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e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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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572/2009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09年第572號

(原東區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09年第12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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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被告人	劉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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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潘敏琦

聆訊日期：2010年2月2日

判案日期：2010年2月2日

判案書

1.上訴人在聆訊後被裁定一項「猥褻侵犯」罪罪名成立，違反香港法例第 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122(1)條。他現不服定罪﹐提出上訴。

控方案情

2.第一控方證人李小姐事發時坐在一輛正在向西環堅尼地城方向行駛的城巴下層，她坐下不久，上訴人坐在她左邊，第一控方證人面向巴士左邊車身，右手向着前方司機位置，左身旁有一垂直的扶手在她身體較前的位置。她供稱突然感到有一手「攝」入其大腿與座位之間、大腿中間部分，感覺有三至四隻手指往上移向其臀部，歷時約五秒鐘，她隨即看見上訴人縮回右手。幾分鐘後，她再次感到約有四隻手指「攝」於她的大腿和座位之間，同樣再次向她的臀部移動了大約兩吋，並繼續向上移。她忍無可忍之下轉頭以英語問上訴人他正在做甚麼，並立即站起來，上訴人並沒有回應。第一控方證人向司機作出投訴，告知情況。她指後來上訴人曾說了“Miss, sorry”約三至四次。警員到場拘捕上訴人，警誡下，上訴人說:「我冇做過！」

3.上訴人在聆訊時選擇不作供，亦不傳召任何辯方證人。

上訴理由

4.上訴理由指，裁判官錯誤地裁定上訴人的作為有構成猥褻成分。

答辯人回應

5.答辯人指，實際觸碰的位置並非唯一的考慮，法庭應考慮包括了有關動作的整體情況，控方第一證人的證供顯示，上訴人的觸碰並非停留在第一控方證人大腿上某一位置，而是持續向第一控方證人的臀部移去的，此等觸碰實屬猥褻無疑。答辯人認為定罪並無不安全或不穩妥之處，上訴應予以駁回。

判決

6.裁判官正確指出，控方在證明了上訴人作出有關作為後，亦必須證明：

(1)  上訴人是有侵犯的意圖；

(2)  一個思想正確的人必須視該等的侵犯為猥褻；以及

(3)  上訴人有猥褻的意圖。

7.裁判官就總體的情況作出考慮，裁定有關的觸碰是有意圖的蓄意觸碰，並非意外的。

8.裁判官在考慮上訴人是否具猥褻的意圖時説：

「第一控方證人被侵犯的位置為大腿中間，單憑此位置不一定是猥褻，因這非極敏感的位置。但本案的證供顯示，上訴人向一名毫不相識的女乘客，把手指有動作地從大腿朝向其臀部的方向移動，法庭認為一個思想正確的人，必定視為猥褻。於當時整體的環境，上訴人當時並沒有其他可能的意圖或原因，法庭認為他必定是有猥褻的意圖。」

9.上訴人大律師力陳，第一控方證人的證供顯示，她被觸碰的是大腿位置，單憑此位置的觸碰並非明顯猥褻，而接觸的位置既非身體敏感部分，接觸的動作亦有別於上下移動的觸碰、或者是穿着裙子的受害人的裙子被掀起身體部分被撫摸之猥褻侵犯行為。上訴人大律師指，本案的正確裁決是上訴人干犯了普通襲擊罪而非猥褻侵犯罪。

10.裁判官是基於第一控方證人所指上訴人的手指攝入她的大腿和座位之間，有動作地朝她臀部方向移動，而裁定上訴人有猥褻意圖的。

11.本席認為上訴人大律師所援引的眾案例對本案幫助不大：

(1)  夏正民法官在HKSAR v Sze Lam Kwong, HCMA924/1997一案中下令上訴得直其中之一的理由，是受害人所描述唯一一次觸碰的位置是其臀部中間位置，模棱兩可。本案的第一證人的描述謂上訴人的手攝入之後，再從大腿往上移向臀部位置，位置的描述並無含糊之處。

(2)  香港特别行政區訴黄木發，HCMA527/2007案的受害人與上訴人屬同事關係，事發時一起佈置聖誕樹。上訴人在聆訊中曾作供解釋事發經過。杜麗冰暫委法官在判詞中倚重兩人的同事關係，而認為綜合整體情況，控方的案情並不足夠作出上訴人有猥褻意圖的唯一合理推論。但本案中，第一控方證人與上訴人素昧生平，情節與黄木發案截然不同。

(3)  至於HKSAR v Ng Kan, HCMA22/2005一案，貝珊法官已表明如下：

“  In this case the Magistrate’s abundantly cautious attitude was to the benefit of the Appellant, who, in my view is fortunate to have escaped the more serious conviction.  The incident must be viewed as a whole and the evidence of the enforced proximity, the encircling and touching of the victim’s legs, the thumb stroking and the kissing, if accepted, could have justified a finding of indecency.”

(4)  HKSAR v Oflas, Wilfredo D., HCMA781/2009的上訴人在聆訊中亦曾作供，案情有其獨特性，麥明康法官説：

“… The magistrate accepted that he may have done so as a result of PW1 having thrown a wet cloth at the face of the appellant earlier on the same day, and had further accepted the appellant’s case that he had kissed PW1 simply to insult her in response to her throwing the wet cloth and that he had intended no indecency in his actions…”