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葉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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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862/2008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08年862號 (原觀塘裁判法院案件2008年第3632號) ------------------------------
-------------------- 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彭偉昌 聆訊日期：2009年1月9日 裁決日期：2009年1月9日 判案書 1.上訴人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營辦賭場」罪成立，違反香港法例第 148 章《賭博條例》第 5(a) 條，處罰款3,000 元 。他不服，現就定罪提出上訴。 控罪 2.控罪指上訴人在九龍觀塘嘉榮街1 號至11 號油塘中心4 座1 樓107 室內營辦賭場，日期為08 年5 月5 日。 控方案情 3.案發當日下午3 時12 分，上訴人(一審時的被告(1))步出案發單位，被在外面埋伏的警員截停。上訴人透露他是單位的持牌人，警務人員乃行使「賭博授權書」所賦予的權力，進入單位，之後發現被告(2)至(5)圍坐在單位右邊麻雀枱的四邊，而且枱的櫃桶內有籌碼，枱上則有144 隻麻雀、3 粒骰子和1 個坐向庒牌。此外，警員還發現另一張麻雀枱和打麻雀的設備，牆上則掛有一張寫上「會員打麻雀請電 94903470」的紙張。 4.其間，上訴人向警員(控方證人(1))表示「任何人登記做會員，就可以喺上址打牌」和「個地方係啲會員耍樂，打吓麻雀，唔係開賭檔」。 5.結果 ，上訴人被控「營辦賭場」，被告(2)至(5)則被控「在賭場內賭博」。 辯方案情 6.上訴人選擇作供。他說單位只招待會員。會員須每年繳交年費100 元。會員會在單位打麻雀但不存在「抽水」的情況。 7.反過來，辯方同意麻雀符合《賭博條例》內的「博彩遊戲」的定義，而麻雀、骰子、坐向庒牌和籌碼是「賭博設備」。 一審裁決 8.裁判官在判詞中表示， 上訴人不可信，拒絕接納他的證供。反之，他認為控方證人(1)誠實可靠。事實上，上訴人在審訊中亦倚賴證人(1)說他(上訴人)對證人(1)所講的說話。 9.此外 ，裁判官裁定上訴人未能在「相對可能性」的標準下：(一)根據《賭博條例》第 3(3) 條的條文去證明案發時的打麻雀活動乃合法賭博活動；(二)推翻同一條例第 19 條的推定。 10.最後，裁判官裁定，上訴人是單位的負責人，必然知道單位是一賭博場所，亦必定是其營辦人。 本上訴 11.下面是《賭博條例》第 19 條的條文(只節錄相關部份)：
12.所謂「根據第 23(2)(a) 條進入的處所」，就是憑藉「賭博授權書」而進入的地方，就好像本案的案發單位一樣。至於「賭博設備」，它包括麻雀、骰子、座向庒牌和籌碼 ，就正如上文第 3和第 7 段提到、在案發單位裏面的發現。 13.如是者，第 19(1)(c) 條的推斷即產生作用，好使法庭推斷該單位為「賭場」——除非有「相反證據」反證。 14.問題是，「相反證據」(evidence to the contrary)並不等同於「法律責任」(legal burden)。「法律責任」需由控方承擔 ，亦即證明直至法庭肯定被告有罪的責任。相反，「相反證據」可來自與訟的任何一方，但在控方已達至「表面證據成立」(prima facie case)又或有「法定推斷」(legal presumptions)的幫助的情況下，辯方會有反證的壓力(evidential burden)而已。 15.換言之，「相反證據」的要求並不單單指向被告，被告因此也無須在「相對可能性」的標準下證明什麽。反之，證明被告有罪的「法律責任」從來都在控方，而且不論原因、不論出處，只要案中有「合理疑點」，被告都得被判無罪。 16.既然是這樣，裁判官指上訴人未能在相對可能性的標準下推翻《賭博條例》第 19 條的推定 ，是不對的、是錯誤地把「法律責任」轉嫁到上訴人身上。 17.這個結論，答辯方接受。有關《賭博條例》第 19 條的推論的法律，也可在Hong Kong Archbold 2007的 38-119至 38-120找到。 18.類似的結論 ，相當可能適用於同章條例第 3(3)及第 18 條有關被告要「證明有關賭博…...乃合法」的條文。不過，第 19 條的問題既足以判案，本庭亦無須再作研究。 判決 19.上訴人的上訴得直，定罪與判刑一併撤銷。
控方：由律政司高級檢控官林穎茜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辯方：由鄭氏律師行轉聘黃志偉大律師代表被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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