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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EC 859/2019
[2024] HKDC 237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僱員補償案件2019年第85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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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 |
CHEUNG KA F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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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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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答辯人 |
FONG CHOW WO trading as SHING CHEONG RESTAUR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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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答辯人 |
EMPLOYEES COMPENSATION ASSISTANCE FUND BO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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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答辯人 |
FUNG YUEN CHI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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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答辯人 |
陳永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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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訊日期： |
2023年12月13日 |
| 判決書日期： |
2024年3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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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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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本案中，申請人（“張先生”）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9、10及10A條就一宗於2018年4月7日發生的意外申索僱員補償。本席在日期為2023年9月26日的判案書評定第三答辯人（“馮先生”）為張先生的僱主並須支付張先生僱員補償合共港幣157,017元連同利息。除另有說明，本判決書的字詞及表述之含義與本案日期為2023年9月26日的判案書（“該判案書”）使用的字詞及表述的含義相同。
2.張先生於2023年10月12日發出傳票（“該訟費申請”），申請更改該判案書第52段的暫准訟費命令如下：
(1) 馮先生需支付張先生就本僱傭補償申請向第一答辯人（“方先生”）追討而產生之訟費（包括大律師證書），若雙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則由法庭評定；
(2) 馮先生需支付方先生就本僱傭補償申請作出抗辯而產生之訟費，若雙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則由法庭評定；
(3) 馮先生需支付張先生就本僱傭補償申請向第四答辯人（“陳先生”）追討而產生之訟費（包括大律師證書），若雙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則由法庭評定；
(4) 馮先生需支付陳先生就本僱傭補償申請作出抗辯而產生之訟費（包括大律師證書），若雙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則由法庭評定；
以下第 (5) 及 (6) 段為上述第 (3) 及 (4) 段的交替（“交替申請”）：
(5) 方先生需支付張先生就本僱傭補償申請向陳先生追討而產生之訟費（包括大律師證書），若雙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則由法庭評定；
(6) 方先生需支付陳先生就本僱傭補償申請作出抗辯而產生之訟費（包括大律師證書），若雙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則由法庭評定。
3.方先生和陳先生均反對該訟費申請。
有關法律原則
4.法庭在考慮是否需要由非成功被告人支付成功被告人訟費（及Bullock Order或Sanderson Order）的時候，首要考慮原告人以交替形式向多個被告人提出訴訟的行為是否合理。（China Everbright Finance Ltd & Anor v Chan Yung & Anor [2006] 4 HKLRD L2，第4段）
5.在Leung Lai Ha & Anor v Hon Sau Ling & Anor [1993] 1 HKLR 86（第 89 頁），上訴庭引用Sanderson v Blyth Theatre Company [1903] 2 KB 533的判決，指若有關訟費是合理應該產生的，在現代的處理模式中，應避免沿用迂迴的方法，應由不成功的被告人直接支付成功抗辯的被告人的訟費：
“The costs so recovered by the plaintiff are in no true sense damages, but are ordered to be paid by the unsuccessful defendant, on the ground that such an action as I am considering those costs have been reasonably and properly incurred by the plaintiff as between him and the last-named defendant… The modern practice, in order to avoid circuity, has been in such cases, where there has been no jury, to order the unsuccessful defendant to pay directly to the successful defendant his costs.… But of course a judge has jurisdiction to follow the old practice if he thinks fit to do so.”（重點後加）
6.包華禮法官在Fung Chun Man v Hospital Authority & Anor [2012] 1 HKC 531第6段，指出當一名被告人歸咎其他被告人需要為原告人的損失負上責任，那便是一個典型的 Sanderson/Bullock Order的案件，而除了各被告人之間互相指責的情況外，如果不成功的被告人否認責任，原告人面對真正的風險不能從其身上獲得補償，而原告人針對成功被告人的證據並不薄弱，其加入成功被告人及繼續有關訴訟是合理的情況下，法庭處理訟費時亦可考慮 Sanderson/Bullock Order：
“The classic case where a Sanderson or Bullock order is made is where the unsuccessful defendant blames the successful defendant and causes the plaintiff either to join the successful defendant or to continue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successful defendant. However, even absent such circumstances, it may be reasonable for the plaintiff to join the successful defendant, in cases where the plaintiff is faced with a denial of liability by the unsuccessful defendant and the real risk that the unsuccessful defendant may either be absolved from liability or unable to satisfy any judgment that may be obtained against him. In such circumstances, if the plaintiff is in possession of evidence that can implicate the successful defendant, evidence that is neither tenuous nor speculative nor far-fetched, it would be reasonable for the plaintiff to join or to proceed against the successful defendant and the court, at the conclusion of such a case, may, in the exercise of its discretion over costs, make a Sanderson or Bullock order.”
7.因此，根據有關法律原則，本席首先需要考慮張先生以交替形式向多個答辯人（包括方先生和陳先生）進行訴訟的行為是否合理；同時亦要考慮《區域法院規則》第62號命令第5條列明的各項因素。
張先生對方先生的訴訟行為是否合理
8.代表張先生的鍾大律師提出以下理據，指張先生對方先生的訴訟是合理：
(1) 馮先生在張先生與方先生初次見面時介紹方先生是成昌飯店的東主。本案的文件證據亦支持這一說法：
(a) 成昌就其三個舖位申請了三個商業登記，其中一個鋪位的商業登記顯示開業日期為2000年4月10日（意外發生前），另外的開業日期為2018年11月1日（意外發生後）。所有商業登記均顯示方先生為成昌的獨資擁有人。審訊時，方先生亦作供指當時將有關商業登記在鋪面擺放展示。
(b) 方先生與馮先生和陳先生安排簽署公眾街市檔位登記助手承諾書，並將有關承諾書呈交給食環署。承諾書內容清楚列明馮先生和陳先生是被僱用作為登記助手，而馮先生和陳先生在承諾書中亦註明其身份為僱員，表示並非成昌的擁有人，未持有成昌的任何權益。
(c) 從食環署發出的信件可見，食環署就與成昌有關的事宜一直都是致函方先生。
(2) 如區域法院法官羅雪梅於2021年12月15日把馮先生和陳先生加入本案作為答辯人的判詞指出，沒有任何人就有關成昌的轉讓通知商業登記處或更新商業登記。方先生一直對食環署隱瞞成昌轉讓一事（見該判案書第29段）。因此張先生在展開本訴訟前無法得知方先生已將成昌轉讓給馮先生，直到方先生在本案存檔回覆書時，張先生才得知成昌轉讓的說法。
(3) 方先生所述的業務轉讓方法與食環署網頁中就固定攤位小販牌照所發佈的資料不符。方先生在審訊作供時亦作供承認，在現行的制度下，如果他不再經營成昌，他是須要交出牌照，食環署是不容許他轉讓牌照。
(4) 方先生自己披露的證據難以令人信服。例如判案書第29(1) 段提到，方先生提供的「流水帳」中多次將電費、水費及租金，從馮先生的欠款中扣除。這方面的證據顯示他仍然需負上支付那些電費、水費及租金的責任，與他在本案中就轉讓成昌業務說法不盡相同。
(5) 方先生亦安排自己的家庭傭工到成昌工作。就此方面，他的行為與成昌東主或作為張先生僱主的身份吻合（Poon Chau Nam v Yim Siu Cheung t/a Yat Cheung Airconditioning & Electric Co [2007] 1 HKLRD 951）。雖然方先生後來解釋家庭傭工在成昌工作的工資是由馮先生支付，但這方面安排並非張先生認知範圍之事。
(6) 雖然方先生在其回覆書中提出已將成昌業務轉讓予馮先生的說法，張先生也不能不考慮馮先生的案情及證據。馮先生在日期為2021年6月22日的反對將其加入作為本案答辯人誓章中指，方先生並未把成昌業務轉讓給他，而方先生仍是成昌的獨資擁有人，仍然繼續營運成昌的業務，而他只是方先生的助手。馮先生給予勞工處的信件亦是類似的說法。張先生亦曾就此事向馮先生發信查詢，馮先生沒有作出書面回覆，只是透過電話重複上述說法。
(7) 陳先生對於成昌東主身份的立場，亦令有關問題更加模糊。陳先生在日期分別為2022年2月4日和2022年5月23日的誓章均指在成昌工作時，他和馮先生均是方先生的助手，他和馮先生是同事。但陳先生被加入本案為答辯人後，在他存檔的回覆書中，他改變先前的說法，並指馮先生才是成昌的東主，而自己是受僱於馮先生。
9.鍾大律師指出，綜合上述因素，傾向證明方先生為僱主的證據並不薄弱（參照Fung Chun Man第6段）。尤其考慮到方先生、馮先生及陳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各有不同說法，而本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證人的可信性，張先生就此問題上難以就法庭在此方面的裁決在審訊前作出揣測。這種情況與 Chong Ngan Seng v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 Others（CACV 54/2012，2013年9月25日）和Lau Foon Wing v Cheuk Lau Shek t/a Kamtorry Industrial Co & Anor（unrep，DCEC 757/2007，2008年9月29日）的情況類似，法庭在考慮原告人行為的合理性時亦不應忘記訴訟初期或審訊前的各種不確定性。再者，這種答辯人間互相指責的行為，已被法庭一貫視為頒布Sanderson/Bullock Order的一種重要元素Chong Ngan Seng，第22-23段，Fung Chun Man第6-7段，Hodgson v Guardall Ltd [1991] 3 All ER 823（第829d-f頁及830d-g頁）。
10.本席同意鍾大律師的陳詞，本席認為，考慮到上述因素，張先生加入方先生為答辯人並繼續向方先生申索的行為是合理。
張先生和陳先生之間的訟費問題
11.鍾大律師指，張先生（向陳先生作出追討而衍生的訟費）及陳先生（抗辯引致的訟費）的訟費，均應由馮先生負責，因為張先生對陳先生的訴訟行為是合理的：
(1) 張先生在訴訟期間加入陳先生作為答辯人，原因是方先生的證人劉柏雄在其證人陳述書中指稱方先生在2017年11月把成昌飯店的生意轉讓給馮先生和他拍檔陳先生，自此，成昌的老闆變為馮先生/陳先生。張先生因此而加入陳先生為答辯人的行為是合理的，這方面亦得到羅雪梅法官的肯定。
(2) 方先生本人在其證人陳述書及接受鍾大律師盤問時亦對陳先生積極提出指控，指陳先生並非只是僱員，而是馮先生的拍檔，兩人都是成昌的老闆。
12.就此問題，方先生的立場是，張先生應在不同階段經考慮証據後決定是否繼續控告案中答辯人，不可在針對方先生及陳先生的申索敗訴後便把責任推缷給方先生或馮先生：
(1) 方先生沒有建議馮先生加告陳先生，張先生在提出加告陳先生前亦不曾詢問方先生的意見。方先生只是在張先生提出加告陳先生的申請後，透過律師去信表示沒有反對張先生加入陳先生為答辯人的申請。
(2) 劉柏雄在其證人陳述書裏並沒有明確的表明陳先生和馮先生同是老闆，他只是說出自己的觀察及猜測。張先生不應把劉柏雄的證供視為方先生的証據或要方先生承受其責任。張先生亦可在審訊前向劉作出質詢（interrogatories）以澄清他的證供。
(3) 張先生承認馮先生曾向他表示馮先生打算承接方先生成昌的生意。張先生大可以向馮先生跟進及澄清他是否已承讓成昌飯店的生意。但張先生沒有這樣做。
(4) 根據張先生的案情，他是成昌的員工。成昌是一間熟食巿場內的大排檔，只有幾名員工，張先生不難確認誰是雇主。
(5) 張先生承認，他加告或繼續針對陳先生申索，是因他擔心如果他漏告了任何答辯人及/或對任何一個答辯人撤銷申索，最後法庭判定答辯人均不是他的僱主，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將不會支付賠償。這顧慮並不是方先生引起的。
13.代表陳先生的徐大律師亦指，張先生沒有實質的證據指稱陳先生為僱主，相關的文件證據（包括提交給食環署的助手承諾書、食環署的信函、方先生與馮先生之間的WhatsApp對話紀錄及方先生的對數紀錄）僅支持方先生只將業務頂手給馮先生，並不涉及陳先生，而劉柏雄的證人陳述書對陳先生是否僱主只屬猜測。
14.本席認為，考慮到本案審訊前披露的文件證據、各方存檔的誓章及證人陳述書（包括鍾大律師提及的因素），張先生加入陳先生為答辯人並繼續對其訴訟的行為是合理。無可爭議的一點是，方先生本人在其證人陳述書中及在審訊時仍然指稱陳先生與馮先生是拍檔，同為成昌的老闆。既然如此，張先生怎可能在審訊前了解到陳先生和馮先生的真正關係呢？在此情況下，張先生對因漏吿陳先生而得不到補償的顧慮至少有部分是方先生引起的。
15.基於上述提及的案例及法律宗旨，由於張先生加入陳先生為答辯人並繼續對其訴訟的行為是合理的，張先生與陳先生之間的訴訟而引致的訟費，也是合理衍生的。因此，本席認為有關訟費應由敗訴的答辯人馮先生支付。
16.鑑於以上結論，本席不需要考慮交替申請。為完整起見，本席認為，在張先生合理加入並繼續對陳先生訴訟的前提下，由敗訴的答辯人馮先生負擔訟費顯然比由方先生負擔該部分訟費合理；雖然方先生的行為部分引致了張先生對陳先生的訴訟，但未有證據顯示方先生關於陳先生角色的證供是故意誤導張先生或法庭的意圖，而各方就本申請提交的案例亦未有要求勝訴的被告人支付其他勝訴的被告人的訟費的先例。正如方先生的代表律師指出，在Hodgson v Guardall一案中，法庭只是討論被告人在互相指責時可能面對的訟費責任，並沒有命令勝訴的被告人須支付其他勝訴的被告人的訟費。
Sanderson Order或Bullock Order？
17.就Sanderson Order或Bullock Order何者更合適，霍兆剛法官在Chong Ngan Seng（第31-33段）解釋法庭在處理訟費的時候需要考慮實質的後果，Sanderson Order比Bullock Order更能公平地將未能向失敗被告人收取訟費的風險，在原告人及其他成功的被告人之間攤分：
“31. The English Court of Appeal in Michael Irvine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for the Metropolis and Ors. Approved (at §15) the trial judge’s comments that (i) the question of liability for cost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and (ii) ‘…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any practical consequence of making one order or another in terms of amounts to be paid is a subsidiary point and is not one that should weigh heavily with the court in considering whether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one party should be liable for another party’s costs or not.’
32. We accept and acknowledge the need to adhere to a principled approach. However, whilst the practical consequence may not weigh heavily, it seems to us that it is a matter which can be taken into account. Note 62/1/6 of the White Book...includes the statement that:
‘A trial judge was entitled, without infringing the requirement that costs should generally follow the event to make a Sanderson order rather than a Bullock order where the judgment was given against a co-defendant who was insolvent; because a Sanderson order would spread the hardship caused by the co-defendant’s insolvency and consequent inability to meet the costs more fairly between the plaintiff and the other defendant, both of whom were innocent parties, than would a Bullock order. The choice between a Bullock order and a Sanderson order in such circumstances was a matter for the judge’s discretion.’
33. In the present case, there is no certainty that the 2nd to 4th defendants will all be impecunious so that the 1st defendant would not be able to recover its costs from one or other of them. On the other hand, the amount of damages awarded to the plaintiff in the present case was the sum of HK305,115.55 with interest and these damages would be very likely significant eroded if the plaintiff were to be liable for the 1st defendant’s costs but unable to recover them from the other defendants.”（重點後加）
18.方先生主張Bullock Order較為合適，張先生應先向方先生支付訟費，再向馮先生追討相關訟費，原因是如果馮先生須支付張先生針對方先生的訟費及方先生的抗辯訟費，則方先生很大機會不能從馮先生身上取回訟費。
19.陳先生的立場是法庭不應頒布Sanderson Order，代表陳先生的徐大律師沒有就法庭是否Sanderson Order或Bullock Order何者更合適作出進一步陳詞。
20.鍾大律師指Sanderson Order更為合適：
(1) 張先生是由法律援助署代表。根據 Jiang Zhong v Yeung Chun Leung & Ors，DCPI 2407/2011，2016年4月18日（第36段），當原告人是由法律援助署代表，一般來說，如果原告人的行為是合理的，都是應以Sanderson Order方式處理，已由失敗的被告人直接支付成功被告人的訟費，而原告人不應附上其他被告人訟費的責任。
(2) 張先生應獲的補償金為港幣157,017。由於張先生是由法律援助署代表，如果以Bullock Order形式處理他和方先生及陳先生之間的訟費問題，而馮先生未能向張先生支付這些訟費的話，這些訟費亦會從張先生的補償金扣除；這情形與 Chong Ngan Seng 案（同樣涉及原告人由法援進行代表）相似，亦會導致張先生所獲的補償金近乎完全被扣除。若因為方先生與馮先生就成昌飯店的轉讓的隱瞞，導致張先生不能確定其僱主的有關身份，又因此實際上剝奪張先生的補償金，這會對張先生帶來嚴重不公的後果及困難，亦不能達到 Chong Ngan Seng攤分訟費風險的目的。
(3) 另外，在本案中，方先生直至審訊前均有法援代表，並無證據顯示他需要自行負擔訴訟費用。
(4) Bullock Order牽涉法庭兩次不同的訟費評估程序，而 Sanderson Order 只會牽涉一次性的評估。前者比後者更浪費時間及資源。
21.本席同意鍾大律師的陳詞。綜合以上考慮，本席認為Sanderson Order明顯比Bullock Order合理。
22.本席更改暫准訟費命令，並作出絕對訟費命令如下：
(1) 第三答辯人須支付申請人就本僱員補償申請及該訟費申請向第一答辯人追討而產生之訟費（包括大律師證書），若雙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則由法庭評定；
(2) 第三答辯人須支付第一答辯人就本僱員補償申請及該訟費申請作出抗辯而產生之訟費，若雙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則由法庭評定；
(3) 第三答辯人須支付申請人就本僱員補償申請及該訟費申請向第四答辯人追討而產生之訟費（包括大律師證書），若雙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則由法庭評定；
(4) 第三答辯人該支付第四答辯人就本僱傭補償申請及該訟費申請作出抗辯而產生之訟費（包括大律師證書），若雙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則由法庭評定。
23.最後，本席感謝各位大律師/律師的協助。
申請人：由法律援助署延聘鍾加康大律師代表
第一答辯人：由梁鳳慈律師行陳慧齡律師代表
第三答辯人：沒有律師代表，並缺席聆訊
第四答辯人：由鄧耀榮律師行延聘徐國基大律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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