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彭順興的事宜

HCB 1319/199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高等法院破產案件編號1999年第13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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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關淑馨內庭聆訊

聆訊日期：2005年4月29日

判決書日期：2005年5月9日

判決書

申請的緣起及初步的爭議

1.2005年2月25日，破產管理署署長作為破產人彭順與（“破產人”）的受託人，發出了傳票，要求法庭就破產案中出現的問題，作出如下的指示：

在破產人的產業欠缺資金的情況下，或在呈請債權人周順鏞（“周先生”，也是唯一的的債權人）沒有提供資金的情況下，即使周先生已就《破產條例》（第6章）第19(2)條發出通知，請求破產管理署（“該署”）按照第19(1)條申請對破產人作公開訊問，該署也無需申請公開訊問。

2.上述的傳票是向周先生發出。本席在該署發出傳票的時候，曾以書面方式作出了一些聆訊的指示，命令該署把傳票及其報告送達周先生，又准許周先生在指定的時間內，提交誓章回應該署的報告。

3.周先生遵照法庭的指示，在2005年3月31日提交了回應的誓章，逐點駁斥該署的報告。在2005年4月16日，他提交了陳詞概略，首次提出在這次申請，他並無合法的身份作為訴訟的另一方，故此該署不應把傳票發給他，也沒有理由要他支付這次申請的訟費。周先生宣稱，破產命令作出後，他已經不是呈請人，他只是債權人，該署無故牽涉他在這次申請，是浪費他的時間云云。他又引用《破產條例》第12(1)條及14(1)條，由於法庭在2004年12月21日對他作出了破產命令（高院破產案件編號2004年第5334號），沒有法庭的許可，該署不得向他進行任何訴訟或法律程序，法庭也可以在他的債權人提出破產呈請後，擱置任何針對他的財產或其本人進行的訴訟或法律程序。

4.周先生上述的論點，都不能成立。

5.《破產條例》第97(1)條訂明，在破產案中可能出現的問題，無論是法律或事實方面，為了達致公正而需要解決這些問題，法庭都有全權作出裁決。在裁決之前，為求達到實質上和程序上的公允，理應給予受裁決影響人士一個機會，提出支持或反對的理由和証據。發出傳票給這些受影響人士，使他成為法律程序的一方，是正確的做法。

6.再者，該署在發出傳票之前，在2005年2月22日曾去信周先生，請他重新考慮會否提供資金進行公開訊問，及向該署說明在公開訊問他擬向破產人提出的具體問題；如果周先生拒絕上述請求，又堅持該署必須申請公開訊問，該署便會向法庭尋求指示，並就此向他送達指示的傳票，也可能向他追討招致的訟費。周先生在2005年2月23日覆信，全盤拒絕該署的請求。故此，該署在2月25日向周先生發出傳票，是恰當的。

7.《破產條例》第12(1)條，在此並不適用，因為在2005年1月10日，本席已循周先生所請，在他進行上訴期間，暫緩執行對他作出的破產命令。法庭在周先生的破產呈請作出後，沒有作出命令擱置對他進行的某些訴訟或法律程序，因此第14(1)條也不適用。

申請的事實背景

8.有關這個申請的事實背景，現敍述如下。

9.周先生在1999年5月28日入禀，1999年8月25日法庭對破產人作出破產命令。如前所述，周先生是唯一的債權人，他提交的債權證明表，追討的金額是HK$310,572.00，這是他在區域法院一宗人身損害案件獲判的賠償，連同利息及訟費。根據《破產條例》第32(6)條，即使破產命令解除，這並不免除破產人對周先生造成人身損害須付賠償的法律責任。

10.1999年11月2日，周先生去信該署，根據《破產條例》第19（2）條，要求對破產人進行公開訊問。與此同時，該署正着手調查破產人兩宗可疑的轉讓。首宗轉讓在1997年11月，破產人把在華達旅遊貿易公司（“華達”）的50%權益，轉讓給 女兒彭勃珍，指稱代價是抵銷他欠下女兒的債項，合共為HK$352,000.00。第二宗轉讓在1998年12月9日，破產人把他在華達餘下的50%權益，以H$60,000.00代價轉讓給親戚許有海。該署懷疑彭女士是否付出轉讓的代價，也質疑許先生的交易是否依據市值，因為按照會計師估值，華達當時50%權益的應有價值是HK$143,822.50。

11.2000年1月10日，該署去信周先生，認為破產人上述的資產轉移，表面証據成立，該署會跟進有關的法律程序，至於周先生要求公開訊問破產人，該署也會就這程序作出安排。

12.2000年4月25日，該署就上述兩宗可疑轉讓的調查進展，在信件對周先生作出詳細的交代。信件指出，由於目前沒有經費，該署會延遲進行對破產人公開訊問，直至收到破產人和許先生的回應，同時也探討破產人的家人會否願意代他清還債項。

13.2000年3月至2002年10月期間，該署沒有再收到周先生要求公開訊問。2001年3月8日，該署回覆周先生的查詢，指出實際的問題，是缺乏經費向彭女士和許先生提出訴訟，故希望能與二人達成庭外和解。

14.2002年10月9日，該署去信周先生，他需要提供有關的資金，該署方能安排對許先生提出訴訟。2002年11月10日，周先生重新向該署發出通知，要求盡快安排公開訊問。2002年12月5日，該署書面回覆周先生，可以考慮安排公開訊問，不過由於產業現存金額只有HK$5,555.60，不足以支付公開訊問的費用和開支，周先生需要提供資金，公開訊問才可進行。周先生在2002年12月9日和10日答覆，拒絕提供公開訊問及對許先生進行訴訟的資金。

15.2003年1月29日，該署在信件向周先生明確表示，不會補貼公開訊問的行政費用，他需要考慮公開訊問是否可達預期效果，及是否值得支付該程序的行政費用。2003年2月14日，該署去信周先生，如果他堅持要公開訊問又拒絕提供費用，該署便會向法庭提交報告，由法庭裁決是否必須進行公開訊問。

16.在2003和2004年，該署並沒有向法庭尋求指示，是否必須申請公開訊問，原因是這期間有另一個聆訊，關乎破產人可否在2003年8月25日自動解除破產。2004年6月23日，聆案官鄺卓宏作出判決，延長自動解除破產的期限至2005年8月25日。

17.2004年的下半年，該署和破產人再就債項作和解磋商。磋商失敗後，周先生於2005年1月28日，又再次要求該署安排公開訊問。

18.2005年2月7日，該署向周先生提出，公開訊問刊登憲報及速記員的費用，約為HK$19,400.00，如果他不會提供所需的費用，該署惟有向法庭申請指示。破產人的產業，只剩下周先生所繳交的呈請人按金的結餘，扣除截至2005年2月7日的一切支出，合共HK$5,009.60.

19.2005年2月8日，該署書面求周先生提供清單，列出他建議在公開訊問向破產人提出的問題，以便該署向法庭申請指示。

20.周先生在2005年2月7日和8日回覆該署，拒絕提供公開訊問的款項和問題。

21.如前所述，在發出傳票前，該署在2005年2月22日最後發信周先生，重覆解釋向法庭申請指示的原因。

進行公開訊問是否該署絕對的職責

22.周先生強調，對破產人進行公開訊問，是該署不可推卸的法定職責。他既然向該署發出了《破產條例》第19(2)條的通知，該署便有責任申請對破產人作公開訊問。周先生引用《破產條例》第77(b)條，該條文訂明：

“ 對於破產人，破產管理署署長的職責如下—

…

(b) 對破產人進行公開訊問；”

23.本席不認為該署有絕對的職責，必然要進行公開訊問，原因有以下數點。

24.第一，第19(2)條很清晰地賦予法庭權力，即使有不少於四分之一債權價值的債權人同意，發出要求公開訊問的通知，法庭也可命令該署，不需要作出公開訊問的申請。第19(2)條的開端文字，是“除非法院另有命令”。

25.第二，第77(b)條須與第19(1)和19(2)條一併閱讀。第19(1)條訂明，該署可在破產人解除破產前的任何時刻，向法庭申請公開訊問。

26.第三，從立法原意解讀有關條文，1996年通過了《破產（修訂）條例》，既然免除必定要對破產人進行公開訊問的規定，理應不會在同一法例另訂條文，制訂一個絕對性的職責，要該署必須作出公開訊問的申請。

27.下一個問題是，如何行使第19(2)條的權力，應否命令該署不需申請公開訊問。

公開訊問的經費

28.該署只要求周先生支付公開訊問的開支，即是刊登憲報和速寫員的費用，並沒有要求他支付該署律師或聘請外間律師，進行公開訊問的律師費。由於周先生拒絕支付任何公開訊問的開支，而產業所餘現金又不足夠，該署陳詞，無需在這情況下申請公開訊問。

29.周先生的反駁提出三點：

(1)  他引用《破產條例》第19(8)條，和《破產規則》第23(5)條及39條，該署無權要他支付開支；

(2)  他作為呈請債權人繳交按金HK$12,150.00，這已包括了公開訊問的開支；

(3)  該署拖延安排公開訊問，是行政失當，若產業餘款不足以支付公開訊問的開支，應由該署負擔。

30.本席同意該署的論點。《破產規則》第158A條訂明如下：

“凡破產令所針對的債務人並無可用的資產，則除非法院另有指示，否則不得要求破產管理署署長就有關產業招致任何開支。”

31.在產業沒有足夠資金情況下，該署並無職責應周先生的要求，申請或進行公開訊問。如果周先生不支付這程序的開支，他不得要求該署就產業招致任何開支。

32.該署也引用《破產規則》第79A條。本席認為第158A條已足夠，不需要裁定第79A條是否也適用。

33.至於周先生所依賴的《破產條例》第19(8)條，本席同意該署的觀點，這條文與本案情況毫無關連，並不適用。

34.《破產規則》第39條和第23(5)條，也不能支持周先生的論點。這些條文，只是訂明速記員的費用，可由產業支付，或由要求委任速記員的一方支付，並未訂明若產業資金不足以支付費用時，該署須支付費用或由公帑支付。周先生作為呈請債權人所繳付的HK$12,150.00按金，並不包括公開訊問的開支。本席也不認為該署在處理這宗破產個案，有任何行政失當的地方。

35.基於上述原因，本席接納該署提出的第一個理由，倘若周先生不支付該署所要求的開支，本席便指示該署無需申請公開訊問。

公開訊問是否有實質成效

36.除了公開訊問缺乏經費外，該署不主張進行這程序的另一個原因，是公開訊問很可能不會就上述兩宗可疑轉讓，揭露關鍵性的証據。再者，周先生既然明確表示，他不會提供任何資金，就可疑的轉讓提出訴訟，作公開訊問只會徒勞無功。

37.本席也傾向接納該署上述的論點。本席並不認為，這論點與該署反對破產人自動解除破產所持的立場，有矛盾之處。該署在2003年7月15日呈交聆案官的報告，在第9和10段清楚表明，雖然周先生要求該署作公開訊問，他卻沒有提供這方面的資金，該署需就此向法庭尋求指示；讓破產人自動解除破產，這樣會影響可能需要進行的公開訊問。這並非是承認公開訊問必然或應該進行，本席不認為該署是改變了立場。

38.《破產規則》第82A(1)條訂明，該署根據《破產條例》第19條作公開訊問的申請，在支持申請的報告，要“列出為何需要作出該項訊問的的理由”。2000年7月至2003年2月期間，該署已向彭女士、許先生及破產人的妻子廖順香，就兩宗可疑轉讓，作出深入的調查，要他們提供該署認為需要提供的資料及文件。對方已作了書面回應，提供部份的文件，彭女士和廖女士並且與該署會面，答覆該署的質詢。該署雖然不盡滿意解釋，但從實際的角度看來，認為即使進行公開訊問，調查也不會有突破的進展，本席認同這看法。

39.再者，該署曾數次要求周先生，提供在公開訊問擬提出的問題，以便該署審度如向破產人再作調查，是否有充份理據。周先生卻引用《破產規則》第82A(3)條，說他只會在舉行訊問不少於7天前，提供有關問題。周先生這樣的堅持，實在是不必要的，也只會令人質疑，進行公開訊問是否確有任何實質成效。

其他事項

40.周先生對該署管理破產人產業的指稱，本席已仔細審閱，認為行政失當和疏忽職守的指稱，俱不成立。該署在處理周先生的要求和投訴，從1999年8月至2005年3月，以書信、電話及會面形式，與他有187次的接觸，耗用了不少的人力及資源。與這次申請有關的書信和接觸，已於上文詳細列出，不再覆述。

命令及指示

41.就該署的傳票，本席作出以下的命令和指示：

如周先生在作出本命令的14天之內，不向該署繳付HK$19,400.00，以支付公開訊問的開支，該署無需申請公開訊問破產人。

42.本席在聆訊時已聽取雙方就訟費的陳詞。本席不接納周先生的陳述，他是無故被牽涉入這次的申請，原因已在上文交待。本席裁定，該署在這次申請的訟費，由敗訴的周先生支付。雙方對訟費的金額如有爭議，交由聆案官評定。

申請人：破產管理署署長，由該署薛花嘉詩律師代表。

答辯人：周順鏞先生，無律師代表，親自應訊。

上訴法庭認為法庭不應下令答辯人支付聆訊的訟費。請参閱CACV155/2005 日期:2006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