起點為30個月監禁。第三被告人認為他本身的參與次要,他亦沒對受害人使用暴力,因此不服判刑,提出上訴。上訴庭認為刑期恰當,上訴被駁回。第四被告人則就定罪上訴。他指當日他只是約朋友外出,根本不知悉會向受害人追收欠款。上訴庭同意原審法官的見解,指第四被告人睹到受害人被襲後仍繼續參與,他已採納了同案的行為,因此已是共同犯案,上訴被駁回。
9.於黃達榮案內的被告人承認一項「非法禁錮」、一項「盜竊」及一項「傷人」罪,被判處共34個月監禁。2005年4月,被告人聯同四名其他人士,包括謝耀明非法禁錮受害人(控罪一),並在違反受害人的意願下,與謝耀明偷竊一項據法權產,即中國銀行欠受害人的500元(控罪二)及連同謝耀明非法及惡意傷害受害人(控罪三)。受害人於2004年11月認識被告人。翌月,受害人開始替被告人派送毒品給客人。2005年3月,被告人將5,200元交予受害人作購買半安士可卡因。受害人按指示購得毒品後,將毒品售予他人,並侵吞貨款;之後一直迴避被告人。案發時,受害人於餐廳碰見被告人,並遭被告人帶往一單位內禁錮;當時謝耀明亦在場。禁錮期間,被告人迫脅受害人説出住址,亦拳腳交加襲擊受害人的面部、手部及雙腳。翌日,被告人帶受害人到他的住所,再次與謝耀明一同襲擊受害人,脅迫受害人交出金錢償還侵吞的款項。最後受害人獲准使用電話,要求朋友將500元存入其銀行戶口。同日約6時,一名不知名男子來到,要求受害人説出銀行咭密碼及交出銀行咭。被告人吩咐該男子從受害人的戶口提款。約20分鐘後,該男子回來,將500元交予被告人。同日下午約9時,被告人用一錘子襲擊受害人的膝部及背部。受害人呼救但被被告人用手掩住他的口部;被告人更警告受害人,如再發聲,便會再遭毒打。最後被告人再拳打受害人5至6下。翌日凌晨12時許,被告人用水喉通襲擊受害人的頭部,當時謝耀明亦在場。受害人的面部和後腦均受傷,傷口不停流血。被告人要求另一名男子到場,以針線替受害人止血。後來,被告人及謝耀明帶同受害人到一間夜店,向場內人士展示受害人,再將他帶回被告人的住所。當時受害人已感寒冷及暈眩。被告人再吩附謝耀明帶受害人往另一個單位禁固;被告人威脅再毆打受害人,但被謝耀明阻止。於該單位內,時有另外五名人士協助看守受害人。直至2005年4月23日清晨2時,受害人趁謝耀明與其他兩名人士熟睡報警,但行動被發現。謝耀明立即命令上述兩名人士帶走受害人,但途中受害人逃脫,到警署報案。結果謝耀明被拘捕,被告人則被通緝。受害人被送院檢查,發現右眼角有3 cm長的割傷,左額角有約4 cm的割傷,雙眼均有瘀痕,鼻及上唇有腫漲及瘀傷,X光亦顯示鼻骨有一裂痕。被告人於2010年才被捕。
10.法官指出,受害人被禁錮3天,期間被告人與同黨以暴力對待受害人,對他拳打腳踢。就算不考慮被告人用水喉通和錘子施襲,這次的非法禁錮已屬嚴重。被告人是主腦,扮演主導的角色。因此,就「非法禁錮」罪,法庭以33個月作為量刑起點,扣減認罪所得折扣後,刑期為22個月監禁。就「盜竊」罪,法官以13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扣減後刑期為8個月另20天監禁。就「毆打」罪,法庭以33個月作為量刑起點;扣減後刑期為22個月監禁。法官認為34個月的總刑期足以反映整體刑責(即總量刑起點為51個月或4年3個月),遂下令控罪一及二同期執行,而控罪三當中的12個月與控罪一及二分期執行。
11.顏惠悅案涉及三名被告人;3人承認一項「非法禁錮」罪及一項「勒索」罪,第二及第三被告人承認另一項「勒索」罪,第二被告人亦承認一項「處理贓物」罪。受害人(X)是一名17歲的中五男生。2010年7月14日,X與兩名朋友到澳門威尼斯人渡假酒店賭場觀光,在賭場內先後遇到數名不知名男子。有人向X及其友人推銷遊客會藉計劃,只要成為會員便可獲免費船票及港幣500元籌碼。X提供了個人資料及填寫表格後,他的手提電話被扣起;有人帶X到一個賭場賭百家樂,並指示X如何下注,結果X輸掉35,000元。有人要求X簽署35,000元借據,否則不能回港。X簽名後獲一張返港的船票。翌日凌晨約1時30分,X返抵上環信德中心港澳客運碼頭時便立即被第二被告人及一名不知名男子(該男子)帶到一間旺角的餐廳。該男子稱X的欠債已賣給其僱主,除非X清還欠款,否則不能離開。X亦按該男子的指示提供親人的住址。後來該男子帶X到一間足浴店,指X的欠債為15萬元,後減至9萬元。X要求離開,但不果。後來第三被告人出現。該男子從X的銀包取去港幣200元及澳幣200元,將澳幣交予第二被告人。該男子將X的iPod交給第二被告人後便離開。X獲准致電回家給父母。第二及第三被告人帶X到一間冰室;兩名被告人在此吃早餐。中午時份,X的姨母(Y)致電第二被告人討論欠款及相約見面。第二及第三被告人將X帶回冰室,第二被告人拿了X的身分證去影印,並要X簽署9萬元的借據。第二和第三被告人帶著X到遊戲機中心,再乘的士到佐敦道與第一被告人會合。在的士上,第二被告人將9萬元借據交予第一被告人;三名被告人一同看守X。三名被告人帶X到一間餐廳與Y見面時被埋伏的警員拘捕。X被禁錮期間,其家人接到索款電話。法官指X被扣押的13小時內被三名被告人及其他不知名人士先後穿梭扣押於不同地點,飽受驚嚇,只有一次可與家人通話。三名被告人行事有組織,亦非常積極投入本身的角色。第二被告人參與的時間最長,第三被告人稍短,第一被告人最短。第三被告人攜有用作聯絡X家人及勒索Y的手機;第一被告人則負責在餐廳與Y對話。就第一被告人面對的「非法禁錮」及「勒索」,法庭每項控罪以30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扣除認罪的折扣後,每項控罪的刑期為20個月監禁,兩項控罪的刑期同期執行。
12.大律師指2019年社會事件及2020年始的疫情嚴重影響被告人的收入。被告人在地盤工作時認識了一名叫「技安」的工頭。「技安」稱需要人手協助追收欠款,每次可獲2,000元酬勞。被告人遂答應參與,結果干犯本案。大律師指雖然被告人糾黨行事,但並非主導角色。正如被告人於錄影會面所述,當日他首次參與追收欠債,事前並不知悉PW1會被禁錮,亦不知道共有多少人參與。他看見PW1被禁錮在貨倉,參與者眾多,有感已「洗濕咗個頭」,「無膽去報警」,唯有硬著頭皮,按「技安」吩咐行事。大律師指當日被告人負責看守PW1,並非主腦;PW1於認出被告人時也只稱他是負責看守。雖然被告人有一項刑事定罪紀錄,但已是2014年的事。
13.大律師續指PW1被禁錮7個半小時,期間沒有被綑綁,或被物件塞口。被告人與另一人看守PW1時,PW1想吸煙,被告人將自己的香煙給PW1,亦給予PW1飯盒及飲品。PW1被䆁放時,被告人歸還PW1的手袋、銀包及兩部手提電話,亦召Uber送PW1回家。大律師稱被告人從沒向PW1動粗。
14.大律師指於黃達榮案的受害人遭禁錮約3天,並曾遭被告人及另一人拳打腳踢及以錘子襲擊受害人的膝部和背部。於So Tang Fat,受害人被禁錮約40小時,並遭毆打。大律師指,相對本案,PW1被禁錮7個半小時,被告人並非主腦,亦沒向PW1施以毒手;雖然被告人的同黨毆打PW1,但傷勢並不嚴重。因此,大律師要求法庭考慮低於33個月的量刑起點。
15.首先,本席無意對其他法官不敬,但大律師援引的案件中,只有So Tang Fat是案例;其餘兩件案件對本席並無約束力。大律師指尋找適用案例有困難。事實上,黃達榮的同黨謝耀明亦被控,法官於黃達榮案內不但有提及謝耀明的案件,還例出謝耀明就判刑上訴的案件編號(見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謝耀明CACC 336/2006,[2007] HKCU 796)。
16.於黃達榮案內,黃達榮是主腦,謝耀明的角色不但比較次要,還曾阻止黃達榮進一步傷害受害人。於謝耀明案內,被告人承認共三項控罪,即「非法禁錮」(控罪一)、「盜竊」(控罪二)及「傷人」(控罪三)。就「非法禁錮」,原審法官以30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而三項控罪部份分期執行。總刑期本為32個月(即總刑期起點為48個月監禁)。可是因謝耀明願意上庭指證其他同黨而獲兩個月的扣減。
17.本席亦不同意被告人沒有對PW1動手。D1承認於貨倉內,「PW1被七名男子包圍(當中包括D1)… 由於PW1否認欠「余仔」金錢並說自己沒有錢,該些男子便毆打他」(見同意案情第12段)。
18.另外,禁錮時間的長短只是法庭考慮的其中一個因素;其他因素包括糾黨人數、禁錮地點、對受害人的傷害及驚嚇、要求的金額等。雖然本案禁錮的時間比黃達榮/謝耀明及So Tang Fat都要短,但黃達榮/謝耀明案內的受害人主要被兩人禁錮,而本案涉及七名男子。與本案類同,黃達榮/謝耀明案內的被告人迫使受害人交出銀行咭及用其偷竊據法權產,但本案涉及5張銀行咭,而黃達榮/謝耀明案則只涉及1張銀行咭;本案內,被告人的同黨分別利用銀行咭提取現金4次,涉及總額超過75,000元,而於黃達榮/謝耀明案只有一次提款,所涉金額只是500元。本案內,被告人的同黨使用PW1的銀行咭在店舖購物,涉及欺詐行為,總金額超過48,000元;這令情節更嚴重。大律師援引的3件案件中沒有類似情節。於顏惠悅案中,受害人被帶往不同地點,但這些均為公眾地方,在眾目睽睽下,被告人難以動手傷害受害人。本案內,PW1被困於貨倉,驚嚇程度更高。黃達榮/謝耀明案內的被告人使用武器毆打受害人;本案涉及D1的情節沒有武器。本案的涉案人士要脅PW1轉讓兩輛汽車,大律師所述案件則沒有類同情節。因此,本席不同意大律師所述的案件比本案嚴重。每件案件有其獨特之處,將本案與其他案件作比較根本亳無用處。
19.事實上,上訴法院已多次於涉及「非法禁錮」的案件發表相同的意見:—
(1) 於 HKSAR v Wong Kam Chan [1999] HKCU 544,上訴法院指:
“…However, the false imprisonment in abducting someone in broad daylight, the taking over of his car by four men, his detention from 7 o’clock in the evening to about midday the next day and the clear threat not to release him till he paid, is a serious matter. The victim Ko made it plain that he went unwillingly and that he knew the men would not let him go. The abduction and detention of persons to enforce payment whether of legitimate debts or improper demands is by any standard a very serious offence. It is also recognised as being prevalent in Hong Kong. Wong was identified by the judge as the mastermind. The features mentioned by Mr. Hung simply do not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entence of 4 years was wrong in principle or excessive; nor do the authorities as we have indicated. Ultimately the offence of unlawful imprisonment here has to be judged on its own circumstances”.
(2)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Yiu Man Chun(姚文俊)[2011] HKC 125一案內,上訴法院指:—
“30. We do not consider ourselves to be assisted by the cases placed before us. The offence of false imprisonment carries a maximum penalty of 7 years. The type of offence with which we are dealing can occur in such a wide variety of circumstances that it will often, though not always, be difficult to come across a previous decision that exactly or even roughly matches the facts of a case under consideration”.
(3) 於HKSAR v Chan Ka Chun(陳嘉俊)[2015] HKCU 2770,上訴法庭指:—
“32. It has been said many times that, save in certain types of offence where guidelines have been issu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the exercise of comparing particular sentences passed on different facts, 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on different defendants is of limited utility.”
20.D1與6人糾黨犯案,光天化日下PW1被帶往貨倉禁錮共7個半小時,期間被七名男子包圍,拳打腳踢,在貨倉內孤立無援,驚嚇程度不言而喻。禁錮的目的是向PW1勒索40萬元,金額可觀。除此之外,還脅迫PW1轉讓兩輛汽車,交出銀行咭及說出密碼,情節極嚴重。本席接受D1並非主腦。先不論本案的盜竊行為,考慮到上述情節及D1的角色,適當的量刑基準為36個月監禁。D1適時承認控罪,可獲三分一的扣減。控罪二 的刑期為24個月監禁。
控罪三:勒索
21.大律師承認D1夥同他人犯案,但指D1並非出言勒索的人。她續指本案不涉及黑社會,亦非勒索收取保護費。她建議本席參考顏惠悅案,要求法庭以30個月作為量刑基準。
22.顏惠悅案只涉及三名被告人,而D1與6人糾黨犯案。PW1被拳打腳踢,脅迫下簽署40萬元的借據,轉讓兩輛汽車、交出5張銀行咭及披露密碼。顏惠悦案的被告人勒索時沒有使用任何暴力,勒索的金額(9萬元)亦遠不及本案。D1夥同他人犯案,罪責相同。
23.考慮到本案案情,本席認為適當的量刑基準為36個月監禁。D1適時認罪,可獲三分一的扣減,刑期減致24個月監禁。
控罪四及五:盜竊
24.大律師引述黃達榮案,指法庭認為涉案款額雖不大,但案中被告人迫使受害人交出他的銀行提款咭,說出密碼,再指示他人從受害人的戶口提取金錢(500元),令案情比一般盜竊更嚴重。大律師承認本案被竊金額為54,000元及21,871.20人民幣,涉及兩張銀行咭,因此比黃達榮案嚴重。
25.本席同意該説法。除了大律師指出的因素,其他嚴重之處是糾黨人士分別4次提款,還分別兩次行使他人的銀行咭。本席認為控罪四及五,每項控罪適當的量刑起點為24個月監禁。D1適時認罪,可獲三分一扣減,每項控罪的刑期減至16個月監禁。
總刑期
26.大律師指四項控罪源自同一事件,要求法庭考慮所有刑期同期執行。
27.HKSAR v Ngai Yiu Ching [2011] 6 HKC 238一案涉及多項控罪,包括非法禁錮。原審法官下令其他控罪的刑期與非法禁錮分期執行。被告人不服判刑,提出上訴,指所有控罪其實源自同一件事,刑期理應同期執行。
28.上訴法院指出:—
“13. When a judge is faced with the task of sentencing for multiple offences he is required as an initial step to identify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 for each offence and as the final step to achieve a total sentence appropriate to the culpability of the offender…
15. In the case of several offences committed in the course of a single episode,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ies might choose to proffer only one charge, where one charge embraces all the criminal conduct reflected by the evidence or, as in the present instance, separate charges for each criminal act.
16. If it chooses the former course, the instances of proved conduct embraced by the single charge but which could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separate charge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ciding what penalty reflects the true overall criminality.
17. But when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y elects the latter course, namely, to charge two or more offences arising from an episode of criminal activity, the objective is still the same; that is to say, the ultimate overall sentence must still reflect the overall and true culpability, although the sentencing judge must take care, first, to pass a sentence for each individual offence that is appropriate to that offence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its commission and, second, not to punish the offender twice for the same conduct.
19. The one transaction rule was not developed as an inflexible rule of law. It was never intended as anything more than a practical rule of thumb to guide judges in the exercise of the power to impose consecutive sentences so that the final sentence was not one that was unfair to an offender.
20. …All of this…became material for advocates who sought to argue that the multiple offences of which their client had been convicted were part of one transaction and that it inevitably followed that the correct sentence was one where all the sentences were concurrent.
21. There are several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is line of reasoning. First it runs the risk of elevating a practical working rule to a rule of law, thereby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to argue that departure from it inevitably meant that the sentence imposed on the client was excessive. Secondly, it tends to obscure the real point which is not whether two or more offences are committed at about the same time, but whether the second or other further offences add to the culpability or criminality of the first. Thirdly, it ignores the reality that whatever sentence is arrived at after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is still subject to the totality principle…
…The emphasis therefore should be a reflection in the sentence of true culpability disclosed by the offences of which the accused has been convicted. This is an approach which this Court has consistently adopted in recent times…it is likely to be a more effective approach in reflecting an offender’s overall culpability than one which becomes overly concerned with the one transaction rule, although in the case of more than one offence, the court must guard carefully against punishing twice for the same act. If the second offence which takes place in the course of the suggested single episode adds to the culpability of the first offence, it will normally follow that the sentence for the second offence will run wholly or partially consecutive to that for the first, to what extent, if at all, will depend upon an assessment of the totality appropriate for the conduct as a whole. As with most sentencing exercises, the approach is an art, sensitive to the individ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d the offender.”
29.根據上述案例,法庭須考慮的是總刑期原則,著重的是其他控罪有否加重「非法禁錮」的罪責,而非單憑時間相約或同時發生便下令刑期同期執行。本席認為適當總刑期起點為4年監禁。扣除認罪的折扣後,總刑期為32個月。本席於上文已提及,D1與同黨禁錮PW1的目的是進行勒索。因此,控罪二及三是同一事件,刑期同期執行。可是控罪四及五中,不但由PW1的銀行賬戶盜取金錢,還行使PW1的銀行咭購物,明顯地加重罪責。本席下令,控罪四的刑期與控罪五同期執行,但該兩控罪其中的8個月與控罪二及三分期執行,即總刑期為32個月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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