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訴 青楊發展有限公司

HCMA000806/2002

HCMA 806/2002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罪上訴

案件編號：高院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02年第806號

（原官塘裁判法院傳票2002年第5021-50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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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彭偉昌

聆訊日期： 2002年11月26日

判案書日期： 2002年 12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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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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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訴人經審訊後被裁定六項逾期發放工資罪成立，違反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例》第23及63C條。上訴人不服，現進行上訴。

法律條文

2.有關的法律條文現節錄如下-

第23條:

"工資在工資期最後一天完結時即到期支付，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支付，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工資期屆滿後7 天支付。"

第63C 條:

"任何僱主如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違反第23、24或25條的規定，即屬犯罪，可處罰款$200,000及監禁1年。"

事源

3.本案有苦主三名，未獲準時發放的均為2001年8月整個月及2001年9月1日至5日的兩期工資，三人合共，就是六條控罪。

4.三名苦主未獲準時發放工資，經過如下。

5.首先，上訴人為一有限公司，專門發行報紙雜誌，由?下的分銷商出售，未能出售的則由上訴人退款回收。上述三名苦主，即由上訴人以月薪制聘用的司機，工作範圍包括替上訴人運載回收的刊物。2001年6月，上訴人懷疑包括上述三名苦主在內的某些員工，偷取從零售商回收的雜誌，乃私下展開調查。2001年9月5日，上訴人就此事報警，並把上述三名苦主停職，控罪所指的兩期工資，亦同時停止發放。一星期後，三名苦主向勞工處尋求協助，並獲安排於2001年10月16日與上訴人進行調解。上訴人於會上聽過勞工處的建議後，同意向三人發放所欠工資，並於2001年10月24日辦妥。2002年4月19日，勞工處就同一事件票控上訴人。

審訊過程

6.以上各點，均為控辯雙方無爭議的事實，並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65C條得以確認。

7.雖然如此，有關的三名苦主，均有在審訊期間出庭作供。除力證自已的清白外，其中二人，更堅稱由上訴人呈堂的招認書，是他們不情願下的產物。不過，正如裁判官在判詞中指出，本案的關鍵，並不取決於苦主是否真有盜竊行為。相反，上訴人既因有此懷疑而停發苦主工資，上訴人就得解釋，他們的行為，並非"故意"，亦非"無合理辯解"。

8.就這點，本席注意到，上訴人並未在審訊中傳召任何證人。他們依賴的，是一份雙方同意的聆訊記錄。有關的聆訊根據《僱傭條例》第64（2）條進行，目的是讓勞工處聽取上訴人對事件的辯解，以便決定是否提出起訴。從記錄的內容看，上訴人停發苦主工資，無非是希望與被盜財物的金額盡量抵消，否則不會有"要計算實際損失"等語。¹

9.無論如何，裁判官最後裁定，上訴人的行為屬"故意"，亦"無合理辯解"。他認為 -

"僱主扣除員工工資須受到第32條的限制，而僱主可以在這情況下將整份或部份工資扣押的說法是絕對不合理的。"

至於第32條的關係何在，裁判官則解釋 -

"《僱傭條例》第32（1）條，即扣除工資的限制，訂明除按照該條例所規定外，僱主不得從僱員的工資或到期付給僱員任何其他款項中扣除任何款項。

《僱傭條例》第32條，不像第9或10條，並沒有條文保留僱主根據普通法扣除僱員工資的權力，只有第32(2)(h)條保留僱主根據任何成文法則扣 除僱員工資。由此可見，僱主只能根據第32條扣除僱員工資，除此之外，並無他法。

本席明白扣除工資與扣押工資並非完全相同的概念。但由第32條可見，僱主扣除僱員工資的能力是受到很大的限制。本席質疑僱主扣押工資的能力。《僱傭條例》並沒有任何條款賦予僱主扣押工資。反而根據第23條的規定，僱主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支付工資，而且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工資期屆滿後7天支付。 "

本上訴

10.上訴人提出的幾個上訴理由當中，其中一個即裁判官忽略了上訴人之前從未干犯過《僱傭條例》的規定，亦即忽略了所謂品格良好對一般被告人應有的從優考慮。不過，正如控方的書面答辯提綱指出，上訴人記錄良好這點，實為雙方同意的事實，並以書面形式確認，辯方律師在結案陳詞中又一再强調，所以盡管專業及獨自問案的裁判官在判詞中未有提及，亦不表示他會對此有所忽略。控方援引Fok Tin Yau [1995] 2 HKC 450一案中定下的原則（455頁B-C），亦只如此。

11.再說，裁判官既接納上訴人因懷疑三名苦主盜竊而停發他們的工資，本案的事實基礎就清楚不過，是否「故意」及「無合理辯解」，則完全取決於對法例的詮釋及應用，所以記錄良好與否，亦關係不大。換言之，這項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12.其實，上訴人並不否認「故意」停發苦主工資，卻批評裁判官對「無合理辯解」一詞的詮釋。上訴人認為，這個用詞無論在本港的成文法或判例中均無既定解釋，所以應以"寬鬆"（Liberal）及"一般和日常用法"（general and ordinary meaning） 去理解，當然亦包括上訴人的主觀標準。另外，上訴人批評裁判官錯誤地引用《僱傭條例》第32條，帶入無關的考慮，與第23條混淆。

13.以上及有關的上訴理由，本席概不認同。正如控方指出，《僱傭條例》的詳題（long title）申明，該條例"旨在就僱員工資的保障訂定條文"，所以任何解釋均須以此為前題。控方援引Williams v North's Navigation Collieries [1906] AC 136一案，相關的成文法儘管不同，但亦點破性地道出勞工法例的一般立法精神，即"法例所建基的整個原則是工人需要保障。工人如果不獲保障，則可能會受到欺壓"。（146頁第5行）

14.尤要指出的是，在這立法精神下，有關僱主的規模大少、是否容易蒙受僱員帶來的損失等，均非適用法例時要考慮的因素。上訴人在上訴時，聲稱法例旨在針對無良小本經管者的說法，實無任何根據。事實上，僱主規模越大，僱員的討價還價能力便可能越少，但亦未必，所以根本不能以此作界別。

15.當然，上訴人亦提到，法律決不能只向僱員提供保護，而置僱主的利益不顧。對此，本席表示贊同，却不認為可以此角度去詮釋有關的法例。一言弊之，僱主若有任何損失，均可藉其他的法律途經進行申索，却不能漠視《僱傭條例》的規定，更不能試圖單方面把事情私下了斷。再引用Williams v North's Navigation Collieries (見上) 一案有關部份的全文 -

"法例所建基的整個原則是工人需要保障。工人如果不獲保障，則可能會受到欺壓。與此原則無相違背的是，法庭可在工人提出追討工資的訴訟中同時裁定僱主所欠工人的款項須由工人所欠僱主的款項抵消然而，僱主並不能取代法庭的角色，私下調查自已對工人提出的申索並作出對自已有利的決定。"²

16.至於僱主對事情的主觀理解是否可構成「合理辯解」，本席亦認為不可，否則僱主無論多苛刻，只要他真心認為自己的行為合理，便可置身於法例之外。當然，案件的細節，件件不同，但衡量合理與否的標準，卻只能是客觀的。

17.事實上， 上訴人援引的幾個判例，均明顯指向一客觀標準。例如Roles v Pascall & Sons [1911] 1 KB 982一案中，英國上訴法院大法官Buckley就說過 -

"對本席而言，「合理因由」就是僱傭關係中按理可考慮的因由。"³

另外，本港一宗勞資案（DCEC 784/98）中引用澳洲首席大法官Mansfield在Pascoe v The Nominal Defendant (Queensland)（no. 2） [1964] QD 373的說話就更為清楚 -

"合理辯解的意思是一個講理的人會接受為辯解的因由，一個與合理的行為不相違背的因由 ...." ⁴

當然，正如上文指出，這種客觀標準亦須符合一般勞工法例的立法精神，否則法例便可能失去應有的效力。

18.至於裁判官曾引用《僱傭條例》第32條，本席認為他只是對《僱傭條例》的立法架構進行了分析比較，並進一步指出，法例的限制嚴謹，如有成文法或普通法的保留，定必會像第32(2)(h)及第9及第10條般清楚訂明，否則便應視作排除。裁判官的這個分析，從上文他判詞的節錄中清楚可見，亦為本席所接納。

19.最後，控方提出，如僱主拒絕發放工資的背後原因是要抵消自己向僱員的某些追討，那"扣押"行為便等同"扣減"，而除非根據《僱傭條例》第32條行事，"扣減"又是非法的，所以一定不能構成第63C條的「合理辯解」。

20.本席認為控方的這個主張，極據說服力。控方援引Dalaney v Staples [1991] ICR 331一案，雖涉及對英國某成文法的詮釋，郤在原則上與他們的主張完全一致。

21.然而，上文提及、根據《僱傭條例》第64（2）條而取得的聆訊記錄，雖明確顯示上訴人有抵消意圖，但裁判官卻沒有就這點作出所需的事實認定，而只是較空泛地指出停發與盜竊有關，所以本席亦不宜就同一點作出裁決，否則便會超越本案的事實基礎。

判決

22.上訴人六項控罪的上訴，悉數駁回。

控方：由律政司冼佩霞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及伍淑娟政府律師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辯方：張雅棣律師行轉聘王穎妤大律師及許卓倫大律師代表被告人

1 有關記錄的部份原文是："The employer suspended the suspected employees' duties and withheld their wages because it needed time to ascertain its actual loss."

2 "The whole principle upon which this legislation is based is that the workman requires protection, that if not protected he may be over reached; and it is quite consistent with that principle to hold that in any such action brought by him to discover his wages, he may be liable to have the sum found on investigation before the legal tribunal to be due to him by his master diminished by the sum found by the same tribunal on the same occasion to be due by him to his master,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prohibited the master from as it were, substituting himself for the legal tribunal, investigating his own claim against the workman in his own office and deciding in his own favour." （原文）

3 "To my mind 'reasonable cause' means some cause to which, as between master and servant, regard may reasonably be paid." （原文）

4 "Reasonable excuse meant a cause which a reasonable man would regard as an excuse, a cause consistent with a reasonable standard of conduct ...."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