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茵明 訴 法律援助署

HCA 815/2006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民事司法管轄權

案件編號2006年第8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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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陳江耀

聆訊日期：2006年6月14日

判案書日期：2006年6月  19日

判案書

1.司法常務官陳爵先生於2006年5月15日頒令剔除這宗案件的傳訊令狀和申索陳述書，理由是原告的申索陳述書沒有披露合理的訴因和原告濫用法院程序。原告現提出上訴。

2.這宗訴訟的起源，是原告於2005年7月15日向法律援助署申請援助，以便她向警方索償，理由是警方無理地騷擾她。法援署在同日發信給原告，要求她於21天內向該署提供索償的證明文件，但原告沒有遵從該署的要求。該署於是在2005年8月8日再發信給原告，通知她說她的申請已被拒絕了。

3.該署在2005年8月8日的信中提醒原告，說她有權就該署的拒絕決定，於該信發出後14天內向司法常務官提出上訴。原告沒有在14天內提出上訴，也沒有在14天後申請將上訴期延長，以便她作出上訴，後來她在2006年4月12日向該署發出本案的傳訊令狀，要求該署賠償二千萬元給她。

申索理由

4.她的申索理由已被司法常務官陳爵先生在2006年5月15日的判詞中歸納如下：

「(1) 法律援助署違反香港法治精神；

(2) 法援署沒有公開聆訊她的申請；

(3) 法援署沒有回信；

(4) 法援署不替她追討二千萬賠償；

(5) 法援署協助政府殺人滅口；

(5) 法援署以非法手段協助政府安裝機器使她的行動受政府監視，有違保護私隱條例。」

5.該署在2006年4月27日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18號命令第19條規則，申請將這傳訊令狀和背書在其後頁的申索陳述書剔除，理由是：

「(a) 該傳訊令狀及申索陳述書並無披露合理的訴訟因由；

(b) 該傳訊令狀及申索陳述書屬於瑣屑無聊及無理纏擾；及

(c) 提及該傳訊命狀及申索陳述書實屬濫用法院程序。」

6.正如上文所述，常務官在2006年5月15日接受了這申請，剔除了這傳訊令狀和申索陳述書。原告就常務官的命令提出上訴，現本席從新審理該署的剔除申請。

法律原則

7.法庭只會在明顯和清晰的情況下（plain and obvious case）才會引用上述規則來剔除狀書，詳見《香港民事訴訟程序》2006年第一冊（下稱《程序書》）第18/19/4段，和案例The Artemis [1983] 1 HKC 46頁在第61頁C至D段。

無合理的訴訟因由 (No reasonable cause of action)

8.該署指原告的指控沒有合理的訴訟因由。本席認為一個合理的訴因，是指根據狀書內所提的指控，在法律上有勝訴機會的訴因 (a reasonable cause of action means a cause of caution with some chance of success when only the allegations in the pleadings are considered)（詳見《程序書》第18/19/6段）。

瑣碎無聊及無理纏擾 (frivolous and vexatious)

9.瑣碎無聊、是說這訴訟不可以用道理去辯論的，沒有基礎或勝訴機會的，這包括濫用法院程序的訴訟。無理纏擾、則是對對方構成欺壓 (A proceeding is frivolous when it is not capable of reasoned argument, without foundation or where it cannot possibly succeed.  A proceeding is vexatious when it is oppressive and/or lack bona fides.)（詳見《程序書》第18/19/8和18/19/10段。）

濫用法院程序

10.這用語意味著法院的程序一定要以真心誠意和恰當地行使，而不可濫用 (This term connotes that the process of the court must be used bona fide and properly and must not be abused.) （詳見《程序書》第18/19/10段。）

分析

11.有關原告對法律援助署的指控，本席現逐項討論。原告指該署違反香港法治精神，本席估計原告是指該署不接受她的申請，因而違反了香港的法治精神；但若她未有應該署要求提供文件給該署，該署除了拒絕給予援助外，別無他法，本席覺得該署這樣做並沒有違反香港的法治精神。

12.原告的第二項指控是該署沒有公開聆訊她的申請，但在法律上，該署沒有需要對任何法律援助的申請作出公開聆訊，所以這項指控也不能成立。

13.第三個指控是該署沒有回信，但證據顯示該署有發信給原告要求她提供文件，當她沒有回應時，該署便發信通知她說已拒絕了她的申請，所以這指控也不能成立。

14.第四個指控是該署沒有替她追討二千萬賠償，但她沒有應該署的要求向該署提供索償的證明文件，沒有提供任何資料或詳情以支持這數額，也沒有解釋這二千萬是以甚麽理由或任何方式計算出來的，只是在一些紊亂的文件裏說是特赦組織訂出來的，在這情況下，本席認為這指控也不能成立。

15.第五個指控是非常嚴重，她說該署協助政府殺人滅口，但她沒有指出誰人被殺和因何被殺，也沒有提供任何其他的資料以支持這指控。她在上訴時的口頭陳詞，也只是說警方在她家中的衞生間裝了竊聽器和影像攝錄機，以暴露她的私人生活和行為給公眾的大氣媒界，她口頭的最嚴重的指控是集體性侵犯，但她從沒有提及有人命的傷亡，所以本席認為這指控是無中生有。

16.最後一項指控是該署以非法手段協助政府安裝機器，使她的行動受政府監視，有違保護私隱條例。就算政府真的有安裝這些機器以監視她，她也沒有說該署怎樣協助政府。終審庭常任法官包致金先生在 Aktieselskabet Dansk Skibsfinansiering v Sheelock Marden & Co. Ltd [1994] 2 HKC 265一案第272頁C至D和273頁D至E說，指控別人串謀的訴狀，必須指出一個或多個明顯的行為，以證明每一位被告都有參與這串謀的協議，而這協議已被執行，更因此而引致原告人受損失，若原告未有這樣做，任何沒有被上述的方式包含在串謀指控內的被告，都可因此而從案中被剔除。

“To maintain its plea that all the defendants conspired together —in other words, to maintain its conspiracy plea in its entirety — ADS has to plead at least one overt act of all the defendants or, failing that, a number of overt acts which include at least one on the part of each defendant.  And the overt act or overt acts must show that each and every defendant had conspired together.” (273D to E)

“… the overt act or overt acts pleaded must be such as to show: (i) that the conspiratorial agreement alleged against the defendants had been entered into by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ii) that the agreement, and not merely the intention of one person alone, was implemented and (iii) that such implementation caused the damage complained of.

If the pleader fails to do that, then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failure is in respect of all the defendants or only some or one of them, then either the plea is liable to be struck out altogether or it is liable to be struck out as against some or one of the defendants.” (272C to D)

17.因為原告的申索陳述書沒有指出該署有參與任何明顯的行為，以證明該署曾參與任何串謀的協議，所以原告這一指控也是不負責任和不能成立的。

18.縱觀原告的申索陳述書，本席同意代表法援署的政府律師梁文亮先生的陳詞，認為這陳述書中所指的申索，都沒有合理的訴因，對該署來說更是瑣碎無聊和構成無理纏擾，原告這樣指控該署，也是濫用法院程序。

上訴的裁决

19.基於這些結論，本席認為常務官的裁決是對的，所以本席現撤銷原告這上訴，並頒下臨時訟費令，要原告支付給被告這上訴的訟費，若與案任何一方不滿這臨時命令，可在今天後14天內申請修改，否則這臨時命令便會自動變為正式的命令。

原告人：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庭。

被告人：由律政司梁文亮政府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